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柯一正在反核晚会中宣誓台湾导演们将持续反核。

小野与台湾导演们彻夜驻守政府前，为了熬夜喝咖啡提神。

过去在台湾，反核是一个有政党色彩的议题，许多人把“反核”和“支持民进党”划上等号。然而这几年随着兴建中的“核四厂”暴露出各种危机、人民对核安信息的掌握随着网络科技提升、去年311日本福岛核电厂污染造成的警醒，台湾人逐渐不再把“反核”和政党政治连结在一起，开始为了环保和永续家园站出来抗争。然而，这场运动能够从政党斗争转型为平和的运动，台湾导演们纷纷站出来，透过影像和创意方式宣传，是反核议题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去年5月，导演柯一正号召60多位台湾导演和艺文人士到政府前快闪抗争，是这场台湾导演“反核总动员”的重要起点。

柯一正今年67岁。1982年，他和陶德辰、杨德昌、张毅合拍四段式电影《光阴的故事》，该片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揭竿之作”，他也成为台湾的新电影大将。6年前，柯一正罹患癌症，抗癌多年后柯一正暂时恢复健康。无论怎么看，柯一正都应该继续修养生息，然而去年马英九谈到台湾核电政策时，声称“核能政策没有任何人反对”的论调，让一直以来反对核电厂的柯一正非常失望。

柯一正因此找来导演陈玉勋、戴立忍、周美玲、作家骆以军等60多人，冒着被警察逮捕的风险，在台湾政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以“快闪”方式穿越车阵，在路中央列队排成大型的“人”字，高喊“我是人、我反核”的口号，宣誓他们反对核电的决心。

原本柯一正都已经做好进警局的心理准备，然而或许是碍于导演的威望，常常对小人物开刀的警察最终放过了这群导演。不仅如此，导演们将反核理念图像化成为“人”字型的创意成功引发网友响应，各地网友群起仿效，跟着拍摄相似的照片或影片上传到“我是人，我反核”的网络页面中。这个过程让柯一正发现，社会运动的推行应该运用创意，并致力于吸引过去不关注社会议题的民众加入。

政府前“快闪”点燃演艺圈反核的火苗后，柯一正持续助燃，导演吴乙峰、王小棣、戴立忍、小野等人也开始协助动员，将原本在不同角落关心社会的台湾导演凝聚在一起，更吸引郑有杰、杨雅喆、郑立明、黄健玮、陈宏一、卓立、余京怀、王育麟、魏德圣、黄元成等导演自费拍摄反核短片，并透过智能型手机开设了一个名叫“小虾米”的讨论组，随时透过群组讨论反核运动的创意和策略，自栩以“小虾米”之姿，对抗核电厂这只危险的“大鲸鱼”。

这波动员在今年台湾的“309废核大游行”时达到最高点。近百位电影人和10万多位民众走上台北街头。游行过后，电影人在政府前举办的反核晚会上进行大合唱，由小野和柯一正代表宣誓台湾电影人将透过拍摄短片、下乡宣传等方式进行长期抗战，直到核电完全退出台湾为止。晚会结束后，电影人们就地搭起“电影人帐篷区”，彻夜在政府前演讲、播放短片、制作装置艺术、商讨后续的抗争计划，驻守到10日清晨，并再度在凯道上排出一个大大的“人”字，高呼“我是人，我反核”。

这次参与排字的人数超过三千多人，和去年的快闪行动相比，整整多出了50倍。

反核运动传承金马荣光

309反核守夜当晚，今年62岁，已经当祖父的小野放下手中为了熬夜而喝的咖啡，接受记者采访。小野说，反核这条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1984年他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获得第23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时，就曾利用领奖上台致词的机会，宣扬反核的立场。

小野说自己之所以坚决反核，是因为以前曾经学分子生物，很清楚过度使用核能会带来哪些危险，特别是核废料的衰退期非常长，将祸害后代子孙。他说：“20几年前我有两个孩子，现在我有了孙子。我觉得很讽刺，我的孙子都出生了，但核电厂的问题却还在。”

将金马荣光让位给环保价值的意识隐隐在电影圈传承着。去年金马奖，导演杨雅喆带领《女朋友。男朋友》剧组走星光大道时，和演员桂纶镁、张孝全、凤小岳、张书豪全都在身上贴反核贴纸，《逆光飞翔》导演张荣吉等人也紧接着以同样的方式，透过华语地区能见度最高的电影颁奖典礼，将反核意识传递给全世界华人。

谈起这一代年轻导演群起反核，小野认为90年代台湾电影遭遇整整10年的低迷，愿意留在这个圈子里的，都是特别有良心和社会意识的电影人，加上柯一正、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等这群战后出生的导演在80年代产生觉醒，透过新电影对社会做出批判，当时的精神和人才仍在电影圈中延续，使得这一代新导演对社会的关怀与动能甚至超越80年代的导演。小野称赞这群新导演对反核运动义无反顾地付出，一个个自掏腰包拍摄短片，至今累积了十多部作品，甚至影响艺人出面表态，成功促成反核运动“主流化”，让他非常感动。

小野的话才说完，身后的“电影人帐篷”再次响起掌声，郑有杰、许肇任等导演陆续在局促的小帐篷内发表激昂的反核演说，导演王小棣从拍片现场赶来声援，戴立忍正策划邀请现场民众入镜拍摄“哈林摇”反核短片，并准备联机正在南部拍戏、心系反核运动的的魏德圣和马志翔。

艺人阮经天现身反核游行现场

导演郑有杰的反核短片《（不再）平凡的幸福》模拟核灾后的台湾

短片拍不停影像化反核理念

促成反核的“主流化”确实是这次台湾导演投入反核运动的重要效应。许多艺人在导演的影响下站出来表态反核电，例如309游行当天，艺人阮经天、许玮宁、张震等艺人都出现在队伍中，进而让许多不问世事的年轻人，对核电议题产生概念。

