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娱乐：99年到03年贾樟柯不能“浮上地面”的时候，他之后找到上影，很快在04年就拿出了自己的这部电影，叫《世界》，那么，当时在他03到04年解禁的过程当中，您在背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在这个地方您是不是给到他一臂之力呢？

任仲伦：我和他是很好的合作者，03年我到上影集团以后，贾樟柯就来找我，他希望和上影合作，当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导演，你为什么选择和上影合作，和我合作？”他说他希望他的影片能够是在市场上公演的，他有他对电影的理想和追求，我自己讲“凡是热爱电影的，我们都可以热爱他们。”然后就和他合作了。

但是他接下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任总，你希望我拍什么电影？”当时我和他讲了一句话，他后来一直在肯定我，“当初你这句话讲完以后，我更坚定地想和上影合作、跟你合作。”当时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到上影不是说要贾樟柯拍上影的电影、上影风格的电影，我们还是希望上影要贾樟柯风格的电影。

在合作过程中，他的第一部剧本就是《世界》，我看了剧本以后，我毫无疑问地就三分钟就跟他说，“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上影来出资，来投资这部影片。”支持他的理由就在于，一个健康的电影发展格局应该是百花齐放，可以有大量的体现主流价值的影片，也可以有许多追逐商业价值的影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同时需要具有人文价值的影片。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一个企业领导者，你为什么敢支持贾樟柯的影片，他的影片一定是赔钱的，你为什么愿意赔钱支持他？”

凤凰娱乐：不仅赔钱，同时还要面临很严苛的审查，这是双重压力。

任仲伦：但我是这样去看贾樟柯的，贾樟柯的电影给一个企业带来的价值是多元的，有时候可能是艺术价值，有时候可能是商业价值，总体平衡下来，给上影带来的价值是高于我的付出的。大家觉得他的影片会亏欠，实际上贾樟柯的影片基本不亏钱的，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只是用一个地方就是国内的市场票房来衡量这部影片的价值，贾樟柯的电影在欧洲的市场是很稳定的，比如《三峡好人》，当时投资人民币只有400万，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狮奖，在东京等其他地方大概前后得了十几个地方的电影奖，它在欧洲市场销量远远超过400万的投资。还有一点贾樟柯很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导演以后，他并没有由此把自己的导演身价（个人的经济、商业价值）提得很高，我跟他合作六部影片，他的酬金都是很低，低于大家所有的想象，这次《天注定》也合作得很愉快，他获了十大电影之一，而且销售业绩也很好，就将近十几个国家买了版权。至少到今天为止可以告诉我，我的投入、我的回收不仅没有问题，我还可能赚一点钱。

凤凰娱乐：聊一些比较个人的话题，您去看《小时代》了吗？

任仲伦：看了。

凤凰娱乐：您会怎么样看待《小时代》这样一个类型影片未来的发展。

任仲伦：《小时代》在中国电影整个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是一个成功，它的成功和传统电影意义上的成功、传统的电影成功是有区别的。如果在十年以前，我作为一个电影学者，我可能会提出这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今天我站在一个企业领导者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完成了它的贡献，第一，它使得投资者有很大的回报，第二，比这个更重要的，它预示着中国电影观众处在一个不能讲“改朝换代”，但至少可以说是“换代”，中国的主体观众实际上在转变，为什么《小时代》赢得了更年轻观众的喜欢？这种喜欢，对他们来讲甚至是一种狂欢，年轻一代过去看的都是父辈给他们拍摄的电影，父辈们用他们成熟的经验给他们讲述了很多故事，对他们是有益的。但是《小时代》这一茬电影出来，我觉得是他们的朋友，甚至是他们同龄的朋友给他们讲的共同的故事。所以，他们对父辈讲的故事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挑剔和要求，对同龄人就像朋友聚会一样的，这个缺一点，那个差一点，那个话讲不完整，都无所谓，我们高兴，你话没讲完整，意思我听明白了，他就乐了，高兴了。

