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樾与李寿全在节目现场合影

凤凰网：一年多以来，很有幸在一起合作了几期《非常道》，从胡德夫老爷子开始，这些期做下来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印象比较深的。

杨樾：感受，我是经常给一些其他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人讲，“你们做节目就应该像《非常道》去学习，虽然是网络的视频节目，但秉承了凤凰一直这十几、二十年来在制作上的精良和对于深度的挖掘。”其实从我的心里面我想对《非常道》首先说的是感谢，我自己特别感谢《非常道》给我这个机会，或者是请我去主持了这几期，虽不多，是因为这几位嘉宾都是从我的内心非常尊敬，而且我也对他们充满好奇的一些大音乐家，每一个都是，真的可以称之为有的是超级大音乐家，有的是大师，有的是音乐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好朋友。对我来讲并不是说我个人在凤凰网《非常道》这个节目里出镜了，我个人增加了曝光，这些不是，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一次跟他们这样的很深入的对话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你们来创造的，不是我自己来创造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也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创造这种机会，但你们创造了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让我去完成了每一次节目都像一次很奇异的精神的旅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不管是胡德夫，还是李寿全、甚至包括年轻一点的吴彤等，他们每个人都有特别奇异的事情。这些东西，我对他们每个人的音乐都特别了解，甚至包括说这么多年来见面、说话、聊天、吃饭、喝酒的次数也很多，可是那都不是完整的旅程，那只是偶遇，可是每一次录制《非常道》的感觉，我和他们很正式的登上了一条船启航了，两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彼岸，非常完整的一个旅程，这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可能的，你干嘛呢，那么严肃的去聊天？像咱俩现在这样。可是只有那样的场合，而且你们做的功课让我特别尊敬，那种细致、深入，那种对人性的挖掘，对于一些甚至连被访者自己都没有真的去深入思考的问题都被你们提出来了。

所以，我主要是感谢，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荣幸，我觉得这是一个幸运，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跟人家说，“我跟胡德夫聊过两个半小时，我跟李寿全聊过两个半小时，我跟付林聊了两个半小时……”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收获，对我自己。

凤凰网：我记得你当时在电台做过“百家唱片”的时候，我想单独提一个人就是李寿全，你从来不讳言对这个人物的热爱。

杨樾：这方面我是愿意给人洗脑的，这种洗脑，因为我觉得这在传播的不是价值观，是美，美是没有对错的，价值观是有对错的。美，这是我特别愿意说的，它特别好，这是一个很美的东西，我愿意推到你面前“你也听听，你也听听，这真的特别棒！”我要把自己澎湃的情感全部表达出来，让你重视，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美，但是依然不排除有些人不喜欢，那就是审美层面的问题，没关系，对吧。可是我倾尽我全力把它推到你面前。

凤凰网：你在两千零几年那会儿，十几年前在不遗余力推广这些大师们的东西，那时候是不是也有点理想主义的东西？你一直在推广你认为美的，是不是做媒体都有点理想主义？

杨樾：我觉得理想主义当然是一个基底，所有所实践的这些东西像一个金字塔一样，下面的部分是理想和你个人的积累，所为它做的一切的准备；而在最顶上的部分，我在今年思考的这个结果，我不能够一直藏在内心的精英主义，我的那种精英主义，中国的最典型的精英主义，我也特别崇拜的许知远老师，他是那种完全不避讳自己的，我以前会有点避讳，觉得这不好，或者我不够，但后来我就想，你够不够你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你都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是什么？就是我领先于别人去听了这些东西，并且我已经把它很深、很美的东西可以挖掘出来，我就要带给你们。

我还是回到我说的 ,人是分三六九等，总有人在听《凤凰传奇》，他们在灵魂上并不低下，但在审美上肯定是低下的，这是不用回避的问题，热爱胡德夫的人肯定比热爱《凤凰传奇》的人在审美上更高大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以前回避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回避，我想了，这些年就是这样，为什么？这种东西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我14岁，1988年那会儿中国没有什么，都是听《西北风》之类的，听点邓丽君、齐秦、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

