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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平:哪个演员敢改我剧本就赶快去死

采写/波米 图片/卡卡西

  曹保平说话很冲,像姜文,这种相似性就像《光荣的愤怒》与《让子弹飞》,在西宁影展上,评审主席姜文埋怨《烈日》为什么没找他演,不是简单的恭维。

曹保平

  曹保平真正独立执导的长片电影只有四部,然而它们却或明或暗的都在指向体制覆盖不到的“盲区”,《烈日灼心》的原名“法外之徒”实际上正是曹保平电影一直以来的主角身份。在《光荣的愤怒》中,“体制”直到影片行将结束时都是“缺席的存在”,曹保平通过描写一个发生在偏远村镇的故事,揭露出底层生态圈“推翻恶霸自己当”的恶性循环。而在影片《狗十三》中,“体制”则相当于整个“成人社会”,影片以一个小女孩与爱狗的故事反衬出成人世界的道貌岸然。已经杀青的《追凶者也》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六盘水千里追凶案”,如《人山人海》那样,在警力不够的偏远地区,“民间追凶”或许是荒蛮世界里替天行道的唯一法则。《李米的猜想》则更像《烈日灼心》的“爱情片”版本,同样的“出租车司机”致敬元素、同样为爱偏执的女性角色,还有那个同样需要对真爱隐藏身份的邓超,它们共同构成了曹保平镜头下“亡命之徒的浪漫”。

  这次发生于8月初的曹保平专访已经是凤凰娱乐关于《烈日灼心》所进行的第三次专访了。关于这部口碑很高的犯罪类型片,曹保平之前已经谈过很多,这一次我们试图从曹保平的教师身份出发、解读这位导演一直以来的视角与态度。

曹保平谈“段超之恋”:我本意没有但不排斥

曹保平

凤凰娱乐:很多看完《烈日灼心》的人都在讨论“邓超与段奕宏”到底有没有同性恋关系,而我很关心,你最初的创作本意里有设置这层关系吗?

曹保平:我本意是没有的,原本就是兄弟情,但我其实也在不断学习过程中,因为当我和那些比我年轻好多的人聊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事的解读都不一样。在我和与我同龄的人看来,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兄弟情,怎么了?但他们都说你这好像一对儿GAY,而且基的不成啊,就觉得他俩(是GAY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其实在我而言,我真的没有这么去想,说我故意去附加这么个意思?我从来没想过。

  但我又为什么说是自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呢?你会发现时代不一样了。可能在之前,我们对于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拉拉、什么是gay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后面有一部作品(《追凶者也》)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的思维下,他们就认为这是100%的同性恋,这证明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环境,读解一部作品的方法不一样。那它也会警醒我,它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以后我可能会在尺度上明白更多、处理更多。但是我觉得《烈日》好就好在,我本意确实没把它当同性恋处理,而只是他们去这样读解了,所以它才高级。如果我真有这个想法,把同性恋元素主观的放进去,它可能就会做作。现在其实有一种毫厘之间的微妙,会有一种“波动”,但如果我要说这个事儿,可能呈现上就过了。

凤凰娱乐:那等于你在执导超和段的表演时也没有让他俩往同性恋方面出演的意向?

曹保平: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向。

凤凰娱乐:那现在关于本片的讨论基本都集中在同性恋上,你不担心影片的表达与大众的焦点产生偏移吗?

曹保平:这个东西非常难控制,就像那句俗话说的一样:什么人读《红楼梦》,就能读出什么样的东西来。电影就是这样,它不是《圣经》,别人不膜拜它的;如果有人要就喜欢这些“腐点”,我觉得也可以,他从中能找出他的乐趣。而如果是一个对电影需求更高的人,他就有可能从中能读到更多的东西。这个作品该给的东西都有,足够。所以,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人可以接收到我想传达的东西。我自己因为是老师的关系和许多年轻的孩子打过交道,现在确实有很多是那种没心没肺、没脑子的脑残;但也很多有脑子、有见解、有想法的年轻人。

