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上映以来，赞美和批评陆续出现，但《不二情书》纵有若干BUG，有一点非常值得赞美，那就是编剧兼导演薛晓路，在一个文艺作品努力追求“白”和最大公约数的时代，写和拍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不论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其实都有点像写情书，见天地见众生是后来的事，起初的出发点，都是给二三知己或者一小撮目标人群写情书。这情书，是对对方的迎合、取悦、评估（甚至高估，李银河曾说“爱就是对对方的高估”），是真正奢侈的高定产品。问题在于，情书写给谁？写情书的对象，决定了情书的肌理、取向、趣味。情书写给谁，得先于情书怎么写，提前就要做出决定。
大部分人对情书的接受对象没有把握，于是倾向于把这封信写得尽量“白”。所谓“白”，就是浅白、直白、空白，不设置任何理解上的障碍，在人物设定、故事设计各个方面，都取消任何特性，人就是男人、女人，职业身份至多是白领、商人、学生，故事就是各种套路的组合。总之，不能特别，不能有特性，不要有记忆点，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读者和观众的基数，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这种“白”是一种对对象的评估：你们必然是惧怕障碍的，是没有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提炼出共通情感这种能力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这种“白”是因为创作者本身就是个“白人”，情感浓度不够，生活经历欠缺，生活顺风顺水，对世界的想象力极为有限。都市题材尤其是都市爱情题材的国产片，是“白人”重灾区。
《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不够“白”，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华人月子中心，女主角是赴美生子的二奶，场景和人物都特别；第二部《不二情书》更不够“白”，女主角是澳门赌场女荷官，男主角是美国的房产经纪，两人凭借书信往来建立起感情，这很特别；从两个人尤其是男主角罗大牛的工作圈，又引入了华人大流散这个话题，这更特别；更别提《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读书会、老爷爷那些引经据典的书信。这在许多创作者看来，都是特别之处，都太文艺，都是障碍，足以让观众畏惧。换个编剧，这些都得改，两人的身份全得改成没有具体工作内容的白领，《查令十字街84号》得改成《唐诗三百首》。
事实上，从两部《北遇西》的票房和话题热度来看，观众居然接受了这些特别之处，电影上映后，连《查令十字街84号》都迅速上了几大图书网站的热搜榜，就是说，创作者过去可能低估了观众，用无处不在的“白”来迎合他们，可能适得其反。但《北遇西》系列的成功，绝不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在最重要的地方够“白”、够普世：在描绘人的基本情感这方面，它是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的。不论焦姣和罗大牛，还是文佳佳和郝志，还有他们身边的那些人，都有正常的感情需求，自我非常鲜明，“三观”易于理解。而且，对这种基本情感的描绘，完成得很好。
所以，即便焦姣和罗大牛的身份、环境再特别，《查令十字街84号》再小众，都不要紧了，因为他们的感情是大众的，已经携带最大公约数，这些小众元素，反而让他们的性格更鲜明。而那些努力追求“白”却最终无人喝彩的小说或者电影，在各种设定和细节上是够容易理解了，但在对人类情感需求的描述上，却支离破碎、突兀离奇，难以理解，于是乎，所有的一切都就成了障碍，即便主人公名字就叫“人”，捧读小学语文课本，观众也会觉得过于文艺深奥。
说到底，还是情书技术过不过关，对情书对象的反应有没有把握，还是创作者的小宇宙是否饱满，是否成熟。《北遇西》系列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编导的小宇宙显然已经成型，她写给观众的这一封情书，态度端正，感情饱满，面面俱到。
(文/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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