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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开始盈利 “失败”中有可贵的开端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市场繁荣了,音乐本身也繁荣了吗?赵雷的《成都》,其实已经是2014年创作的“老歌”了。现在的流行乐品质究竟如何?南方周末邀请音乐人姚谦、老锣和乐评人李皖进行了一次同题问答,对2

谭维维《华阴老腔》

市场繁荣了,音乐本身也繁荣了吗?赵雷的《成都》,其实已经是2014年创作的“老歌”了。现在的流行乐品质究竟如何?南方周末邀请音乐人姚谦、老锣和乐评人李皖进行了一次同题问答,对2016年中国音乐进行了一次盘点。

“很多人都是活在他们的记忆里,不愿意面对这种变化。”与南方周末记者越洋通话时,老锣的普通话声调仍然很不标准,但是他表达的句子却很熟练,“这也代表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变化。”

2017年1月,音乐人姚谦、老锣和乐评人李皖分别在北京、纽约和武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这是一场盘点2016年中国音乐的同题问答,话题包括音乐互联网平台的合纵连横、音乐真人秀的迷茫前景、年度新人佳作,以及演唱会上的“车祸”。三个人独立“交卷”,把三份答案拼在一起,却像是同桌对谈的记录,或默契同步,或激烈互撕,像是背地里串供好了一样。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中国音乐在2016年的“失败”,并从“失败”当中梳理出一些可贵的开端。

都以为投大钱就能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互联网音乐平台在这一年给音乐产业带来了什么?

姚谦:数位行业兴起之后,数字变成大家判断事情,或者是挣钱的最好的参考。各种产业要有一个漂亮的数据和说法,数据可以找到投资,很多人找到投资之后,发了一个财就离开了。不只是音乐产业,很多产业都一样。大部分投资者都不了解产业,只懂得数据运算,要数据分析。所以数字出身的人更容易忽悠到钱。

老锣:阿里音乐找宋柯和高晓松发展音乐。宋柯之前在太合麦田就搞砸了,现在阿里音乐宋柯也搞砸了。为什么大家都把宋柯当音乐创业的榜样,这不是一种自杀的概念吗?高晓松现在还是靠他二十年前写的两三首歌,他再写了什么作品吗?他说汉族人没有音乐感觉之类的,这对中国的音乐发展有好处?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大的负能量。

李皖:所有希望在音乐产业有所作为的人,都面对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关注力的涣散。比如高晓松做过的和汪峰在做的事情,就是想把众人的关注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他们看起来创造了一种很好的模式,工业体系和艺术伦理全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如果所有的艺术家和听众都到这个平台上,这个事儿就成了,但问题就在这里,大家不来。不光是音乐,现在整个传播领域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难,大家失去了一个严肃的、有质量的、有更高寄托的传播平台。

南方周末:互联网平台培育新人的计划,有没有真做了实事的?

姚谦:我自己的观察,没有一蹴而就的,所有模式都需要不停地修改。我不觉得那些程式都是无效的,寻光计划我就觉得不错。当然,我没有实际操作,我不晓得还碰到什么困难,但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投资者已经逼近了——你得挣钱,再不挣钱就给你关了。他们果然被一个更会忽悠的人给牺牲掉,现在投资者才意识到,赶紧让他们回来。

有一些想法,不是一直投大钱的,反而是要花时间,要小步伐地进行,这可能成功。不是说要十年之久,而是每两三年,有更确定的方向,有再修改的可能性。现在我们都太急了,都以为钱大就能成就一件事情。用钱来一统天下的观念是另外一种土豪,精神上的土豪。

音乐现在都在玩“我又融到多少钱”,这些基本上我都不看好。一次融到多少钱,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把那些钱给吐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资本的进入和金融化给这个行业带来影响和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受益者呢?这个产业里边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人?