后来当我有一天成为了一个DJ，到我2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DJ。我从听U2开始十多年的时间，我听了几千张唱片，我都没有办法去分享给你们，我一直在分享我根本就不喜欢的东西，我以为这样才是做媒体。

后来我发现不对，我必须要去分享就是我认为好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好的东西就是比你们认为好的东西好。所以，我才做了6个大师的这个系列，我用了一年的时间，52个星期做了52期节目，把这六位大师的每一首歌都给大家放了，罗大佑、李宗盛、陈升、张洪量、黄舒骏、李寿全，六个人。我就告诉大家这才是音乐！那今天我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音乐，所以我一周只拿了一天去做，可是它真的影响了太多的人，那就够了，太多的人就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明白了，周杰伦不是最伟大的，麦克杰克逊也不是最伟大的，张国荣也不是最伟大的，beyond的也不是摇滚乐，让你听听什么是摇滚乐，我觉得这是从那时候我就奠定了你永远不要管你周围的人在想什么，在听什么，你就走到他们前面去，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凤凰网：这就是也是理想主义色彩。

杨樾：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的历程，所以在我做电台的后面的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去尝试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把大家没有听过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底线的就是一个人，就像我今天不屑于跟什么、什么人的粉丝去吵，年轻小歌手的粉丝觉得自己的偶像唱的是最好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本身不是一个审美有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比如说他才刚唱了一年或者两年，你就认为他是这世界上唱的最好的，那只能证明你没有听过别的，这是一个逻辑问题，绝不是审美问题。所以，我没法去跟他们交流，那么当我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我想的就是我至少把它摆在你面前，你像我一样，我自己有45000张唱片，我不可能这45000张唱片我都喜欢、我听过的每个歌手我都喜欢，根本不是，我最喜欢的可能有100个、200个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但其他的东西我也要听，不好听的，我只有听了我才知道不好听，而且我只有听了他们的才知道这些有多好。

所以,我是想说，在最后体现的是一个人在选择上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基础一定是大量的涉猎，我什么都听过我才有资格说话，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你至少听听这期节目，你说你不喜欢陈升唱歌没关系，我用五周的时间去介绍陈升，把他每首歌都放完了，你跟着我一起听下来，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尊重你，因为你听了，你说你不喜欢；如果你只听过一首陈升的某一首歌，“不行，唱的连调都没有，他唱歌都没调，他怎么会唱歌呢？”你听他50首歌试试，听他唱100首歌，陈升出了20张专辑，你听他150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这没调比那有调的还牛逼。

凤凰网：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觉得《非常道》也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也知道做郭敬明肯定比李寿全流量高很多很多，理想主义可以影响的，可以往下传。假如说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节目，怎么能让它更好，或者让它的初衷得到更大的发挥？

杨樾：我觉得你刚才举的例子，我们在做媒体的时候带有理想主义，会陷入一个误区，假设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让我自己的广播节目YY Club里去做一期郭敬明，我会非常愿意做，关键看你怎么做，你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他所带来的流量不是你所追求的。在我眼中，我认为郭敬明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他所承受的所有的非议都是他的价值，一个真正好的媒体人，韩寒也好，郭敬明也好，哪怕是凤姐，凤姐我也愿意采访她，我对她很好奇，平常我不会去好奇，但是如果有机会坐在一起我们对谈，你不觉得从她身上挖掘出很多非常有趣有意思的东西吗？那种有意思，可能超过我们做的其他的嘉宾，她身上的价值，在于“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难看？”比如说这样的问题，“你每天那么自信的写这些东西，你天天大家都知道你在意淫，你说今天这个男神又追求你了，那个男神又暗恋你了，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是真的就这么认为，这就是妄想狂，还是你其实是用反讽的方式在调戏大众？”我觉得这里面会非常好玩。

