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上映前后，看到一系列文章，和原著作者严歌苓有关，例如是《如果没有严歌苓，张艺谋冯小刚只好去拍网文IP》《如果没有严歌苓，中国电影将失色三分》，虽然为了标题党，有点夸张，但仔细想想，似乎也很有道理，当代作家里，作品适合电影改编的，其实并不多，严歌苓自然是这少数几位中的一位。
严歌苓生在一个文学家庭，祖父严恩春，是著名翻译家，《德伯家的苔丝》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就是出自他手，父亲萧马，是著名作家和编剧，写过长篇小说，也写过剧本《巨澜》和《柳暗花明》等。萧马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严歌苓的继母俞平，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演过《小二黑结婚》《南征北战》《魂系蓝天》等等，她也出演过萧马编剧的《巨澜》，和严歌苓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编剧的《心弦》，从这些合作可以看出，这一家人的关系相当融洽。
显然，父亲萧马对严歌苓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写作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例如要有电影意识。严歌苓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说：“我的第一个作品是童话诗，父亲就告诉我要先学会写大白话；后来《人寰》得了大奖，父亲说的确是写得很好，但太理性了，所以我后来又写了写实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严歌苓的写作纪律之一，就是“多听爸爸的”。现在看来，听爸爸的没错。
出身文艺世家，并不能为成为作家和编剧提供保证，必须还要有丰盈的感受力、强大的结构能力，强悍的素材挖掘能力，和丰富的阅历，严歌苓具备所有这些特征，尤其在阅历的丰富上，超过很多作家。因为我们特有的文艺体制，很多作家，一旦展露才华，就会得到官方的扶持，进入文学院读书，进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以及文联和各种文学杂志编辑部，成为专业作家，这个体制的优点，是让作家可以专心创作，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让他们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逐渐丧失发现现实痛点的能力。
严歌苓在十二岁就进入文工团，随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接触到部队各个层面的人物，而且，部队的游动的特征，以及辐射性，让她可以和更深广的世界发生联系，体验到各种形态的生活。 1990年代离开部队之后，她去了美国，成了外交官夫人，跟随丈夫驻守非洲，与此同时，她坚持写作，并且持续地和影视界合作。在1980年代，她的小说《避难》就曾被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是比较早的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作品。
她的作品，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形象感。这个特点，和她是女性，以及长期和电影界合作有关，电影要求的是形象，是结果，于是，她的小说语言，都有电影语言的特质，是用镜头的方式去看人物，看场景。电影也更注重人物，故事都要围绕人物生发，所以，每一篇出自严歌苓手中的小说，都会有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少女小渔、小姨多鹤、扶桑、田苏菲，都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 《芳华》集中了很多严歌苓常用的题材元素，部队、文工团、南方、性格鲜明的女性，而且，这个女性通常有着特别的性格，处于社会的边缘，美丽，但又被伤害着。两个主角何小萍和萧穗子，都是这样的女性。
从严歌苓的写作，和她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以及中国电影对她的期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就是，在中国，“故事”这件东西，过去是，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传达媒介，中国电影对“故事”的要求，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纯文学作品和网文IP同样欠缺的，恰恰是这种“故事感”。
但是，写故事容易吗？不容易，那需要写作者对“故事”有深刻的了解，而严歌苓，显然是少数几个洞悉了故事本质的作家之一。
（作者/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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