姚谦:坦白讲,没有明显的受益者。不能只说音乐产业,整个文化产业发现明星获利比例偏高。我不是眼红嫉妒。如果重新思考财务的分配,多倾向于创作,像电影编剧系统的培养,给编剧更好的待遇,让他专心两年写一个剧本,有可能吗?有多少人在培育下面一轮的编剧人才,或者摄影人才?大部分都是在想投资人获利的比例,大明星要拿多少比例。我只能说,被忽略的这一群人,才是最核心创作上的专业人才。

老锣:我参加过很多关于音乐产业的论坛和会议,大家都说投资在文化上,投在音乐上。投资的是什么?并不是产品,都是副产品。音乐产业的产品应该是音乐作品。但是现在,大家把卖歌渠道当做产品,在这里面砸钱,没有很多钱投资到作品上。我作曲的《忐忑》,点击量在中国那么高,但是我的著作权在中国没有拿到一分钱。我们需要版权保护,这个发展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不是宋柯他们能做出来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不会赚到钱。

李皖:有一个正常的资本体系是必需的,健康秩序的建立,有助于一个行业全面性的创造。比如版权意识和付费意识,由于几大巨头对版权的重新切割,这个概念开始有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现在的音乐越来越成为没有钱就不能做的一个东西,其实艺术跟钱没有太大关系。你有感而发,没钱你也要发的。好的歌曲主要不是好在制作,而是好在词曲和演唱,制作只是锦上添花。现在有些作品是反过来的,编曲、配器都特别好。

南方周末: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这些年在产业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6年这个状态有变化吗?

姚谦:很明显的式微。各个音乐节目在2016年以前都认为,这是可以找到投资,变成一个大项目的。几乎没有成功的。版权问题都是推托之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作品,人才有了,没有作品。从“超女”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作品。音乐节目,有多少愿意给新的作品机会?好的作品偶尔有,却被扭曲成符合那个节目的喧闹个性,把作品的核心给谋杀了。

我2016年做了一个实验,接了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配乐,我愿意接配乐的条件就是我要主题曲。给我一笔资金,除了配乐以外,我做了一首歌和一首演奏。我觉得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听音乐之前,是有一些想象、情感依附的,这也许是个方法,目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让作品留下来,而不是一周的音乐节目收视率的追逐,在网上去炒,炒热之后再攻下一首歌。我常常嘲笑歌手,每一周一首新歌,然后制造一条新闻,我觉得对作品没有帮助。

老锣:谭维维跟华阴老腔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音乐类综艺节目里面,很多新作品在人心里都没有共鸣,这个作品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人们的反应是那么强烈。但是现在,谭维维还在跟华阴老腔合作吗?这个作品之外,老腔这个方面什么发展都没有,谭维维这个方面什么发展都没有,音乐环境什么发展都没有,这是这个作品的大失败。音乐选秀节目需要收视率,收视率是通过话题来的。“谭维维跟老腔合作”是一个话题,而“谭维维跟老腔再合作一次”已经不是什么话题,“谭维维跟老腔有深度的合作”更不是一个话题,所以他们不做了。

李皖:我基本上不看,但我有一个总体的看法:这种音乐节目都是把音乐作为一个介质,但在做别的事情。最纯粹的音乐就是在听觉上震撼你,深入你的心灵,但是音乐节目借用了听的力量,做的是那种偶像化的、现场互动的、视觉的东西,音乐节目是在消费音乐。当然这些节目使一些潜在的好作品有了大众化的机会,但这种传播不是一个特别正道上的传播。当音乐还有一定力量的时候,这种节目会特别好;把这些东西都消耗光了的时候它就完蛋了。恰巧我们这个时代音乐创造的东西很差劲,所以音乐节目难以为继。可能走到最后它会回到过去的形式——“音乐电视”,利用电视的形式来介绍新人新作。我最近听说《歌手》把上过这个节目的人再请来,跟以前就已经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带有某种推介的性质,因为大家不了解他,我让他来秀一秀,让你震撼一下子。现在相当于把这个资源掏空了,它就回到平常了,成为一个新歌、新作品推介的平台。

他们希望有更好的东西,但是又没有

南方周末:2016年让你感受比较深的新人有哪些?

姚谦:2016年我花比较多精力,主动甚至无偿投入的就是陈粒。虽然大家在新闻事件上看好像是窦靖童,可是你真的去看所有2016年的新曲,这几个比较聚焦的新人里,反响非常好的,就是陈粒。她是莫名其妙从豆瓣起来,第一张专辑就是自己烧的碟,没有正式发行,她不懂这些(商业上的事)。第二张专辑是2016年上半年出来。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一个纪录片快速地推广,又符合要表达的那种匠人精神,我觉得匠人精神最重要的是专注于时间,这个东西我觉得陈粒身上是有的,所以我找到她,发表了一首歌,用这首歌来编了里面的一些配乐。这首歌上线以后流量也是非常好,甚至香港已经有人要翻成广东话版。

