[独家]快男、民主与市场妥协：独立导演和选秀投名状

电影《归途列车》中，农民工的孩子在观看“芒果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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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题材纪录片《归途列车》里有个镜头，一位被父母寄予厚望的乡下姑娘盯着一台老旧的显像管电视，荧屏播的是被称为“芒果台”的湖南卫视节目。

在《归途列车》开始筹拍的2007年，湖南卫视推出了第一届“快乐男声”，那是“超级女声”红遍中国之后的选秀产品，芒果台也因这些节目而成为中国娱乐界最大的造星机器。“超女”和“快男”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选秀偶像，也催生出数量庞大且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粉丝团，而这些都成为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大众文化层面的一道时代标记。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范立欣的导演正在拍摄纪录片《归途列车》，试图以此捕捉中国的另一道标记——“城乡差距带来的春运大迁徙”。1977年生于武汉的范立欣，曾在电视台做过新闻记者，旅居海外几年后带着国际团队回到国内从事纪录片创作。这部《归途列车》对准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务工家庭”，它用平静甚至有些粗糙的画面记录了一个被高速车轮抛下很远的群体。而它引发的思考与关注，让导演范立欣获得了包括新闻与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内的数十个世界奖项。不仅如此，通篇汉语的《归途列车》还在美国的艺术影院获得了28.8万美元的票房。而有明星艾德里安-布洛迪与蒂姆-罗宾斯参演的大片《一九四二》，在北美上映的票房也不过31.2万美元。

在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内地，《归途列车》则被打上了“毫无市场价值”的标签，几乎所有主流院线都没有排映此片，甚至它连一个像样的上映日期也没有。提到2010年该片在中国市场的遭遇，范立欣面无表情：“其实《归途列车》所谓的‘上映’，就是在北京的一家艺术影院进行了‘单线放映’，加上别的城市有几场影展而已，总计场次在50场左右。”

与经历冷遇的《归途列车》相比，湖南卫视知难而上的选秀工程却一直是市场的宠儿。针对选秀和唱歌类节目，广电总局先后颁布过被称为“限娱令”与“限唱令”的管理条例，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项目也曾于2012年停办一年。但几经波折，他们还是拿到了《2013快乐男声》的批文，湖南卫视也将《快男》的首期节目定在了2013年的6月29日播出。与此同时，芒果台还拟定了一个拍摄“快男电视纪录片”的计划，因为2013年正是湖南台选秀的第十个年头，他们打算将这个电视片与《快乐男声》配套播出，以纪念自己在“选秀十年”间为中国娱乐界做出的贡献。此时，他们需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导演——最好他还能有些名气。

范立欣其实与人们印象中的“地下导演”并不一样，他的海外旅居经历让他在西方积累了颇为丰富的“制片-发行-放映”资源。但《归途列车》的国内票房不佳，使他触动极大。在那之后的一两年里，除了接私活外，范立欣一直在为纪录片能够登上内地主流院线而四处奔波：“我希望人们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纪录片，而不是一提到纪录片就是宋庄或者《舌尖上的中国》。我不是说宋庄那些东西没有价值，问题是，它究竟能被多少人看到？”范立欣认定，选择一个被主流观众接纳并可能产出高票房的题材，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投名状。“我不会接受自己的片子永远都去宋庄，那里的舞台不够大。”

于是在13年4月，有“快女教母”之称的天娱老总龙丹妮一个电话找到范立欣时，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而范立欣在与龙丹妮的第一次见面时也强调了自己的需求：“第一，为这种‘十年选秀’著书立说我没兴趣，我只希望对准一次选秀、具体到每个个体；第二，我对做什么电视纪录片也没兴趣，要做就做电影。第三，投资不需要太多，封顶不到2000万。”关于制作电影的想法，湖南卫视和天娱不是没考虑过，只是09年那部由张杰、陈楚生等快男参演的电影《乐火男孩》仅仅收获250万票房的先例，或许是他们当时的顾虑。

好在内地电影市场已然今非昔比，在二人见面后仅仅一周，《我就是我》作为电影立项了。就这样，范立欣的作品从当年那个看湖南卫视的打工女孩转到了湖南卫视本身。

“虽然这是一个迎合主流粉丝群体的纪录片，但我仍要在其中注入自己对社会学的关注、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关注、对体制的关注。”起初，范立欣还对这个题材雄心勃勃：“我希望以中国选秀隐喻中国民主。记得当时李宇春他们掀起的全民投票热潮吗？那是中国的百姓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投票器选出自己心仪的公众人物，这就是萌芽。我还想通过《我就是我》去展现个体与体制的关系，如果说秀场就像一台机器，那它一定有它的运行规则。你看那些选手在赛前一字排开接受训话的场景，它就像一个大人物在宣布他的规矩：到最后，最守规矩的留下，不规矩的离开，这就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