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张艺谋引爆平遥:《大红灯笼》惹苏童“有所微词”,没听侯孝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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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张艺谋引爆平遥:《大红灯笼》惹苏童“有所微词”,没听侯孝贤建议

2019年10月12日 09:47:27
来源:Ifeng电影

文/motion

张艺谋大师班全程:再回首命运转折时刻,不拍电影的日子就是虚度光阴

10月11日,平遥国际电影展举办的主题为“为了电影的每一秒”的张艺谋大师班可谓真正点燃了古城的电影热情。张艺谋大师班自公布之日起便成为平遥国际电影展最受期待的学术活动之一。

()小城之春场馆外排队的部分观众

“听说有四点就来排队的观众,他们下了火车就赶往电影宫。”距离大师班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排队的长龙就已经拐了一个弯。最后影展方为了尽可能满足观众要求,临时把场地换到可容纳1500人的“站台”露天放映厅。在一个暖洋洋的秋日,贾樟柯作为主持人带领全场1500名观众一同分享了张艺谋的从艺之路与对电影的思考。

大师班现场,张艺谋回顾了自己走上电影道路的决定性时刻,依次介绍了拍摄处女作《红高粱》、经典之作《大红灯笼高高挂》、商业化尝试之作《代号美洲豹》、开启中国大片时代的《英雄》的创作细节,解释了自己持续拍片的原因,未来的新片计划与他对当下中国电影的看法。

在他看来,自己拍片的性格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宁愿为了电影某一方面的突破而做到极致,而不是“十年磨一剑”打造一个完美均衡的作品,这种性格也在他的一部部作品里反复展现,成为他千变万化的电影中最大的不变。并且他坦言“我并不太爱惜自己,被批评我也没有很在意”,只要身体好,有题材,他就愿意一直拍下去,因为“不拍电影就是虚度光阴。”

01谈改变命运的一秒钟

踏上“为艺而谋”之路 高考是命运转折点 进电影学院之前没想过要拍电影

现场,张艺谋谈起自己的从影之路,表示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上大学、考入电影学院对自己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而是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电影、了解电影后才爱上电影,走上电影之路。当时只觉得“只要有大学上,就不用当工人了,但没想到如今能坐在这里作为‘大师’在这里分享经验。”

工人时期的张艺谋(第一排左一)

作为大龄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张艺谋,在之前是工人,业余搞摄影和美术。但他表示这些只能称之为爱好,“是用来消磨无聊时间的,没有想过要用这些技能去实现什么理想。”正逢恢复高考的机遇,他只想通过上大学去改变自己不当工人的命运,所以他报考了不少学校。“想考美院,但素描不行。想考体院,但专项不行,尽管我热爱运动。最后就考上了电影学院摄影系。”

张艺谋学籍表照片

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他,一开始并未把电影看做理想,“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太谈理想,一般认为进了这个大学,将来就会从事相关的工作。”但电影是有魔力的,张艺谋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爱上的电影,“拍着拍着就停不下来了,电影从工作变为了热爱。”

另外,张艺谋称因为年轻的经历,总想着不要虚度光阴,所以也成就了现在的状态——每年都想着拍新片,“假如没有一个项目在运作,我就会觉得不舒服,假如有舞台剧或者大型活动找我,我也会抽出时间去弄。”以至于他笑言自己可能是中国最忙的导演。

张艺谋称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想着:我的下一部电影会不会更好?想要拍一部“好电影”的欲望仍然非常强烈。他自叹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也自嘲过:可能自己不会干别的,只会拍电影。而拍电影的初衷也很简单:不为名利,只是单纯的喜欢。

02揭秘经典旧作

出手不凡的处女作,《红高粱》何以如此成熟和惊人?

“时代与性格的综合作用,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红高粱》作为本届影展的展映电影,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也是这次大师班重点讨论的对象。《红高粱》狂放的酒神气质,风格化的视听风格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处女作的形式之创新与技术之成熟让贾樟柯非常震惊也相当好奇,张艺谋坦言成熟离不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育,而创新的动力则是受两大因素影响。

该片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的故事。

张艺谋凭借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这种创新的“反骨”一方面孕育于当时以反思和启蒙思潮为时代环境。“那是一个很可爱的时代,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文化,无论各种文学、诗歌、美术、音乐都相当繁荣。所寻找的故事和想表达的东西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在以启蒙、反思、寻根的思想为主流的时代,他也自然会受此影响,“去思考一下可能超出当时年龄的东西。”

另一方面则来自张艺谋自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在他看来处女作是对导演本质性格的展现,是他一辈子不会改变的样子。他认为拍一个规规矩矩的电影是无趣的,他追求的是创新与不一样,“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作为《红高粱》配乐师的赵季平当时提议用一个唢呐演奏,但张艺谋觉得“一把唢呐不过瘾”,就用了四十几把唢呐一起演奏。赵季平直言这样会太吵,但张艺谋还是执意要求三十支齐奏,“当时在录音棚里一响,全都炸了,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红高粱》剧照)

