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聚焦藏区女性，万玛才旦回归现实主义

文/顾草草

11月20日上映的《气球》由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

影片曾入围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入围 “地平线”竞赛单元，是继《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万玛才旦第三次在威尼斯电影节角逐。

新片《气球》继续聚焦他拿手的藏地故事。

在前作《塔洛》中出演一对夫妻的金巴和索朗旺姆，与万玛才旦第三次合作，再度出演银幕上的藏族草原夫妇达杰和卓嘎。

夫妻俩养羊为生，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以及达杰的父亲一起，过着平凡的日子。

故事设定在九十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政策轰轰烈烈推行贯彻之时，再生就会被罚钱。

而且家里养三个孩子已经十分吃力了， 卓嘎只好不停地和自己的羞耻心搏斗，去镇上的诊所和女医生要避孕套。

但是藏在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两个小儿子发现了，他俩以为是气球吹着玩儿，被达杰看到一顿好骂。

可是两个小孩子并不懂父亲为什么责骂他们，一偷再偷，吹成气球和小伙伴互换了口哨。

藏区人民多保守传统，哪里能见得小孩子公开玩避孕套。

小伙伴的父亲上门来兴师问罪，和达杰大打出手。

暑假到了，卓嘎出家的妹妹卓玛去镇上学校接大侄子回家过夏天，却发现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在学校当藏语老师。

老师对卓玛念念不忘，把两人当年的恋曲写成小说出版。

他把小说送给卓玛，希望可以澄清两人间的误会。

做姐姐的卓嘎对当年破坏自己妹妹清誉的藏语老师恨之入骨，一听说这事儿就立刻要把小说烧了。

卓玛虽然出了家但是尘心未断，不顾危险从火堆里救回了小说。

卓嘎苦劝无果，便在藏语老师找上门的时候谎称妹妹已经回到寺庙，把书硬还给了老师，让这对苦情人彻底断了联系。

达杰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他的父亲突然去世。悲痛欲绝之下，他半夜立刻赶回家。

葬礼过后没多久，卓嘎便怀孕了。迷信的达杰认为这个孩子是父亲转世，坚决不许妻子引产。

可是现实坚硬，政策的贯彻、经济的压力、生育的痛苦、教育资源的匮乏、劳作的疲惫等等，让卓嘎实在不想生第四个孩子了，原本恩爱的夫妻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区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奇幻色彩，在《气球》中万玛才旦又回到了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路线。

导演根据自己的小说进行改编，把体量较小的文本拓展成饱满严谨的长片，以气球这一意象为线索，串联了性教育、性安全、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轮回观、女性主义等等议题。

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整个藏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描绘在苍茫天地间蜿蜒的生命轨迹。

孩童与大人的世界各有无奈，尘世和皈依后的生活都有烦恼，影片中的人们在分裂的观念中挣扎地生活，导演的呈现和讨论也在双线并行中。

这部《气球》相较导演以前的作品，剪辑更流畅，节奏偏快，剧情片的结构也更加完整成熟。

这是《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万玛才旦第三次和摄影师吕松野合作。

几乎全程手持拍摄，聚焦人物的面部从而深入内心；

偏青、灰的调色涂抹出沉郁的藏地风光，映衬着片头避孕套吹成的透明“气球”和片尾真正的红色气球，突出银幕的焦点，定格成观众们脑中难忘的一帧帧画面。

导演万玛才旦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本片红气球的意象，始于多年前他在北京的一次偶遇。

灰暗的街头飘过一只鲜红的气球，给万玛才旦带来了灵感。

后来的故事便根据这个气球而搭建，渐渐成为他心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象征。

灵魂和气球最终都会飘向远处，生活中很多事原本就没有答案，可是被困在生活中的人们，只能不停地和现实或转世这样的信仰和理念博弈。

《气球》也是万玛才旦个人创作史上第一部偏向女性视角的电影。

以往写小说的时候，由于偏好和习惯，他总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所拍的电影基于文学表达，便也总是男主角挑大梁。

但是他总是遇到影迷和朋友，希望他能创作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展现藏区女性的生存状态。

终于，在《气球》中，他实现了对朋友们的承诺。

卓嘎和卓玛两姐妹鲜活和饱满的形象，支撑起整个故事的血肉。对于导演自己而言，这是他创作上的进步。

以下是威尼斯电影节专访万玛才旦导演

Ifeng电影：导演一直是文学电影两手抓，这两年的银幕作品经常是改编自己的小说。但是《气球》比较特殊，最初是以剧本的形式创作，然后改写成小说，最后又改编成剧本拍成了电影。那么导演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万玛才旦：这个故事最早灵感来自于七八年前，我在北京中关村的街上一个人走着，刮大风，就突然看到一个气球在飘。

当时立刻觉得，这个意象很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电影想法。慢慢在思考中就让这个意象和藏地产生了关联。

