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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牛:这是我那一代的“致青春”


来源:广州日报

吴子牛:从1983年当电影导演开始,拍了十三部电影,获得了很多奖。我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这代人对于艺术和影视作品的判断,主张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有批判的“笔触”,这种批判不是为谁,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吴子牛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深对话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导演 观众看剧泪流满面他也一样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下简称《邓小平》)日前在央视首播,全景式再现了1976年到1984年间,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历程,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引发海内外媒体及观众和业界热议。该剧自从8月8日登陆央视以来好评不断,也伴随争议。

近日,记者专访了该剧的导演吴子牛,他讲述了该电视剧的创作经历,回忆自己亲历的那段历史。

吴子牛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导演,他必须从宏观到微观来把控全局。作为电视剧中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又忍不住一次一次沉浸其中。当观众在看该剧泪流满面时,导演吴子牛告诉记者,他也一样。

文/图 本报记者 张丹 实习生张莹姗

关于接片

在剧本基础上有自己表达

记者:1976年,您只有24岁,您当时在做什么?当年的历史,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吴子牛:当时作为知青,我已经回城了,在一个艺校学习之后,便在一个剧团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最后粉碎“四人帮”,我对政治都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一直都是“愤青”,知识青年出身,所以对国家大事非常关注,当时的中国青年对于政治的关注远远超过今天,主要是为国家的命运担忧。

记者:您曾经拍摄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大片,您觉得这部《邓小平》与之前拍摄过的那些大片相比,有怎样的特点?

吴子牛:从1983年当电影导演开始,拍了十三部电影,获得了很多奖。我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这代人对于艺术和影视作品的判断,主张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有批判的“笔触”,这种批判不是为谁,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我作为一个导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想拍一部跟知青有关的电影,跟自己切身实际有关的。在2013年,机会来了。看到这个剧本时我是很激动的,虽然不是全方位的,但是从国家人民的角度,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这个戏批判性很强。为什么这个戏一出来就得到了这么高的收视率,这么轰动,伴随争论?说明大家还是对这段历史关心,我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进步。我这回不只拍了,还在剧本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表达,有感于此。

关于演员

长得像还要演技好

记者:据说您当时三天就把剧本看完了?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吴子牛:对,一气呵成看完的,有五百八十多页,除了睡觉,起床就看。看完后,我想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就打电话给制片人,说我愿意接这个戏。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太多的话想在这个剧里说。

经历了反右斗争,我的家人就有被打成了右派,后来阶级斗争,加上自己背景不好,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到了红卫兵时期,我一直没有戴过红卫兵的袖章,这是很奇怪的。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红卫兵)刻钢板,印刷东西,我不是红卫兵,只是他们的助手。

粉碎“四人帮”之后,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政策,我们的命运不会改变。

到了高考的时候,在剧中,可以看到“血统论”的问题,关于家庭出身的问题。恢复高考,不论家庭出身,只要你表现好,我们就可以择优录取你,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没有这个决策,没有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视,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一步一步走下来,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每一个抉择和政策都是受到很多阻力的,举步维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那么容易的,直到今天也是,现在继续推行深化改革,也有很多阻力,但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这部戏的意义,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

记者:看完剧本之后,您对于演员的甄选是不是已经心中有数了?

吴子牛:从一开始我在筹备采风时,就有媒体说我这是电视剧版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我当时就纠正他们,绝不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里面的明星出演,萨日娜演卓琳,沈傲君演邓楠,王茜华演邓林,何琳演邓榕等,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的外形和历史人物年轻的时候比较靠近,这是第一。第二是,他们在这个戏里面戏不多,但是需要很好去演绎,要把邓小平这一家的亲情,对国家的大爱、对家的小爱表达出来。这个点在过去表现伟人很少用,这部戏就用这个去表达邓小平的感情。

还有很多历史人物,比如华国锋、胡耀邦,我们都是去找外形比较像,然后演艺又好的这些人。

关于致青春

经历苦难的一代人

记者:有评论说,这部剧像是你们那一代人的“致青春”,也是一部写伟人的片子,您是怎样看的?

吴子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比喻,写伟人,也是写时代,写时代就不可能脱离人民。这部剧对人民的各个阶层和群体都有描写,这是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人民是不能成立的。

它的历史厚度和社会面的广度都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题材,全景式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现在看来对人民的描绘是很成功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无望的,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爱是很深刻的,所以我一直在纠正媒体的一些语言,这不是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个跟我们是同时代的。

记者:1976年到1984年这八年,您的生活是怎样?

吴子牛:中国当时很多青年的命运和我是一样的,带着文革累累的伤痕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刻,我们等待中国新时代的开始。

我记得,在1966年时,全国“大串联”。我和几个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起跑出来,爬上煤炭的火车。结果,到北京时就剩下我一个,其他人都走散了。我到了北京火车站,出站时不敢往前走。因为当时火车站门口就拉着白底黑字的大横幅:黑五类子弟滚出北京。我当时觉得它就是在跟我说,但其实谁都不认识我。我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退回去。

后来,我看四顾无人才敢出站,去北京工业大学那里的学生登记处登记。住在那里时,我一天早上起来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那里扫地,当时他们告诉我,他是谭立夫,就是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人,害得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苦不堪言的人。我竟然住在他楼上!