也就是说，理想主义没有错，现实主义也没有错，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嫁接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所以，我觉得《非常道》也一样，不排除任何一个明星、一个名人来做访谈的可能性，你的理想主义只体现在到底怎么问的他，而不在于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请胡德夫就叫理想主义，请郭敬明就叫现实主义？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听郭敬明是魔幻主义，请凤姐也是魔幻主义，这节目会做很魔幻的，你可以把心放平之后你会想，这样的选题都会多有意思！如果你们请她的话，我都很愿意去主持，我跟郭老师站在一起也不是很有意思么？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那对我又是刚才说的那样，一次人生的旅程。凤姐走咱们启航了，到达彼岸，两个半小时之后，你会发现你和我对她都有新的认识；郭敬明你如何承受这么大的非议、这个世界对你的非议，你真的不介意自己很矮吗？这些东西。

杨樾与付林在节目现场合影

凤凰网：有时候我在想，这种表达和分享，做媒体，包括你写东西的角色是不是也有点像“摆渡人”的感觉，也不一定是摆渡了你的思想或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什么的，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杨樾：会有，把自己的思想呈现出来有几个目的。首先，肯定不是为了去教化别人，不是为了给别人灌输或者改变任何人，我从来不想要改变任何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他的多样性。说难听的就是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从思想到你的物质生活全都是分三六九等的，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底层的人都跟上层的，我们就指精神层面的人都齐平了，那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特别可怕，但是我拿出来去分享的原因就是说我拿出来的时候会有人觉得会有价值，它可能会唤起别人的一些思考，他可能接受其中的东西，或者当他不接受的时候实际上对他自己的思维、价值观、世界观也是一次提炼。“你们像我这样想你们就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种想法就特别邪恶”，我从来都不想，我一方面就是你能够因为我提出来我的想法而去思考，这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地方，你接受不接受都不重要。

第二，反过来讲，我因为呈现了自己的想法，而别人对此有了反馈，对我自己思考是一个激发，我如果什么都不说我就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是怎么想的，人的想法多奇异啊！而这些东西又激发我的思考，我借由我呈现思想的过程来了解更丰富的社会，否则我一个人天天像康德一样躲在书房里只剩下看书了。

所以我说，呈现思想既是一个与别人交流的过程，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就真成井底之蛙了，我蹲在井下面，我觉得我才会把这个世界都想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世界的道理，国家体制的问题，我全想明白了，So what？那就是一个傻子么，不能那样。

凤凰网：你的2013年你简单总结一下,什么感觉?

杨樾：2013年完成了几个心愿，我一般年底的时候给自己写个小总结，今年没写，就觉得有很多收获，人的收获，满足了一个长久以来愿望的时候，反而舍不得去分享。所以，我就没有把那种喜悦溢于言表。

今年的大事，第一就是我终于可以说我在离开广播的第十年，虽然我中间没有中断，但是到了十年的时候，我终于又彻底重新回来全职的做广播了，像一个轮回一样。

另外，今年有一些收获，比方说,在2012年都说地球末日的时候，我做了四期节目叫《末世的遗憾》，其中有一期叫“一直想去还没能去的地方”。但有几个地方我是真的一直很惦记，特别向往，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台湾，然后还有爱尔兰、以色列，这么几个地方。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的人，也比较懒，但我今年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去了一趟台湾，我觉得收获特别大，我自己也很开心，我开心是（因为）这种情节很微妙，我去台湾整个路上一条微博都没有发，甚至大家都并不知道我去过台湾了，我回来也没有写游记，也没有贴过台湾的照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特别珍贵。

还有一个收获比较好玩的是，我在《末世的遗憾》当中我还想过“一直想学没有学会技能”，这里面排在第一位的是画画。我就一直很遗憾，我不能够把我眼中的美用画笔记录下来。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摄影，摄影实际上是“曲线救国”，我并不觉得自己真的那么热爱摄影，我买了很多的器材，到最后我其实想明白了，只是因为我不会画画，我用摄影来小小的满足一下我记录视觉的愿望。