  所以,也没有必要为此焦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在表达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是很深刻的、很有思想的,有时也可以是很娱乐的,作为商业片也一样,你也是在用商业片的套路表达你对世界的看法而已,这就够了。除非你把电影当成挣钱的工具,否则它就是一个你内心喜欢东西的表达载体。至于你和观众之间能在思想上衔接和沟通到多少,这个取决于两点:一个是你的才气,一个是你对社会的判断,关乎于你的价值观和大众之间的关联度。而这个东西从来无法强求,你有你想传达到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用哭天抢地的去要,就这么一现实情况。

曹保平谈审查制度:时好时坏全看命

曹保平

凤凰娱乐:你的电影始终是站在“体制”之外的,即便有些电影没有明显的对抗情绪,但也基本都是聚焦于体制辐射不到的墙角与边缘,为什么会对此有持续的兴趣点?

曹保平:我当然不是体制的拥护者,也不是歌功颂德者,但我是一个体制下正常活着的人,如此而已。我并没有要挑战体制的意思。或者这么说,如果我对现行体制有一些看法,那我可以拍纪录片,可以拍地下电影,那些可能来的更犀利,更有意思。但我的兴趣点不在那,否则我完全可以去拍那样的戏。

  我觉得我真正的兴趣点是在讨论人物的复杂性。那么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碰触到一些体制的东西,这就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本质而言,我不是想探讨体制本身的问题,而且我觉得社会批判的题材很难出很好的作品,它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比如像文革结束那一批“伤痕文学”什么的。

凤凰娱乐:但因为题材的关系,你的电影总是遇到审查困难,看过《烈日》的很多人都说审查制度放宽了,你觉得有这样一个明显趋势吗?

曹保平:时好时坏。(记者:完全没规律?)对,就看你的命。怎么说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归纳审查的尺度……确实我的电影都会碰到这类问题,但好在没一次对我的电影造成致命影响,只是或多或少碰到了一些,但最终都通过了,也没有那种一改就会“伤筋动骨”的情况。

凤凰娱乐:那你是否觉得,如果中国电影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审查制度势必也要进行调整?

曹保平:它和审查制度肯定有关系,比如你拍神话题材、拍恐怖片,因为我们提倡一个唯物主义价值观,所以你电影里就不能有鬼,那没有鬼怎么拍鬼片呢?那不瞎扯淡吗?所以最后你只能在它画的那个小圈子里特勉强的拍。比如说我听说《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的立项过程就很荒唐,你想啊,本身那盗墓过程中遇到的神神鬼鬼肯定是唯心的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俩片子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据说最后是给改成考古的了,我不知道会拍成啥样。所以有一些类型上,肯定会受审查制度影响。

曹保平谈类型片建立:中国现在都是狗屁

曹保平

凤凰娱乐:你提到类型片,很多人都说韩国目前的类型片比较成熟,尤其是犯罪悬疑片,你怎么看?

曹保平:当然啊,我也觉得他们在类型片上比我们做的好。而且不只是犯罪题材,他们其实在很多题材上类型化都很成熟,包括爱情、惊悚、悬疑什么的,毕竟它本身的尺度更开放。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之所以类型做的不够好倒不完全是审查制度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我们对电影的敬畏和认知方面有问题,我们没有好好学习电影的内在规律和基本技术,我们太急了,尤其发展到现在这个浮躁的阶段,大家越来越没有学习态度了。

凤凰娱乐:那你觉得中国需要建立类型片系统吗?

曹保平:从电影工业上来说当然需要,但是中国今天就没有类型片,都狗屁,都别他妈扯,你告诉我现在哪一部电影是成熟的类型片?(记者:你的片子你也不觉得是?)我觉得……我也不认为是。比如说《李米的猜想》,它有犯罪片元素在里面,但是它和犯罪悬疑类型片还不完全一样,是因为《李米》杂糅了大量的爱情片元素。这次《烈日灼心》确实是一个明确的犯罪悬疑片的样子,但也只是这部片子和这个题材适用于这个类型。像《狗十三》也不是类型片,《光荣的愤怒》完全是一个黑色电影,我觉得都还没有定型。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主观上喜欢新鲜的东西,我特别希望每一次的尝试都不一样。比如我如果也要拍一个喜剧片,它一定和你现在看到的那种逗逼玩意儿都不一样,我绝不会靠演员的肢体、噱头或网络流行段子去取悦观众,而一定会是一部有剧情设置、人物设置的喜剧,我以后可能会去做那样的尝试。但我觉得现在在国内都谈不上成熟的类型片,你说哪个类型片成熟了?有人说所谓的“校园青春片”很成熟,但我认为那根本就不算一个标准的类型,它都没有作为一个类型片的规律以及作为一个类型片内在的本体需求。

凤凰娱乐:你提到喜剧这事,我们之前和大鹏也聊过,他说邓超演《煎饼侠》时会在片场提出加一些自己的想法什么的,但据说你非常反对演员改动剧本?