处女作里创新的狠劲儿已经化作他的创作风格,尽管他的电影题材类型多变,但总是在追求某一方面的极致,哪怕遭受非议。“故事不行那就镜头,镜头不行就色彩,色彩不行就形式,反正总要有点新的东西。尽管现在创新越来越难,很多东西前人们都尝试过了,但我还是想继续做下去。批评、指责我也不太在意,我不是爱惜自己的那种人。”

叛逆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惹得苏童“有所微词”,没听侯孝贤建议

(电影获得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张艺谋凭借获得此片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银狮奖。)

作为山西人的贾樟柯看到张艺谋把乔家大院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拍得如此别有气质心中很是震惊,在现场感慨自己当时都没有发现家乡的大院还有这种魅力。《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深宅大院的肃穆的压抑与当中人性的挣扎是最为动人的部分。

(电影极具形式美,广角下的深宅大院,色彩的强烈冲撞,摄影出身的张艺谋,淋漓尽致展现张氏美学。)

现在我们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山西乔家大院取景是如此顺理成章,但当时却让原著作者苏童有所微词。本片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南方,而张艺谋之前拍《老井》对山西很熟悉,并且认为“乔家大院实在是太好了,假如我不拍,就被别人拍了。”所以就把一个南方作家的南方故事硬是挪到了北方。

(山西乔家大院)

(电影中的陈家大院)

而片中对大院空间的展现则来自于他在大院顶楼平台闲逛时的灵感乍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八个字从他的脑海中冒了出来,“所以我就把‘规矩’定为要讲的主题。”因此,剧本也由这个主题开始生发、修改,“‘规矩’就被具体化,变成了各种习俗和仪式,例如‘点灯’、‘封灯’。”在作品形式上,他的要求是固定镜头,拍出透视线,这样才有规矩之下方圆的肃穆,“就像《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一样,每个镜头都要有透视线,这是我对摄影师赵非的要求。”

但出任《大红灯笼高高挂》监制的侯孝贤对张艺谋的想法并不理解,张艺谋表示:“在侯导看来,讲这样一个家族故事得把生活描绘出来,怎么吃饭、怎么聊天、女人如何争风吃醋是关键。”但张艺谋当时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通过形式和仪式对“规矩”主题进行呈现,“当时侯导说的很含蓄,我也没有很在意。”

《代号美洲豹》:“当时觉得是败走麦城,现在放大家一定一喜欢”

(《代号美洲豹》电影海报)

在现场,贾樟柯表示他认为若说《英雄》是张艺谋第一次商业化尝试是不准确的,早在89年,也就是张艺谋拍出石破天惊的《红高粱》之后的一年,一部在当时还是现在看起来都相当时髦的《代号美洲豹》就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商业化电影的尝试。劫机故事+与台湾相关的情节在当时看来更是难以想象的娱乐化和前卫。

张艺谋也分享拍摄这部电影的缘起与当时这部电影遭遇失败的感慨。拍完《红高粱》的张艺谋当时经顾长卫的朋友介绍,决定拍这个王朔《我是你爸爸》这种类型的电影,但因为剧本流产,也就作罢,换成了劫机故事。

(《代号美洲豹》剧照)

这部电影在当时被批评不深刻,太肤浅花哨,张艺谋也曾为此非常沮丧,“我拍电影不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吗,那一次让我觉得败走麦城了。”

但现在的张艺谋回看这部作品,想法已经发生变化,“这部电影有动作有明星,还有台湾背景。放到现在观众一定会喜欢,而在那个讲思想和启蒙的时代这种娱乐的作品还没有太多空间。”张艺谋还讲起了影片插入台湾元素的趣事。因为当时他们没办法去台湾,只能拜托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帮他拍几张台湾的照片,“最后焦雄屏告诉我,全台湾的记者都在帮我拍照。”

《秋菊打官司》:“我是最早的偷拍大师,这种大规模的偷拍现在是拍不出来了”

(秋菊的丈夫与村长发生争执,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为了“讨个说法”,怀有6个月的身孕的秋菊一次又一次踏上告状的路途。)

在现场,贾樟柯也提起了《秋菊打官司》,片中纪录式的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里相当少见。视觉上的强烈形式感变成了贴近生活流的日常纪录,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但拍摄的过程却相当曲折。改剧本、偷拍、剪素材的经历让张艺谋感慨这种作品可能他现在再也拍不出来了。

(凭借《秋菊打官司》张艺入围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斩获主竞赛单元金狮奖)