而今年就有一天，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我记得是11月底还是12月初，有一天好像上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画的彩铅，彩铅的画非常简单，也特别好看，很有意境，我就想这东西铅笔是不是我能试着学点，画一画。我心想不管了，先买和彩笔吧，12月6号那天我收到那个铅笔，掏出来就开始画，画了一颗小萝卜，到现在是36天的时间吧，我大概画了有15、16张画，有些画我自己也很惊讶，我怎么画到十来天的时候就已经能画成这样了，我也很震惊。当然，我知道我画的不好，就远远谈不上好，但是我心里面特别开心！我画的不好，但是我能画了呀，我已经是一个能画点画的人了，对我的内心的震撼和冲击是特别大，这是一个我特别满意的地方。

还有一个大收获，我曾经在前年做节目的时候讲过“我有一个遗憾”，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媒体，这世界上每一种媒体我都做过，广播我做过，纸媒我做过。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这辈子写了几百万字，没有出过一本书，因为书在我心里面是超越所有媒体更神圣的一个载体，我始终觉得我不到，我不够好，我写的东西还不够好，不足以去出书，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对书的选择要求都是特别高的，我不能够让自己随便写点什么东西就印成一本，然后逼着朋友买，你买十本，你买十本，那并不是无耻的问题，而是对书这个东西的一个亵渎。

但是今年我终于觉得够了，我写的东西够了，一过完春节这本书就上市了。所以，我就算是在2013年完成了出一本书的愿望，这是特别大的收获。

杨樾与李寿全进行访谈录制

凤凰网：好像你干嘛都有时间，不管是你自己的个人时间，还是朋友之间的交际、道德这个层面上的，还是企业经营，你都有很多时间，这个时间怎么来的？

杨樾：其实我的时间跟别人是一样的，而且我一点没有比别人睡的少，我总结我的时间比别人多有几样：第一，我上班的路途比较近，现在上下班步行10分钟，别人可能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我就比别人多了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哪怕拿来去睡回笼觉、睡午觉呢，那你也是有价值的，总比堵在路上强。

第二，我没有什么夜生活、社交活动，所有的那种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参加一个酒会，一个活动，一个晚宴，然后折腾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种活动基本上能推全推掉了，一概不参与。人，这种时间多大一块！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一块，那我的时间不就多了么。

第三，我觉得我特别善于利用这些科技设备来提高效率的，我被迫做30分钟的地铁的时候，我看半集美剧。我经常听人说不行不行，我现在得回趟公司去，回个邮件，我现在得回家去发个邮件，这种话对我来说及其可笑，我永远不能允许自己要专门为了发一封邮件去到一个地方，我认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应该站在大马路上就能干完才对。

凤凰网：有些人自由职业，你觉得他累的要死，你是有公司，但好像一直在玩，很自由的感觉怎么来的？

杨樾：因为我聪明啊，我刚测完了智商145，145智商的人不能跟100的人付出一样的努力，那你的智商就没用了，如果人靠拼体力去赢取一个结果，那就跟建筑工人没什么区别了。我不管换什么行业都在做用脑子赚钱的事，用脑子赚钱的事业是不能够拼时间，拼体力的，我也不是不辛苦，我也非常辛苦，那我熬夜，我凌晨两三点钟还在写书稿或者什么样，可我不认为这是奋斗，这是我爱做的事儿，当你把你努力去做的每件事都当成爱做的事，或者反过来讲，你只做你爱做的事，你就确实看起来不像是在奋斗，虽然你也挺辛苦的。

