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正道：我的世界观很积极 所以能和审查做朋友

凤凰网娱乐专访《重返20岁》导演陈正道

在香港中生代导演逐渐退潮的今天，越来越多台湾导演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冒个尖透口气，还能一跃龙门，这条鲤鱼就是陈正道。

眼下，陈正道的新作《重返20岁》再次证明了他运转一部商业电影那一肚子的功力，上映首周票房达到1.24亿人民币，口碑平稳上扬，由此，向来拘谨的杨子姗有了“放得开”的代表作；魔力偶像鹿晗“触电”首秀不必担心重蹈“同类”韩庚的覆辙；连许久不动筋骨的王德顺老爷子也都两鬓腮红，焕发第二春。“蒙有乌尔善，台有陈正道”，说的是技能，也是体型。更庆幸的是，陈正道比围观者更清醒，“《重返20岁》没有高深的电影语言，没有那种资深影迷的评论价值。”是的，在陈正道的维度里，拍一部《101次求婚》才换来一部《催眠大师》，那拍了《重返20岁》，尚不敢想他接下来“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

倒是有一点可以保证他今后从影路上少了半数荆棘，那就是他积极的世界观，“我相信美好的事，我相信感情会成真，相信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犯的错会被原谅，所以我还能够跟‘审查制度’做朋友。”而你一定无法想象，十年前，他转瞬就会被整个台湾制片方“驱逐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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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影岁月：看港片长大看张艺谋开窍

在2006年《盛夏光年》成名前，陈正道还是个刚刚从“职业”影迷转行到职业导演的新人，生于1981年的他经常被剧组欺负“没经验”，想想看，摄影师年龄大他一轮，片场对他难有尊称，也是脸面使然。

对于那时候的他，谈什么最有经验呢，恐怕还是谈电影，“我很早就喜欢上电影，小时候看港片，看周星驰，看《家有喜事》，纯粹是觉得好笑好玩”，看来，身在台湾的陈正道和所有内地“80后”迷影份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唯独区别在于，陈正道是看大银幕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港片最后的辉煌，大量港片输出台湾，在好莱坞尚未全盘接管的年代（1993年以《侏罗纪公园》为首的好莱坞大片疯狂入埠，加之港片粗制滥造遭台湾片商大批退货，从此港片开始在亚洲市场走下坡路），“一成二周”（指成龙、周星驰和周润发的贺岁电影）紧紧攥着台湾观众的口袋。陈正道尤其喜欢周星驰的喜剧，其中周星驰与杜琪峰合作的《审死官》是他至今每逢电视台播出都会老老实实坐下来从头看完的电影，“台词、情节、结局各个方面我都猜不到的，猜不到他可以这样翻案……梅艳芳跟周星驰的关系当时很震撼我，梅艳芳可狠了！”实不相瞒，陈正道喜欢《审死官》远胜于内地影迷顶礼膜拜的《大话西游》，“我最喜欢的周星驰电影前三名是《审死官》、《喜剧之王》，再来是《济公》，很妙，《济公》是个悲剧，不管你多努力，你是改变不了人的本性，妓女是妓女，乞丐是乞丐，坏人是坏人，他最后的结果也不算救赎。”

听上去，少年陈正道的心中潜伏着一层灰暗的世界观。而他“看不上”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很大程度上在于观影当天他被老爸拽去看《活着》，“那个时候台湾很多片商投资了张艺谋在内地无法上映的电影，譬如说我是在电影院看《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你想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六、国一，根本不该进电影院看这种主题的电影。”结果，没看成《大话西游》的陈正道开了电影的窍，这“窍”的名字叫电影审美。陈正道完全被生活在彼岸的另一群国人洗了髓，和富贵的悲惨比起来，济公似乎不算什么。

从此，陈正道一发不可收拾，把当时张艺谋所有电影看了个遍，顺藤摸瓜，他开始关注到本土金马影展的电影，原来世界上除了张艺谋，还有侯孝贤、蔡明亮，再放眼望去，还有吊炸天的法国新浪潮，有特吕弗和戈达尔，有无穷尽的影史经典。陈正道成了疯狂的影迷，无脑娱乐电影与文艺逼格电影两手抓，甚至想用上脚。逐渐地，陈正道开始寻找一种电影的“中间值”，它既能满足观众的娱乐期许，也能感受到作者导演的存在感。比方说，看完《第六感》，注定要在今后拍一部悬疑逼格电影，“最后发现原来他是一个鬼，香港片结局是不会突然有人扇了你耳光，原来电影可以是这样的”；看完《美国丽人》，发现很多艺术片需要努力营造聆听的姿势，但这次不用，“萨姆-门德斯做到很重要一点是你不用调整，你坐下，我娱乐你，该笑的时候让你笑，紧张的地方让你紧张，魔幻的地方让你觉得魔幻，但最后他带给我的电影能量不亚于任何的艺术片。”