曹保平: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互动过程是完全免不了的,比如说拍某场戏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设计啊、台词节奏怎么变化啊,都会有商量的过程,都说我“虐演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挖掘演员的可能性。

  但我绝不允许演员动剧本!现在我听到很多的演员都改剧本,甚至还带着自己的编剧团队进组,随便去改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人赶快去死吧!这简直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怎么可能呢?也就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是因为很多片子本身就已经烂到不行了,可以任人糟蹋!但对于一个严谨的戏来说,这是太荒唐的事,至少在我这儿绝不存在!根本不可能!

凤凰娱乐:那你自己会在现场改剧本吗?

曹保平:我自己会改,我会改的非常多,这也是一个导演的基本能力,你必须要维持你一个导演的地位,这会涉及到与很多职能部门的沟通。演员当然是最明显的,但我们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摄影团队,因为这个团队是一直是非常强势的。如果要碰上一个很弱的导演,可能就会因为摄影师而改变。有的导演年轻或有的导演脑子不够清楚就很可能被颠覆想法,一些有经验的人会试图说服你,而且他说服你的理由也让你觉得貌似不错,但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被毁掉的。

凤凰娱乐:可能这些部门只是为了他们工作方便……

曹保平:不是,没那么狭隘,不是为方便,而是自己职业的本能要求,比如拿摄影团队来说,在那个片场环境里或许可以进行另一种调度,光线就会变得非常漂亮,或者如果俩演员动起来,那在构图上就会非常好什么的。这从职能部门来讲没有问题,但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就要判别。因为有可能那场戏,那俩演员是动不起来的,他俩就需要很安静的在那儿,那感觉才对。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有可能职能部门会要求改动,但你必须要判断它对或者不对、要或者不要。

曹保平谈学院派身份:我没有那么大说教的使命

凤凰娱乐:你和其他一些电影学院老师拍出的作品都有不错的口碑,你觉得作为电影学院教师对你执导电影有什么影响?

曹保平:其实这层身份无法保证我活的非常优越自如,因为这部分钱很少,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在物质层面上,没有这层身份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我觉得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沟通平台,就是我可以和电影最前沿的学术界有个沟通,电影学院会提供这样一个基础和平台,这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你会因为学院的关系去时刻了解世界电影的大趋势,这对你的思维和认知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把你甩出去的话,你在外面就是一导演,当然这也可以,毕竟学习与否在于你自己,你也可以通过其它手段学,但如果有这样一个(学院)的身份,那学习渠道就更直接,比如一个学期我至少得回去一趟,我得去备课,去参加学院的一些活动,像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土耳其,就是学院派我去做一些交流。而这些事会让你和电影产生很纯净的关联。

凤凰娱乐:但也有人觉得,或许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教师身份,所以你的电影永远有……或许我们不用“说教”这两个字,但总有对观众很强的一种引导意识,你怎么看?

曹保平: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也不完全是这个身份导致的,而且我没肩负那么大的使命感。教师这个身份只能为你自身提供一些营养。

凤凰娱乐:最后问一个《烈日》的小细节,邓超身上那件AC米兰球衣是什么情况?

曹保平:那是我们专门去找的,而且那件球衣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网上淘来的,那是一件2001年版的舍甫琴科球衣,是舍甫琴科去米兰第一个赛季的,和后面的还都不一样,那是我们特意去找的。(这是因为你和邓超是米兰球迷的原因吗?)不是,完全是剧情里有的,是故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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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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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娱乐《大写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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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波米 卡卡西

责编:胶片 芥末蘸酱

监制:刘帆 李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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