当时张艺谋找了著名作家刘恒来改编《秋菊打官司》剧本,但张艺谋觉得故事假如按常规拍没意思,于是就决定采用纪录片风格,“大家就很兴奋,在小宾馆里开始扯,说用超16毫米摄影机,偷拍什么的。兴奋地说到差不多中午一点,一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他坐起来说了一句话:那我这剧本白写了。”

结果,刘恒的剧本果然没有被张艺谋采用,“我们每天去偷拍,就一个大纲,几句话。”

偷拍的过程也不容易,在城乡结合部里尚能把摄影机藏在建筑物中,但在乡村的戏份却不能如此偷拍,必须要村民习惯摄影机,从而才能“让摄影机消失”。当时张艺谋采用的方法是让巩俐提前两月进村,装孕妇,以至于到了后来“没有村民觉得她不是孕妇”,摄影师提前两星期每天拿着摄影机在村里“空抡拍摄”半小时,让村民们习惯镜头,到最后摄影师告诉张艺谋“没有老乡看镜头了,连狗都不看。”

偷拍完了之后,张艺谋团队需要面临的是海量的素材。“大量的废镜头、失焦的、不知道拍的是什么的镜头,各种穿帮,非常糟糕。”以至于看样片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全都走光,只有他和摄影师熬着夜看完了所有样片,把片子从一团糟里拯救了出来。

但如今,这种大规模的偷拍是不会被允许的,张艺谋也坦言自己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勇气。张艺谋在现场更是透露当时他因偷拍被告的经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给告了,说电影给她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她是上班时间偷溜出去吃棉花糖的,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呢。”

《英雄》:“当时《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我却很沮丧”

(电影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

谈起最具争议的作品《英雄》,张艺谋则表示他拍这部电影并非处心积虑的跟风,自己也没想到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张艺谋透露拍《英雄》是因为他很喜欢武侠小说,但并不想重复港台武侠的套路,就用了靳柯刺秦的故事来改编。可故事编的差不多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人家那么成功,怎么拍都是跟风,多没面子啊。”

(电影《英雄》)

但制片人江志强因《卧虎藏龙》的成功鼓励他继续拍下去,并且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支持。从明星到场面,全部满足张艺谋,让影片星光熠熠的同时也让影像上的形式感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江老板问我:‘你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要不要李连杰?’我惊讶道:“可能吗,这么大卡司?’”,“后来他又问‘你要不要配角啊,来个甄子丹?’,今天总结,梁朝伟、陈道明、李连杰、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这些大明星全都在我这部电影里,这阵容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场面上也是如此,拍马的场景张艺谋本来只要求十匹马,但江志强大手一挥,直接给张艺谋一百匹马匹马,并且为了配合秦朝尚黑的风俗,还找理发店给每匹马都焗油弄成黑色,最后出来效果所有人都震惊,“那黑压压的一片就像乌云一样,非常漂亮。但可惜焗早了,拍摄全褪色了。”

《英雄》的极致带来了超高的票房与糟糕的评论。尽管当今评论界愿意给这部电影一个中国第一个大片的赞誉和肯定,但张艺谋表示自己却被批评得很沮丧。“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票房跟我们有啥关系?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啊,首都文艺界的评价啊,都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今天我要是有这么高的票房,我睡觉都会笑起来,尽管以票房论成败只是当下电影的一个阶段。”

03谈当下状态

中国电影最缺好编剧,今年三部电影是三种类型

年近七旬的张艺谋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勤奋。他也自认自己可能是中国最勤奋和最忙碌的导演之一。而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导演,是用电影的语言,用视听去讲故事的人。而职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好剧本,稍作调整就能拿出来拍。

他并不是热衷于自编自导,掏出全部“十年磨一剑”的艺术型导演,在他看来,自己拍电影就像是逛淘宝,“刷着刷着看到一个好东西,我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它拍出来,这是我最喜欢的创作状态。”

张艺谋认为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急缺好编剧,地位显赫如他,也难寻到好剧本。“刚毕业的戏文系学生,做枪手的都被签完了,写了一两稿就走了。有时电影拍的慢实际上就是出问题在剧本上,没有好剧本,真的无法动手。我真的希望中国能有更多更好的编剧,让我们这种职业导演能更好地发挥特长。”

今年张艺谋就碰到两个好剧本,一个是《坚如磐石》,他的第一部警匪片,“我叫它“硬派警匪”,很都市、冷峻的风格,画面也很独特。演员和故事都非常好。”

一个是《悬崖之上》,谍战片,“我希望在冰天雪地中强调人和人剑拔弩张的关系,人性的魅力,视觉也会很有特点,不断地下雪,在东北雪乡拍。演员和故事也都非常好。”

而《一秒钟》则是张艺谋与邹静之共同编剧的作品,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这里面有我自己对电影的记忆,是关于电影的电影,张译表演很好。希望能尽快和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