凤凰娱乐：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释放出来，一方面是我们这些电影大佬们要开始注意了，那么，同时对于包括像张艺谋、陈凯歌跟你非常熟识的大导演们，他们在享受了所有的国剧的赞誉之后，他们面临这样新的转型的时候，您会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任仲伦：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担当的历史责任是不一样的，对凯歌也好，对艺谋也好，对这些已经成熟的，甚至在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上已经比较稳定的导演来讲，我个人觉得无须改变，因为这个社会依然需要他们的电影，就像年轻人依然需要有前辈的人给你讲述很多历史或者讲述很多观点，也没有人会刻意地拒绝。对他们来讲，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变革，而不只是为了适应这些更年轻的观众去改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觉得没有必要。

凤凰娱乐：早在93年的时候，当时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据说上影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麻烦，您当时还不是上影老总的身份，当时还是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就在陈凯歌开说自己已经不行了，快要为此而“自杀”的时候，当时您助了他一臂之力，当时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任仲伦：我和凯歌的友谊很深，历史也很长，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当时在中国电影时报（当时一个比较专业的报纸），我负责评论版，他刚刚开始拍《黄土地》，从《黄土地》开始就充满了争论，我作为一个评论者或者作为一个媒体，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这个过程中我们赢得了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支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当年他拍的《霸王别姬》实际上也是充满着争论，一度在宣传推广上是有些阻力的，站在媒体的立场上或者我站在电影评论者的立场上，我觉得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在帮助他推广的过程中做了自己的一些努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于他的艺术、对他的人格、对他的追求越来越理解。上影比较善于合作，我和凯歌合作了一些影片，我和王家卫合作了四部影片，从《地下铁》、《2046》、《蓝莓之夜》、《十二生肖》，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合作的计划，合作得很许多愉快，包括我和李安合作，和吴宇森他们合作，都是很愉快的。

我觉得艺术创作，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可能在沟通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学会的就是倾听，他想追求什么，他想表达什么，而不是你先宣言你要什么，面对一个成熟的优秀艺术家，制片者和出品者首先都应该是倾听，你帮助他们实现，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实现，我觉得电影创作中两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凤凰娱乐：您之前的这种媒体人的身份，您刚才说到善于倾听，首先倾听别人说什么，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决策，对于您之后华丽转型电影大佬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任仲伦：肯定有很大帮助，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第一，要有电影理想。如果你没有电影理想的话，电影这个行业真的过的像农民的日子，有理想才有动力，没有理想做一般的职业、一般的工作，没有必要花那么多心思。

第二，要有专业能力。你有专业能力才能和他们对话，赢得他们的尊重。艺术家有时候有自己的追求，但是有的时候他的追求可能是有他的偏爱。我对合作者，包括艺术家，我说我是“黑桃10理论”，其实我可以打一个牌告诉你我是黑桃10，你可以否定它，你说这不是最大的，黑桃K、黑桃A都比你大，只要他能打出黑桃K、黑桃A，我就认为他们比我大；当他们拿不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你尊重，因为以前我在学校里当老师，我曾经写过将近几百万文字的电影研究和电影评论，我看过至少1000部以上的电影，这个帮助了我，帮助我跟他们对话。

第三，行业人脉。我原来在作家协会也工作过，作家完全是一个个体劳动，个体创作，他的意志完全可以通过个人来表达。电影创作，我到了电影界以后发现区别很大，电影创作是集体创作、集体生长，它需要配置各种各样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人脉资源，你的行业人脉就显得很重要。

凤凰娱乐：之前我们和好莱坞也有很多合作的成功模式，未来这样的合作模式对于我们上影来说会成为什么样重要的部分呢？

任仲伦：我觉得一个企业发展必须要有战略，上影在十年前形成的战略就是产业链，你刚刚讲到我们和国际合作，以后在上影发展过程中占有什么位置？我说它占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09年我们开始提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我十年前到好莱坞去访问，我当时走了九个公司，把当时的八大公司走了，再加上一个美国电影协会，他们或迟或早，或者比较婉转地都问一个问题：“你们中国的盗版什么时候能解决？”他们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妨碍了他们的很多思考和决策。

十年以后，尤其是这几年，我到好莱坞交流，他们都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进入中国市场？”说明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它在世界电影界有它的话语权，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思考能不能把中国的电影、把中国的故事推向海外？

我们推出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片的一个经典，而且它是中国的动漫学派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在50年以后重新修建了一遍，跟美国最强大的技术特技特效公司合作，把它做成了一个3D版，它是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思想、故事、艺术的表达，不仅在国内有5000多万票房，在国际上大概有13个国家和地区买了我们的版权，联合国颁给我们一个知识产权金奖。

