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这为无数深陷灰暗人生、黯淡前途的青年投来了一束光亮，打开了一扇窗，也为这个在崎岖之路上跋涉太久的国家带来了变革的迹象和复兴的希望。影片《高考1977》就是选取这样的背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巨大历史变革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因此，影片不仅再现了“历史”，更以真实又富激情、温婉而又流畅的影像书写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人”的解放

影片中，潘志友、陈琼等人在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的分场插队，在经历了最初的沮丧、消沉，乃至绝望之后，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里单调、艰苦的生活。当然，青春的激情仍在贫瘠的现实中暗潮涌动，渴望改变现状的躁动依然奔腾不息。可是，三分场的场长兼革委会主任老迟却希望这些青年像他一样坚守在边疆，扎根于这块土地，战天斗地，为国奉献。

当这批知青从电影中看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们感觉到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很快就具体化为“恢复高考”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从国家的招生政策中读到了这样的信息：个人自由填报志愿，主要参考文化成绩，不考虑出身，只看政治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也不会因为领导的为难而寸步难行，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革，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乃至伦理环境的变革：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一直倡导并建构的是“集体伦理”或者说“人民伦理”，这种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困境、作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样，个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与道德专制没有什么区别。在《高考1977》中，我们看到，知青们被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规定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个体性的情感诉求与偏好则被抹煞。

而现代性伦理作为自由伦理，“不是由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在这种伦理环境中，个体的选择是出于一种生命感觉的偏好，是为尊严而战，为个体的幸福而战。正如影片中的知青，他们在恢复高考后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按国家或老迟的规划运行在预定的轨道上。

因此，影片的意义在于，恢复高考，不仅是中国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表明一个非理性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不是用外在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来设定生存规范，而是个体依据自己的生命偏好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呈现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还有人读法律系，等等。

影片的背景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前夕，而这种“思想解放”的前兆就是“人”的解放，不再将“人”绑定于某个无法超脱的“体制”中，个人的命运不再被“公章”所决定，不再被“介绍信”左右，而是回归“人”的自由性。因此，影片《高考1977》选择了一个历史变革的临界点，以此来唤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心灵，激发那些潜藏许久的激情与梦想，并观照在这种嬗变中人心的各异表现：绝望、沮丧、抗争、拼搏。在这种氛围中，连几乎习惯了别人操纵她的人生的陈琼，也拒绝在逆来顺受中等待着自己不可知的未来，开始积极复习备考。

这时，影片中的几个意象就显得意味深长：那经常出现的火车，喘着粗气驰骋过来，带着大地的颤动，正如时代的脉搏，正如历史前进的脚印；还有知青烧荒时那熊熊的大火，代表着青年心中那奔涌不止的生命激情，代表着扫荡一切禁锢的力量与决心，尤其这时阿三从收音机里为大家带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巧妙地隐喻了时代变革即将到来；还有强子他们魂牵梦萦的“书籍”，不仅承载着“知识”，更承载着“自由”，还是他们渴望心灵充实和精神丰盈的一种具象化表达。这些意象，与“公章”、“塔楼”、“介绍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比，分别指向“解放”、“自由”与“禁锢”、“压制”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