直到国三那年看了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陈正道今后的电影性情才彻底觉醒，“电影讲到很多话题：变性人、HIV，然后各种妓女、修女，各种边缘的东西，但是他又用很包容的方式把他演完了。我现在还记得那部电影演完的时候当时我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做电影导演这件事很特别。”

这个时候，他不再需要播放设备了，他需要一台直录设备。“花言巧语”之下，陈正道让喝醉的父亲为他买了台摄影机，然后用它拍了十几部短片，甚至报名参加国际影展。

不再宁居影迷。

初搅影坛：从对抗教育体制到得罪全台湾片方

是不是每一个要成大气的新导演都会在处女作里封存自己的青春期？姜文是这样，杨德昌是这样，老马丁也是这样。陈正道绝对不是，因为他拍摄处女作时（《狂放》，2004）也正经历着错愕的青春，与其说存放，不如说是打碎了琉璃瓶，发泄释放。

“拍《狂放》时自己还比较懵懂，讲的东西很多，同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堕胎……我们上学的时候充斥着这些东西，因为是艺术学校，所以那个电影中讲的是对抗体制，你觉得大人很讨厌，老师很讨厌。”陈正道还举了一个他后来拍摄五月天音乐电影《未来》的例子，说有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骂学生说你现在都不好好读书，将来想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将来做老师，“老师最不用努力，老师最能够说什么是什么，我觉得那一段台词总结了我25岁以前所有的创作作品。”

《狂放》真的要狂放了？电影被当时威尼斯主席马克-穆勒的选片人选中，直接送进2004年威尼斯影展影评人周竞赛单元。带着“要牛X了”的亢奋劲，陈正道坐着飞机登陆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历史最悠久的那个。到了威尼斯他还发现，自己是威尼斯历史上入选国际影片竞赛中年龄最小的导演，回忆这段经历，陈正道小有感慨：“我当时很骄傲，23岁，很小，五年前我应该还是威尼斯国际影片中最年轻的入围者，后来被伊朗一个19岁的小女孩取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些“数字吉尼斯”都是障眼法，《狂放》在威尼斯遭遇的差评足够让陈正道捂面遁地，先是观众走了一半，到了晚上更是有媒体质疑威尼斯选择此片的专业度。陈正道咽不下这口气，与选片方理论，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因为你是台湾新生代，影展缺一个这样的新生代。

看上去，威尼斯史上最年轻入围国际影片竞赛的导演，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为威尼斯做头条稿件。但是在今天，陈正道仍然对《狂放》这部在国内电影互联网站上都找不到词条的电影念念不忘，寻求一声回响：“我觉得它很重要，它能够表达台湾‘80后’一代很重要的一段情感。你看台湾为什么那么多电影探讨性向，那么多电影探讨青春，‘80后’那一代，就是现在内地的‘00后’，父母非常有钱，能够送我们出国，不要求我们赚钱养家，读书读你想要读的学校，你的人生就只剩下情感爱恨纠缠。再来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拍得很好。”

在了解到威尼斯最受欢迎的台湾导演是侯孝贤而不是陈正道后，这个23岁的小伙子折返台湾，像赌气一样，先用惊悚片《宅变》捞取1800万新台币票房，卖出了10国版权，再用《盛夏光年》包揽当年台湾电影青春牌口碑，并贡献了一个金马奖最佳新人（张睿家）。当《盛夏光年》在宣传时打出“蓝色大门+断背山+春光乍泄”的口号时，市场竟然没有反感，足见电影自身的独特品质。

这份品质很快把陈正道“击垮”。谈起当时“台湾电影救星”一般的狂妄心态，他回忆说，“很严重，很骄傲，能拍类型片，也能拍青春片，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接下来近六年的时间了，陈正道主要做了三件事：毁约、赔钱、又毁约。“就是跟谁工作你都不太理他们，承诺人家的事也没做到，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整个就是消沉，到现在还会有台湾的电影人说我坏话，”问及到底得罪台湾多少片方，陈正道惭愧地低着嗓门说，“整个台湾吧。”虽然一直没有和自己老一辈偶像比如说侯孝贤、蔡明亮接触过，但是他觉得当时台湾电影前辈应该都觉得这个小孩子没得救了。