有一部影片叫《魔咒钢琴》，它写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驱赶的情况之下，中国的上海这个城市就包容了他们，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认为有它的国际性，你要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首先要世界观众对你有兴趣，我们在整个组合上也花了很大的心血，比如我们的班底应该是中国电影对外合作最豪华的班底，我们的制片人是迈克?梅达沃伊，他本身是一个在上海出生的犹太人，他对这段历史特别情有独钟，因为他的父亲在90岁重返上海的时候，他一下机场就说：“这是一座拯救我们全家的城市”，因为他的父母二战期间在上海结婚、生活，然后生下了他。这个制片人曾经获得过8项奥斯卡奖、13项奥斯卡提名，最近的就是《黑天鹅》，导演我们请的是巴瑞?莱文森，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导演，他拍过的代表作是《雨人》，这一部影片在奥斯卡得过5项奖。编剧我们找了哈伍德，他是英国的爵士，他的代表作就是获得过奥斯卡编剧奖的《钢琴师》。再加上我们找的摄影师，叫杜可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豪华的创作班底，这个班底主要是想完成“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凤凰娱乐：大家在比较内地电影大佬的时候，比如提到华谊兄弟，肯定自然而然地会想和王长田比较，提到您，肯定会跟韩三平韩爷来比较，北京人都会“韩爷，韩爷”这样地叫，他就是那样很北京范儿的那种感觉，您觉得您和韩爷最大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任仲伦：我和三平都是一个在国有背景下的电影企业领导者，我很尊重三平的就是他是一个在业内电影专业人员出身的背景，我的经历可能形成我独特的东西，因为我曾经做过电影媒体，在做电影媒体的过程中，长达十几年，我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这些电影人，他们的所思、所忧、所想，同时也积累了相应的人脉。我更大的一个经历是在学校里埋头研究电影，看了很多世界上比较经典的电影，自己也写了几百万字，在大学里还是比较著名的电影理论家，第三，我是搞理论出身的，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和提炼规律出来，到了上影以后，我这个优势最主要就是体现在整个战略管理上，大家都觉得来了一个书生画了一个饼，画饼充饥，因为当时中国电影处在一个长达十几年的低潮期。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人穷志不短，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要想到高潮，哪怕我今天没有力量做，但我心向往之。

其实我当时03年到上影集团以后做了两件事，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到交通大学去学工商管理，第二个选择是去拜访了美国，我走了大概七大公司，我问最简单的两个问题：电影赚不赚钱？电影怎么赚钱？我在从洛杉矶回上海的飞机上，有两个关键词就在我的脑子里面，第一个关键词是“版权销售”，当时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相比，上影拥有800多部故事片的版权、1551部的科教影片的版权、1300多部的译制片的版权，这不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民营企业拥有的版权。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公司，那个财务总监一定是有文学才华的，他写财务报表的时候写了一句很有诗意的话，“片库（版权）经营是本公司规避投资风险的安全法。”然后他列了所有的数据，当年这个公司实际上版权收益占了所有收益将近40%多，新片投资的收入只占了10%多。

第二个想到的概念就是产业链，在美国我看到，大的公司制片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市场控制，有一个人专门写的研究好莱坞的商业模式，他讲了一段话我至今印象很深刻，他说制片业等于石油界的勘探业，有可能你勘探了十个油田，贫油或者没油，你所有的投资都化为乌有；也有可能你在探第十一个油田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大油田，前面所有的投入都回来了，他也分析了影院，他说影院相当于实业中的加油站，1，充沛的现金流；2，市场的占有；3，它的微利，不可能是一部影片投了2亿变成盈利20亿，这种暴利的可能性不大，它是微利，但是它稳定；4，它是一个中期投资。这样一看我就明白了，实际上在一个充满风险的制片业当中，你需要其他支撑，需要形成一个产业链，相互依托，相互制成，东方不亮西方亮。

但是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时我觉得容易做出成绩的片库经营实际上给我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的版权市场并不健全，至今我们的版权收益主要还是靠影院票房。

所以，我和三平，和中影，在专业上他更专业一点，我更理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