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用崔健式摇滚给了这时代“一枪”

崔健

在“独树一帜式的存在”方面，中国乐坛大概没有哪个人能像崔健这样，有着穷尽文字都无法叙说的独特。在很多人惯用“我就是我，人群中不一样的烟火”的状态栏介绍遮掩平庸的语境中，崔健以他自身和这个时代的差异，成为这个时代的同在者。

也因为差异横亘，这位被尊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摇滚老炮儿，一直拒绝被定义。在9月30日也即他时隔三十年从工体馆唱入工体场的前夕，他在受访时还拒绝了“摇滚教父”的头衔，“反正现在人们已经不叫鲍勃·迪伦摇滚教父了吧，因为一说鲍勃·迪伦，他就是鲍勃·迪伦”。

的确，被用烂了的“××教父”跟崔健那无二的个人印记不登对。左小祖咒就曾自命“摇滚神父”，以嘲讽那种与摇滚精神不搭的“父权”迷恋思维。

非得形容崔健，恐怕最合宜的表述方式是：崔健是崔健之后摇滚滚得最彻底的。他就像摇滚界弗弗西斯，“摇滚精神就是一颗永不停歇滚动的蛋，现实这块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不同于弗弗西斯推着石头，他推的是有生命的“蛋”。

在“我”还没从“我们”叙事里单飞的年代，崔健和他的摇滚，因一声如巨雷般的“问个不休”唤醒无数人的主体意识，而被说成“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现象”。可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他自身就是一个时代，一个纯属摇滚的时代——就连路标、时间刻度都是摇滚音符编制的。

这次崔健举办“滚动三十”演唱会，对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怀旧”。毕竟很多人对那个蒙昧年代的音乐记忆，是跟崔健连在一块的。他的符号特征太强，是他用那极具反叛性词调，击中了很多人在原有价值基点解体后留下的虚空内心，也解放了不少还未从裹足状态里释放出来的生命能量。

可崔健无意怀旧，他从来都不习惯以端着姿态坐在荣衔铺成的殿堂里，供人膜拜，更别说自己向自己致敬。他也不会配合那些只会哼着两句“我曾经问个不休”再配上“哟哟切克闹”的人表演，用《一无所有》给大家打鸡血，满足很多年轻人的虚假摇滚式反叛的幻觉。

在演唱会上，他重拾起摇滚“老帮菜”那杆犀利的枪，用力但又不是工业化歇斯底里地唱着，就像他在《红旗下的蛋》里唱的：“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而他不停止摇滚的执拗也像是在宣告：“摇滚不死，精神不灭”——哪怕“摇滚已死”的死刑判决在坊间不时有之。

虽然崔健有好多年处在沉寂状态，可他却从未从摇滚中抽身，从2002年的“真唱签名行动”到后来摇滚交响，再到自导的电影《蓝色骨头》里仍撇不开摇滚，摇滚是嵌入他的骨子里的“刺”。当下“灵魂歌者”的名号已通胀，可崔健的歌是真的“有魂”而非“无神”的，执拗地对时代发问且不抹掉尖芒，让它太容易跟当下那些流行腔调区分开来。

许多人对崔健和摇滚的认知域，其实至今都仅限于《一无所有》，有的即使听过很多，但也是脱离文本本身的各种“隐喻”解码，而不知他在音乐层面的造诣。崔健说自己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就求变这点来说，他确实没变过：从《不是我不明白》做出迪斯科节奏与快板式rap的诡谲结合，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对西北风与雷鬼元素的糅合，再到《红旗下的蛋》放克与民乐打击元素融合等，几乎是各种变。《红旗下的蛋》用“耳帝”的话来说，堪称华语流行音乐的巅峰之作。

而在歌词上，有技术帖援引新诗里的“概括性”（多用大词、隐喻）和“及物性”（多用小词、细节、具体意象）的概念，认为崔健使着通常用于私人抒情的概括性词库，却写出了通常认为的只有及物性词库才能写出的批判性。

崔健对音乐形式推进、表达方式创新的追求，跟对思想的追求一脉相通。就像有人说的，在崔健时代，摇滚是跟社会运动一块的，但今天，它却变成了社会运动的想象性替代，跟现实严重脱节。

崔健以“他者”姿态追问着最深刻的时代问题，他的歌里也在朴素的追问中，蕴含着那种正派、单纯气质。可时至今日，经过了玩世现实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包夹，他身上那套文化叛逆的动作示意图，也变成了“致敬者”装叛逆的POSE。后来的很多摇滚，也都带有某种赝品气质跟不走心的伪反叛特征。

像某位号称“半壁江山”的当代摇滚领军人物，歌词穷极华丽——其歌中垮掉派气息、惠特曼诗意等随处可见，可它华丽却又空洞，带有故作深沉的“作”。这跟崔健的“硬”与写实判若霄壤。

当然在这个时代，《一无所有》本就是隔世景象，在人们眼中，“世俗成功”比那些价值层面诉求重要得多。摇滚新生势力那一腔叛血，动辄轻易被钞票给抹掉。而有些民众即便口头常挂着崔健，也是供标榜品味用，却不会想着与他的思想互动，更不会移植那种反抗形象中内蕴的现实批判。

崔健那种“身体修辞术”，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罕见的腔调。而他不做作、不表演的崔健式个唱，则用这种腔调给了这个时代“一枪”。改用他歌词说就是，他身上的气质像一把刀子，已牢牢地插在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