因为气球就想到了避孕套，然后就确定，这个故事的两大主要意象就是气球和避孕套。

最早确定的是影片的结尾：两个气球，一个炸掉，一个飘走。慢慢开始根据这个结尾创作故事。

最初是写的剧本，2011或者2012年的时候带着剧本去了香港的亚洲创投会，拿了创投大奖，但并没有获得合适的拍摄机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故事，就改编成了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用于发表。

这篇小说就收录在我前一段时间出版的短篇集《乌金的牙齿》里。

去年又有了拍摄的机会，成功立项。我就在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个故事。

框架，脉络，情节构建，人物形象，这些都没有变化；但是开头，这些细节，有所改变。

Ifeng电影：那么具体将文学性的语言用视觉呈现时做了些什么样的调整？比如开头？

万玛才旦：最初写作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是由画面组成的：气球，避孕套，羊……改编起来不费劲，就是照着脑子里的画面拍。

不过还是为了视觉呈现做出过一些改变。

比如说开头。对我来说电影的开场非常重要。小说里是大人们寻找避孕套为开场的。

但拍摄《气球》的时候想了好几个开场，最后确定的是：直接让孩子透过避孕套吹成的“气球”观看家里的羊。

这样开场比较直接，大人找避孕套的过程通过对话带进来。

Ifeng电影：这个故事是设定在九十年代的，正是计划生育政策轰轰烈烈推行的年代。这个故事来自导演身边的环境吗？

万玛才旦：对，我自己对那个年代很了解，熟悉，从身边的各种女性，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那里，都听说了很多类似的故事。

很多经历，故事，都在我的记忆中，用来丰富故事非常简单。所以这个剧本写得很快。

Ifeng电影：导演在映后交流中说过，因为经常有女性朋友、影迷向你反映，希望能看到你从女性视角拍摄电影，更多在作品中反映藏区女性的生存状态，所以才有了《气球》中，以卓玛卓嘎两姐妹为主的叙述视角。

万玛才旦：因为我之前的电影都是男性为主角，所以大家似乎形成了一个认知：我就是男性视角的导演。

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创作的小说里其实以女性为主角的也不少，但是电影中还没有。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怎么不拍女性视角电影”的“意见”。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希望，聚焦女性主角，讲述藏区女性故事。

正好《气球》合适，就实现了我自己以及很多人的愿望。

Ifeng电影：这是你第三次和男演员金巴合作，第二次和索达旺姆合作，两个人都参与了《撞死了一只羊》的拍摄。这次在《气球》里，他俩作为夫妻再次联袂演出，感觉和导演已经非常熟悉了。

万玛才旦：对，合作之后就觉得，这两个演员是很合适的，《气球》选角一开始就想到了他俩。

尤其是索达旺姆，她有专业的学习经验，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年龄也与书中女主角相仿。她作为母亲来演这个角色，体验体会都非常深刻。

《撞死了一只羊》的合作就让我感受到，她是塑造角色能力非常强的演员，所以很希望和她继续合作。

最大的问题就是口音。索达旺姆是西藏人，但是这个故事在青海湖那边拍摄。方言上，生活细节上，会和她自己的习惯有所区别。

所以就让她提前进组，跟着方言老师学习对白。

Ifeng电影：从你的几部作品，尤其是《气球》中能看出，你非常喜欢在现实叙事中穿插梦境的镜头。你在以前的采访中也说过，“现实的出口，是梦的入口”。梦境已经成为导演个人作者风格的一部分。

万玛才旦：主要是对梦境感兴趣。我希望能在沉重的现实之外，有一些超现实的表达。

可能和跟佛教中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理解也有关。

就像我在《气球》中讲述的，信佛的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离开，通过转世的方式回来。

比如《西藏生死书》中就详细讲述了这个过程，从死亡到投胎，需要49天的时间。

这些概念，让我倾向以梦境的方式细致地去表现死亡的细节。

当然梦境在影片中还有更广泛的表达，渲染出灵魂降临等等。花点笔墨，去实现幻觉或者超越现实的内容。

Ifeng电影：这已经是导演第三次带着作品来威尼斯参加展映了，有些什么特殊的感受呢？和外国观众、记者都有些怎样的交流？

万玛才旦：观众对我的作品大概越来越熟悉了，对我很热情；我对电影节也越来越熟悉了。

第一次来挺紧张，今年来就更放松了。昨天一整天都在和外国记者做采访。我觉得大家都对电影理解得挺透的，包括一些为了控制时长剪掉的情节都猜出来了，让我很惊喜，很感动。

尤其是意大利的观众，更有体会吧。大多数意大利人也反对堕胎，信仰天主教，因而对这个故事的情节和设定非常理解，很容易带入。得到他们这样的反馈我挺高兴的。

之前《撞死一只羊》，因为文化背景更复杂，理解起来有门槛。

但是“生育”是全球性的话题，避孕套出现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在讲什么，每个人都能体会。

虽然这是一个藏地故事，但是主题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拍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面向更广泛的观众，而不是只针对藏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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