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金棕榈导演奉俊昊:我是电影宅男、电影极客、电影怪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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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金棕榈导演奉俊昊:我是电影宅男、电影极客、电影怪咖

凤凰网娱乐讯(采写/小明)曾凭借《东京!》和《母亲》入围一种关注单元,《玉子》入围戛纳主竞赛的韩国导演奉俊昊以新片《寄生虫》再次代表韩国征战戛纳。作为类型片大师,奉俊昊用一部节奏紧凑,元素丰富的黑色悬疑片《寄生虫》,将类型片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寄生虫》的主题是阶级,讨论了韩国当今社会的阶级矛盾,作为现在为止场刊的最高分,奉俊昊可谓是今年戛纳主竞赛的最大惊喜。

《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接受了凤凰网娱乐的独家采访。

谈创作,穷人的悲剧才是《寄生虫》的核心主题

凤凰网娱乐: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来自哪里?

奉俊昊:这个故事的剧本是起源于2013,最初的时候是想以对称的方式来描写这两个家庭的生活,但我在写剧本之后我发现穷的家庭更有内容,更值得关注,于是这个故事就诞生了。

凤凰网娱乐:电影的暴力场面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奉俊昊:《寄生虫》里那种愤怒和《雪国列车》是一脉相承的, 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这种暴力是从何而来的,这些故事是更多的来自我的幻想,因为电影的结局是来自我私人怪癖好,即便这些幻想是源于现实生活,实际的韩国社会也还是比我想象的更健康。

虽然暴力场面是电影很关键的情节,但这并不是我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如果你看整部电影,故事的结局是年轻人想要买下这个豪宅,这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计算过要多久才能买这个房子,如果以现在韩国的人均收入来算的话,可能需要547年,这种无力感觉和悲伤情绪才是我想探讨的主题。

凤凰网娱乐:你怎么看待电影的节奏?

奉俊昊: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控制电影的速度和节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所知的所有电影大师都有自己独特节奏。这部电影里,我也有自己讲故事的节奏。有个导演曾经说过,新的电影市场兴起,新的故事方式也随之变化,如果节奏改变的话,对电影的体验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谈审查,韩国创作空间自由

凤凰网娱乐: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吗?

奉俊昊:这几年韩国经济越来越强,韩国的k-pop和电视真人秀在亚洲也十分出名,电影中的阶级差距在韩国也是确实存在的,但很少见到极富和极穷的两个阶级出现在同一个真人秀里,但是韩国确实也像一个大熔炉,很多极端事件经常毫无防备的跳到公众面前。

凤凰网娱乐:去年在采访李沧东的时候,公关团队让我不要去问太政治敏感的问题,韩国现在还存在审查制度吗?

奉俊昊:我很惊讶,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韩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创作可能会受到收视率的影响,但不会受到审查。

凤凰网娱乐:你在电影中多次提及了了朝鲜,比如豪宅的地下室就是为了朝韩战争而建的防空洞,在韩国的现实生活中,朝鲜的问题仍然对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奉俊昊: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而且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是在的。我们害怕战争再次出现,韩朝和平共处是共同的心愿,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里韩朝问题能够尽快解决。

凤凰网娱乐:在当今的韩国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电影里的女主角仍然对丈夫唯命是从?

奉俊昊:在《寄生虫》里,富人一家的女主人更受父权的控制,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每天在家主持家庭杂务,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然而穷人一家里的女性角色都是现代女性。

以奇石隐喻财富,只有东方观众能懂。

凤凰网娱乐:你会在乎电影节,观众和评委是否能理解你的电影吗?

奉俊昊:我的确会去关注我电影的评价,戛纳电影节的评分榜越来越多,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我不会被评价所影响,你可以用电影宅男,电影极客,电影怪咖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我只会拍我想拍的电影。

凤凰网娱乐:电影里的石头的隐喻是什么?

奉俊昊:这些石头价值动辄上万,并不是一个穷人阶级的爱好,在这个故事里,石头是财富的象征。收集这种石头是我祖父那一辈人的习惯,这是亚洲人共同的文化,东方观众应该都能理解。在电影的情节里,即使在城市发水的时候,石头也一直跟随着他,这营造了一种阶级错位的幻觉。

凤凰网娱乐:你用了那块奇石来代表富人阶级,而用臭味代表穷人阶级,为什么会选择这两种意向呢?

奉俊昊:说身上有臭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侮辱,会让对方造成特别深刻的伤害。除非你对某个人非常熟悉,你是闻不到这些味道的,只有在电影设置的情节里,两个阶级才能相遇,才能闻到身上的味道。这个讨论最开始来自富人一家夫妻两个在沙发上讨论司机的臭味,后来逐渐演变成对整个阶级的侮辱。现实中,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和城市,但是富人和穷人可能没有机会相遇。他们进出不同的餐厅,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两个阶级,所处的空间是分隔开来的。

成功让我更有自由,去美国拍片力不从心

凤凰网娱乐:昆汀在《好莱坞往事》的发布会上说过不喜欢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这些新事物给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你怎么想?

奉俊昊:昆汀在洛杉矶有自己的电影院,他在他的电影院里只放映35毫米的胶片电影,我的《玉子》也曾经在他的影厅里放映过,我自己也曾经用数字化35毫米的摄像机拍摄过,新技术能带给人非常多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们活在时代,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过多的信息,作为故事一个导演,我很怕自己的电影在上映之前,故事的西洋镜已经被拆穿了,所以我尽量不会把电影的重点集中在一个反转上,而且我又融入了丰富的细节,比如富人一家的丈夫说他们的“旧管家什么都好,就是吃太多”,即便你已经知道故事结局,重看的时候也会有新的感觉,你会关注到很多隐藏的细节。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这些社交媒体账号,这不是因为我很反对新媒体对社会造成的变化,这更多来自的是我自己的恐惧,我喜欢藏在自己的世界里。

凤凰网娱乐:作为一个成功的导演,电影赋予了你什么样的权力和自由?

奉俊昊:电影赋予了我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选择我想做的项目,我可以选择喜欢的投资人,我对我的作品有最终剪辑权。

凤凰网娱乐:你还会去美国拍片吗?

奉俊昊:我现在手上有两个项目,一个英语一个韩语,他们的制作都和《寄生虫》一样大。去美国拍片的话,我比较担心最终剪辑权的问题。从最开始筹划《玉子》的时候,片方就保证我有最终剪辑权,这也写在我的合同里,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延续的话,我继续去美国拍片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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