2013年我坐飞机飞了7万多公里，我在做德云社的巡演，你看辛苦不辛苦？我飞到每个地方，我没觉得辛苦。但是我飞出去，我在路上，上飞机开始看美剧，看书，看Kindle上的书或者是看实体书，三个小时，能看两个电影，那你说我是出差去了还是玩去了？这个时间你们没有在坐飞机，那你又干了什么呢？那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在睡觉，那我坐飞机的时候我看了两个电影，我还写了两篇影评呢！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一个多小时，听张唱片呗，手机里都有，你让你不得不去做的工作也看起来还比较丰富多彩。晚上当地的朋友客户叫我出去喝酒啊，什么唱歌啊，夜总会啊，我一般都不去，躺在房间里，我觉得房间特别好，我随身都带着设备的，我飞到那儿都还做节目呢，支上话筒，电脑一打开，录两期节目。我晚上不出去喝酒了，我要录节目，或者晚上攒了几集美剧，赶紧看看，这不都是收获么，那你说我是去玩了还是什么。

凤凰网：除了时间分配之外，就是你那个状态，一直给人的感觉很自由。

杨樾：状态是这样，状态之所以有现在这个状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胸无大志，我真的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虽然是金牛座的，也喜欢钱，但是我对钱就是一个缺乏最基本欲望的人。当然，钱很重要，因为金牛座的安全感来自于金钱，但是我觉得有点就行了，从来我说我做企业，包括现在开始自己去创业做互联网公司，我就跟股东讲，我们这个公司未来一定不是朝着上市去做的，我从来没想过，我说我想的就是这个平台我把它搭建好，我们踏踏实实的做，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不那么痛苦的、不再受到资本方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能赚钱，赚多赚少没关系，只要它是赚钱的，我们就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做一件我们这一辈子最爱的事，它居然还能让你赚钱，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为什么要把你这一辈子最热爱的一件事做成上市公司呢？那不是我们追求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平衡，我讲过一句话，“人在职场的成功不是你的收入和你的职务的高低来决定的，而是以你对自我时间的控制力来控制你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与否。”不仅是打工，自己当老板也是一样，如果一个老板一周七天都在工作，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这种人非常多，天天带着员工加班，那他不管赚多少钱，他的人生都是失败的，你在干嘛呀，你赚那些钱你干什么用，你的动力来自什么，只是积累数字吗？你这样奋斗十年，你的十年都没有了，你回头一看，我所有的收获就是这些钱。

当然，我也得赚钱，我得养家，我得买最新的iPad，这都是需要钱，那我就找平衡，你不要在每件事上都追求极致，都有点儿，让它尽量平衡，没有绝对的平衡，就是说生意我也做了，钱我也赚了，但这些我也玩了，该玩的玩，看书也得看，美剧也得看，节目也得做，自己开心的事也得做。很多老板非常自豪的说：“我这人没任何爱好，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我觉得特可笑这种人，那你变成一个机器了，你是一个东西，你是一台机器，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你的精神需求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事业成功的满足了，挺可悲了。

但是我也在找，我就是尽量让它平衡起来，我用十年的时间其实追求了一个结果，尽量让我这边的东西，这边是工作，这边是生活，一个玩，尽量让这边的东西变成这边的东西，尽量让我玩的东西变成钱，那你不就平衡了么。

别分的那么开，我开始做播客是玩，自己买了话筒放在这儿开心不开心，现在我让我的节目已经在赚钱了，一个娱乐变成了钱；然后我喜欢写博客，写各种评论，现在大家都找我要稿子，杂志约稿又变成钱了；我喜欢看美剧，蓝都之说 “你写个美剧专栏吧”，变成钱了，我喜欢做模型，他们说“你做模型太好了，你给写个模型的专栏吧”，变成钱了，都在变成钱，我喜欢听音乐，“《时尚先生》说你给我写篇汪峰吧”，又是钱，看电视都给钱，你看个《好声音》，写几条微博变成钱了，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变成钱，你不就都有了。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我已经卖掉两张画了，有一张画不是卖了一万块么，这是我人生画的第三张画卖的一万块钱，那天有一张电子版的画卖了两千。