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前途未卜,根本不知道未来怎样。经历过武斗、自然灾害时期,这些对我幼小心灵造成了伤害,我们是经历了很多苦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果没上大学,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是感恩的,不论中国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去克服它。

关于拍摄

112天拍得很丰富

记者:既然是全景式表现当年的历史,8年的历史如何通过48集电视剧体现出来?

吴子牛:我觉得选择这个节点特别好,有些尖锐的内容从没表现过,我们要强化,二度创作。比如第一集时就把中国态势写出来了,1976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中国的龙年,周恩来、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这个时候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都很关注,走什么样的道路,谁来掌舵,这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到1983年国庆,这8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没有漏掉,邓小平出来后第一件事是主动请缨发展科教,他请出了中国当时各个方面的精英。在北京,开“拜师会”,畅谈怎么建设我们国家,令人动容,开始没人敢发言,心有余悸,到后来,从不敢发言到控诉谏言。

不打破“两个凡是”就解放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是生产力就是空谈,最后恢复高考。一切都是艰难前进,知青开始报名,还有很多余毒在,一切都是“两个凡是”在推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还跌了两个百分点,这是很可怕的。邓小平说当时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宏图大业,我们国家就需要一个这样的领导人,敢担当。他不止一次说:出问题,我邓小平负责。在当时历史下,他不是一把手,他做这些决定可见他的政治胸怀,和对国家人民的大爱。

记者:现在的改革是不是也是如此?

吴子牛:是的,继往开来,我觉得改革是不能停止的,中国人民都不希望改革停止。我和国家是“同代人”,从赤贫的国家到现在发展富强,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克服,就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会越来越强大。

记者:从开机到杀青用了112天,这么短的时间拍整个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会不会有点仓促?

吴子牛:112天,其实我们拍得很丰富,看了就知道。我觉得不要用惯常的一个周期来看,对我们来说一天就相当于一周或十天的工作量,拍摄这么多天视频剪辑的机器就没关过机,所以都在赶。这部剧里面没有红卫兵了。不过,我觉得红卫兵挺可怜的。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关心政治,和当年有很大反差。这部戏是不是也是对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提醒?

吴子牛:肯定的,必须的。我们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有鞭策作用,震撼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我看微博,很吃惊,很多年轻人晚上都陪着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看这个电视剧,一起飙泪,听他们说年轻时的故事。包括一些“00后”的,“90后”的,他们的微博很有意思,比如以前不知道谁是华国锋、刘少奇,我们这里面是很细腻的展示。

关于细节

“我从一开始就不担心”

记者:我也看到这部戏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像三公一母吃螃蟹,王洪文拍标准相,头发三七分,描述得这么详细是否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吴子牛:三公一母吃螃蟹这个事是有的。不仅仅是在北京,一些沿海大城市,能有螃蟹的地方,以及内地能抓到一些旱螃蟹的地方,应该都记得这个细节。主要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太猖狂,而粉碎“四人帮”是在老百姓吃螃蟹的秋天,就以这个来表达。

还有一些细节,我看到持反对意见的人。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那段时期,我相信我们的编剧团队。因为我们这个编剧团队有研究党史的人,这么重大严肃的题材,他们不会胡编乱造。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中,有拍过这段历史背景下的故事吗?

吴子牛:我之前在1986年拍过一部电影叫《最后一个冬日》,是根据乔雪竹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三个不同家庭的小孩到西北劳改大营去看望他们的亲人,写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这个影片就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在西北的荒漠中做苦力改造。

关于脱敏

“这是政治的开放和进步”

记者:现在每天追捧这部剧的人都在增加,收视率不断上涨,您对这部剧作算不算满意?

吴子牛:就目前而来,我只能这么说,现在创作环境所允许的条件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大多数人关注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因为政治上任何细小的变化都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记者:像胡耀邦和华国锋这样的人物,好像很少在电视剧中出现,华国锋的形象这是头一次在电视荧幕中出现,您感觉效果怎么样?

吴子牛:我觉得这是政治的开放和进步。华国锋真的是从“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在电视里出现。我记得胡耀邦曾经在一个电视剧里出现过,但不是主要人物,而且是战争年代。

记者:这些过去看起来比较敏感的人物,这里面都描绘了。

吴子牛:对,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媒体用得比较多的词是脱敏,确实很多是第一次表现,而且是在环环相扣的故事里表达出来,这的确是第一次。

记者:您拍了这么多的电影,对中国从敏感到“脱敏”,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吧?

吴子牛:肯定的。文艺表现尺度是与时俱进的。今天媒体使用“脱敏”,脱敏一个国家级的题材,中国这么重要的改革开放,8年,所有的大事件都在里头,包括很多影响到今天的大事件也在里面,能够让一个导演含有敬意地去表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有报道称,这个剧的碟送去核审时有一万多张。

吴子牛:没有这么多,这可能是有些人形容罢了。不过,我们的确比一般的要多,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邓小平外事活动,访美等,这些就要请外交部同志看。涉及到台湾、香港、澳门,请港澳台部门同志看。而且一般电视剧涉及到蒙族藏族的也一定要请国家民委看,涉及面多、广,要请这些领导看的碟片就多。

标签:影片 建党 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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