唯一能够拯救陈正道的，是当年醉酒给他买了台摄影机、酒后酿祸的男人，“当时不管得罪谁，爸爸都帮我去处理，违约了，违约金他拿出来付，欠人家钱他都出来还，”采访中的陈正道这时想起70岁的父亲还在外面等待自己去看《重返20岁》的首映，下意识地感受了一下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他当时就说我太目中无人，确实是我做的不好。”

而立之年：反攻大陆驱散阴霾

时间会证明，台湾电影失去陈正道是不健康的决定，就像他们失去过一次陈国富。但说“失去”有一丝过火，纠正下，其实是大势所趋，世事弄人。

那么陈正道如何从“失片”的阴影中走出来呢？陈正道又做了三件事：拍MV、拍广告、做设计。这三件事每件都做得极好，而这种极好却让他懊恼。“在拍广告的时候，每天拍着产品，我就觉得这关我什么事；拍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如果不是剧情类，就不高兴，就觉得拍得不好；去做设计，接了案子做完了，做得很好，也不开心，那个时候已经五六年没有拍电影了，”陈正道不再想别的形容词，斩钉截铁地说：“我可能一定要逼自己成为一个职业电影导演，不然这一生不会快乐。”

不得不说，真正唤醒陈正道斗志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如今远远被他超越的彭浩翔。那是在2010年，这一年，被内地互联网产业称为“网剧元年”，畅游在这元年泳池里的人，就有彭浩翔和他的“4+1电影计划”，所谓“4”代表4部在网上公映的《四夜奇谭》系列短片，“1”就不多说了，那部电影似乎辗转反侧并未开机。陈正道口气很大，一人包揽了四部短片中的三部（《假戏真作》、《谎言大作战》、《爱在微博蔓延时》），据说四部短片的点击量累计超过2亿，数字真实性不清楚，但陈正道自己却龙腾虎跃，恢复了电影感知，“我想要说故事，用电影的方式。如果彭浩翔当时没有找我拍，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会搞清楚，其实我只想拍电影，我到现在为止在内地拍片，我很乖，或者是说我应该算一个高产的资优生，我都是在预算时间内完成，然后达到一定的回报、一定的精致度，我现在这么乖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要拍电影过完这辈子，所以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不认真，没有做好或者不尊重电影，因为我做过一次，我觉得那六年不拍电影的代价太大。”

凭借这三支短片的热度，陈正道在2010年通过制片人接手《幸福额度》的项目，这是一部关于在当代生活中如何刷信用卡的电影。当然不是了，这首先是一部爱情电影，但常年观摩父亲为自己刷卡，陈正道对信用支付与道德判断上的思考累积并不淡薄。该片于2011年上映，最终取得3300多万人民币票房，比他在台湾拍摄的电影票房都高。巧合的是，这一年是他的而立之年：“我30岁了，《幸福额度》拍的是我面临现实要抉择的问题，能适合华语市场已很开心。”

运气来了，陈正道没拦住。2013年的《101次求婚》和去年的《催眠大师》在市场上反响节节高，后者2.7亿票房更是创造台湾导演在内地上映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在车轮采访时，脑洞大开的电影媒体总是拿《盗梦空间》与其做对比，让陈正道陷入无论怎么回答都会被“做”标题的尴尬。从他的出身成长，些许能猜测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些记者的看片量真是太少了。

如今，陈正道会把一年行程等分三份，三分之一给内地，三分之一给台湾，三分之一给旅游，“最近回台湾有人问我如果在内地发展怎么接地气？我觉得不用接地气，首先你得学会尊重这边的观众，我跟北京这边的朋友越来越好，后来发现，大家对爱情、对亲情、对于恐惧，对于很多事情关注是一样的。”

说起尊重观众，陈正道在采访中还谈到拍摄《重返20岁》如何“抵制”植入广告的问题，毕竟热钱越多，商业产品植入就越多，而贺岁档从《撒娇女人》、《匆匆那年》、《早更女友》再到《重返20岁》，“快递哥”的演技也在增长，《重返》里的“快递哥”甚至在离场时转头看了眼女演员，那对于企业形象来说形同于一个bug，“对，我让他转头的，而且那个快递员角色是我选的，他演得还挺好，”陈正道的回答让记者本是玩笑的发问掷地有声，“我觉得快递员转头合理，有一个女的气呼呼的把你挤开，你一定会看她一眼。你刚刚说的四部片都已经出现伤害电影的植入，但我们是植入做得最尊重观众的，你不得否认。”

从迷影暗地也妖娆，到两岸正道是沧桑，陈正道演绎的电影叫归心。“我觉得我是积极的，我相信美好的事，我相信感情会成真，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犯的错会被原谅，”最后总结自己的电影世界观时，陈正道释然地说，“所以我还能够跟‘审查制度’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