李皖:草东没有派对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流行音乐或者摇滚乐里,水平非常好,能引起普遍关注,又确实言之有物的,越来越稀有。我特别感动于他们是一帮现代的青年,却还能说出代表摇滚乐的反叛、批判、对社会认知的话,难度挺高的。我们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人生应该怎么过,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要真诚地说出什么,而且要有一点分量其实挺难的。草东在这方面说出了点什么,他说出的就是无力感,渴望生命更有分量、更有点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又特别没有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勇敢的人》歌词大意是,这里没有反抗的人,什么也没改变,什么也不改变。说得很到位。

流行音乐比例最大的部分是青少年音乐,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值得玩味的青少年音乐。草东的《丑奴儿》写的是自己的丑陋,他是以很低沉的、自卑的,但又感性的方式唱出了自己,通过自己也唱出了这个时代的一点东西。还有一首歌叫《在》,特别像是过去的革命情侣之间的对话,怀抱着一个伟大理想。他们不像一般的青少年,就满足于吃得好、穿得好,得到特别有趣的商品。他们还希望有更好的东西,但是又没有,然后对这一切表示了一种鄙视或者说自我否定。

窦靖童唱的是英文,又是一个乐队形式,从音乐来讲,我觉得她是披着上一代的光彩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从本能上反感这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应该阶层不固化,各种人都可以出来。如果你把歌曲当作一个特别个人的事,可以完全肯定她的作品。但是歌曲是要有抱负的,是要反映大众情感的,她的作品在那些方面几乎是零。

彩虹合唱团是2016年最受关注的新团队之一,但我对他们的东西很没好感。它是用了特别辉煌的音乐技术做一通闹剧,那种好笑的效果就特别强烈,这是它成功的部分。即便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它在艺术上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比如《感觉身体被掏空》,为了把好笑的东西都展演一遍,就狗尾续貂,搞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春节自救指南》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这类东西成立的依据是对价值观的颠覆,当这个价值观已经被否定,作品就不能够成立了。可以预见,这个乐团日后要么就从良,正儿八经地去做合唱艺术,要么这种东西很快就会消失,今年就不会有人再去听了。

南方周末:一些亚文化的音乐现象和类型你有没有关注,比如说二次元音乐、喊麦之类。

李皖:二次元音乐可能是某一个圈子、某一个年龄层特别热议的题目,但实际上没有成为这个大舞台真正的现象或者事件。

喊麦不是个音乐现象,它是一个网络现象或者文化现象,它没有音乐上专业的追求,因为音乐不能随便乱来的,不能随便拿来一段音乐就用,没有任何原创性。当然喊麦会不会出现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人物,属于音乐,这完全可能,但是现在还不能用音乐现象去看待。

姚谦:你知道《我在故宫修文物》怎么变成电影?是在哔哩哔哩,不知道谁上传了,哔哩哔哩播了,导演说我没有授权,哔哩哔哩说流量那么高,那我出钱把它变成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年轻孩子在看,当时他们设定时肯定没想到,本来是给有文化的那些熟男熟女做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在变,变的速度超过我们刚刚得到的资讯,想明白了世界又变了。

最大众的窦唯堪称伟大的《围庄》

南方周末:2016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专辑?

李皖:窦唯的《监听间》。窦唯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用即兴的方式来做“真音乐”。但是这些东西跟大众的接口越来越小。《监听间》是这些年来大众化程度最高的,它用过去老电影的配音,建立了一种语言,让你听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无所适从,可以把它想象成具象性的音乐场景。它有怀旧的成分,因为都是一些老电影,但又不是大家特别熟的电影,然而那种腔调大家熟悉得不得了。

程璧的《早生的铃虫》,用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作品做了一张专辑。她对金子美玲的理解是肤浅的,然而这个作品有很好的一面,当我们的音乐越来越没有什么分量的时候,她还在做一个完整的世界。程璧借一个日本童话诗人的诗歌展现了一种观念、一种人生价值,而且美学气质很突出,歌手用特别少的声音、特别安静的声音去表现那种空洞里面的圆满。