你说我不赚钱吗？他们都没看到这些，只看见我在玩，我让这个东西变成钱，我写文章，那我出书，他们还天天说“你陪孩子，你太恋家了，怎么天天不出来混！”大家都看到过每天都在记录我和我女儿的对话，这是我陪伴她的一个收获，我记录，从半年以前，六个出版社找我，要把这个对话出成书，现在我这本书首印只有一万册，我个人觉得努努力，卖卖这张老脸也许能卖到三万本，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跟我女儿对话》那本书起码能卖10万本。如果卖10万本，而且做成绘本，一本的版税是5块钱，我天天陪孩子一年挣50万，你不陪孩子有人给你钱吗？你都喝酒了有人给你钱吗？我天天下午四点钟就下班去接女儿放学，然后跟她对话，这些对话已经够出两本书了，一百万，你不陪孩子有人给你钱吗？我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生意了，但是我没有功利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没有想，它有一天到了那儿自然就有，我从第一天记录我女儿的对话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想到这个东西会变成书呢？我哪儿知道她以后跟我说话不说话？可是有一天当我很认真的时候记到第50篇的时候出版社就出现了，那它就已经是这个价值了，他们首印就要5万本，如果要印5万本，直接就要给我25万块钱，我说连我女儿上大学的钱都有了，去美国上大学的钱都有了，她5岁就把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挣到了，这钱都是她的，当爹的不要，她已经可以自己养自己了。那你们这些爸爸，天天在外面喝酒，又给孩子挣到什么呢？

凤凰网：你玩归玩，你每一件事都玩的很认真。

杨樾：对，我特别认真。有一天有一个人送了我一个烟斗，我不懂烟斗，送我一个烟斗，后来我知道烟斗才100多块钱，当我拿到这个烟斗的时候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我没有马上去买烟丝和工具，我先买了两本烟斗的书，为了这一根100多块钱的烟斗，我说烟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看他们有装、有抽，好像很复杂，我先买本书学习学习，我买了两本烟斗的书全看完了，然后找着上面讲的买工具，买了一些通条，然后买烟丝，回来照着书装里面抽抽很美，抽了一个星期这事就过去了，再不抽了，我玩明白了！也许那一周的时间，我就每天都在网上我吸烟斗的心得，大家说你太懂了，比如说我的大哥们就说，“你又不干正事了，你没事又在研究烟斗了！”可是我如果真抽下去，又给杂志写烟斗专栏了你信不信！

杨樾与胡德夫在节目现场合影

凤凰网：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希望在2014年的《非常道》里面和谁再有对话？

杨樾：之前我们也沟通过，其实这几个大师如果能有机会，咱们都给他做了，现在李建复老师，这个我也帮你们联系。侯德健老师，他是最近没在北京，但是我也特别希望他做。其他这些大师我不知道如果能做李宗盛，我觉得每个都很牛，我觉得能做任何一个都很开心。

凤凰网：你对何老师或者对以前《非常道》有什么印象？

杨樾：何老师特别有意思，他几年前开始干主持的时候我看过，咱们还在粉丝网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好像开始从一个文化娱乐记者转行到做主持人，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他跟我们这种专门干这个的不一样，他很无拘无束，很生活化，跟嘉宾聊天应该都是跟拉家常一样，而且他的特点是会经常去讲自己的故事，把自己跟嘉宾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是说在做访谈，而是咱们两个人是老哥儿们，而是你讲你的事，我讲我的事，两个人的故事就在这儿形成一个交融和冲撞。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风格，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有着很深的生活的积累才能做到的，这是没法复制的，并不是一个年轻的主持人想象何老师那样去做访谈你就能做，那你有什么事儿，当别人说起他一个事儿来，你也有一个一样的事儿说出来，这个多难啊，你得经多少事儿才能面对不同的嘉宾，你都有事儿跟他映衬，这是何老师特别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