生祥乐队是客家人,一直以客家的情结来讲原住民跟现代化的对立,这在《围庄》这个专辑当中达到了一个极致。《围庄》的主题就是反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化工工业。作品把化工厂视为某种妖魔,最终希求山神、海神、家族的祖宗一起来镇住这种妖魔,挺有意思的,但也挺悲壮的。作品的问题是不够节制,两张专辑,做得太强了。如果没这个毛病,简直堪称伟大。

老歌手黄韵玲的专辑《初熟之物》挺好的,反映了她的人生感悟。人到中年之后一个感悟就在于,你要对你的人生给予一个审视,并且做出回答。黄韵玲的回答挺让人感动的,她是一种彻底的肯定,这个已经变得浑浊,已经经历了一些困惑、矛盾、否定的人生历程,她又重新完全地拥抱。

南方周末:李宇春的数字音乐专辑卖了3000万,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姚谦:粉丝音乐,我经常会当做是某种泡沫来思考。因为粉丝音乐在一个有限的受众数量上不停地压榨,让他重复消费,这是粉丝音乐最值得诟病的地方。这没有错,在商业上是成立的,可是如果产业,或者一个人的事业纯粹就在这制造数字上努力——坦白讲,我们提到谁谁的专辑3000万、200万的时候,都是数字,而没有作品——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再说得狠一点,这些艺人到现在没有作品,只有数字。而我们都相信那个数字。当然是真实数字,但是谁出的钱是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民族歌曲和方言歌曲?

李皖:对马条的印象很深,2016年他出了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篝火》,我特别喜欢,也在现场听他唱过。马条的歌曲有一种你说不清楚的来自遥远地方的气息,他把新疆的味道变成汉语歌曲变得特别好。

2016年各种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的音乐兴起,各种人群、各种语言、各种类型的音乐不断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恢复他们的容貌、恢复他们的力量、恢复他们的传统。比如央吉玛的出现,衣湿的出现,衣湿是唱四川方言的,张尕怂、马帮的出现,南方的那个玩具船长……

南方周末:有哪些成功的戏曲音乐创作?

李皖:南城二哥出的专辑比较突出,他把曲艺变成一种现代化的方式。还有十三月(唱片公司)出的一个系列,把昆曲、苏州评弹用电子的方式进行一个转化,能够重新载入到我们的生活体验当中,成为我们声音环境的一部分。那种东西在大众欣赏上有问题,但是作为艺术品是特别高格调的。

老锣:我现在还没有听到一个很成功的。我在北京有一个团队,他们把昆曲、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都混在一起,我觉得还是非常不成熟,但这是一个开始。

王菲走音谁的责任

南方周末:王菲的“幻乐一场”演唱会,高票价和走音成了热闹话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姚谦:从网络直播来讲,这很明显就是技术问题,经验问题。好的艺术家也有失常的时候,一个媒体平台终究不是新闻节目,有适度保护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播出来。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王菲音乐会的那一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要负责任的。麦克风出来的声音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甚至它凌驾于其他声音之外,这是最大的问题,你就是一个用放大镜看别人的毛孔的状态了。至于票价,她有了价值,大家都追着要,自然就会调高。这是一个商业运算的东西,跟艺人的表现好与坏无关,不能说你看你卖贵了活该。

老锣:胡彦斌发了一个微博分析了这个事,这个行业里面专业的人,包括全部的调音师,特别生胡彦斌的气。我是1993年来中国的,那个时候王菲真是唱得挺好的。那很多人现在也是活在二十年之前的记忆里面,不愿意面对这种变化。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很多音乐人都会听得出来,唱得真不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培养好的歌手,我们培养了一些一次性明星,他们参加真人秀,他们开始拍电视剧,甚至不是真的唱歌。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厚度,没有这个能力。我现在在纽约,百老汇音乐剧的歌手,他们真是每天晚上跳舞、唱歌、表演,真是厉害,这样培养出来的。在中国没有这个环境,所以培养不出来人。

你最近一次真正听到那英的直播,不是假唱的,是什么时候?肯定已经是好久没有听到过,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那英唱得怎么样。她跟现在很多著名的歌手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修出来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差。

南方周末:修音是中国特色吗,或者说中国受修音的危害最大吗?

老锣:修音不是中国特色,这个技术是全世界的人都会用的。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App,自拍一个照片马上修了再发。声音也是一样的。但是改到什么程度你还算是个艺术家?我没法简单回答应该是怎么样,但目前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这个人唱出来的,什么是电脑修出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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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雪颖 PK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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