对此，导演柯一正谦虚地说：“导演的动员或许是原因之一，他们确实影响了部分艺人，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但别忘了，这次运动还有“妈妈团体”的投入，这是很重要的势力，妈妈的力量非常大，在国外，曾有九个妈妈用绝食挡掉核电计划。”

除了触发反核主流化，导演们透过影像和创意转化反核理念，也为这场运动带来新的样貌和活力。

李安为提携台湾电影后辈，推动“推手计划”时，第一位被钦点新生代导演郑有杰是这波导演反核运动中，第一个交出反核短片的人。郑有杰说，为了让民众在短短几分钟内理解反核理念，他在拍摄之初就希望作品能返朴归真：“反核不用激起愤怒、也不需要大声吶喊，我只需要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旦出事，“家就没了”。这在福岛是好几万人的人间悲剧，但在台湾，按照核电厂紧邻首都圈的地缘来看，这将会是五百多万人的悲剧。”

郑有杰说他的反核短片《（不再）平凡的幸福》灵感来自日本311后的一部福岛核灾纪录片《核能国家》。《核能国家》真实纪录福岛人民因核灾被迫疏散到只有纸板隔间的体育馆中、失去所有财产的过程。片中日本政府一度用专车载灾民到家中，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拿走最重要的东西，但灾民全都崩溃了，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家。家没了，他们回到屋里根本无法带走什么。

郑有杰因此在短片中模拟核灾发生后的台湾、刻划灾民回不了家的心境，并且在片末用字幕直白地提醒观众，台湾核电厂紧邻断层带、在全球危险核电厂中名列前茅、燃料棒问题至今无法可解、辐射外泄将在一个月内造成三万人猝死、七百万人后续罹癌死亡等信息，借此提醒大家，安全的家园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了便宜的电赌上安全家园，甚至自私地将核废料推向离岛兰屿，将快乐建筑在兰屿居民的病痛上。

同样以反核短片表达抗议的还包括近年佳作不断的导演杨雅喆。今年初，杨雅喆以自己在2008年红遍台湾的电影《囧男孩》里，男主角向往的玩具“卡达天王”作为核电厂的隐喻，拍摄短片《卡“到”天王》，邀请信乐团主唱信演出玩具店老板的角色，描述恶质老板不断哄抬“卡达天王”的价格，并以劣质材料制作“卡达天王”，甚至威胁孩子们不能不买，藉以批判台湾政府30年来在核电政策上的霸道和诡计。杨雅喆以自己的话题电影做哽、结合网络的力量，使得短片《卡达天王》快速流传。该片上个月底上传网络后，截至目前为止已累积17万多的观看人次。

然而更让杨雅喆感动的，是这部短片在除夕前一天拍摄，30多位不支薪的工作人员放弃提早返乡过节的机会，清晨5点多就到达拍片现场，在冷风中准备。他特别在上传影片时说：“我们并不是吃饱没事做，我们也有家庭要顾。憎恨某个政治人物也不值得我们做这些事……因为我们是小人物，离不开这个岛，也不想离开，所以我们爱台湾。只有“爱”才值得我们这么做。”

台湾电影人在政府前搭起“电影人帐篷”，彻夜透过短片和演讲宣传反核理念

尽管已过午夜，“电影人帐篷”仍门庭若市

导演是最敏锐的“社会观察家”

除了将反核理念影像化，导演投入反核运动的另一个效应是高效率整合并扩散信息。柯一正说，导演往往是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他们非常擅长搜集资料，比较正、反二方的说法作判断，因此这群导演在参考各方数据、深入了解核电厂威胁后，每一个都愿意站出来帮忙，并利用他们的知名度和表达能力将信息传递给大众。

曾被作家张铁志称赞是“台湾最有知名度的公民记者”的导演戴立忍一直是台湾社会运动健将。近年“士林文林苑都更”、“反美丽湾”等抗争他无役不与，这次的反核活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大量转录核电相关资料，许多反核人士甚至委请戴立忍藉由他的高知名度散播重要讯息。戴立忍还曾因为收听到台湾核子工程专家贺立维的广播访谈，认为内容清楚扼要，干脆自己当起打字员，将专访内容逐句听打成文字稿分享给网友。

导演郑有杰同样也为反核作足功课。309守夜活动当晚，他即席向现场观众说明核能发电后遗留下的“燃料棒”为何高度危险，并说明目前台湾所存放的燃料棒含有相当于23万颗原子弹的辐射量，而台电至今未能提出解决方案，已濒临失控边缘，同时说明兰屿为台湾本岛存放核废料后，居民罹癌率大增等现象，数据与数据皆信手拈来。

柯一正说：“搜集各种资料后，大家真的感觉到核电厂的威胁，这是对下一代的长期伤害。恐惧就是一种伤害，就算现在还没出事，但政府不该让人民长期处在恐惧中，这非常残忍。”守夜过后，他和电影人们决议将持续举办“不要核四、五、六”行动，从3月15日起每周五晚上6点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艺文活动，以创意表达废核决心，直到核四停建为止。

关照人类的恐惧与情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用创意方式长期抗战——多么熟悉的论调，看起来在谈“反核”，其实也是台湾电影一直以来的写照。

台湾电影后浪潮的“美丽情书”

1985年，杨德昌拍摄电影《青梅竹马》，由柯一正、侯孝贤和吴念真等人担任演员。片中其中一个场景是一群青少年骑摩托车，在政府广场上呼啸而过。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政府广场仍是禁止骑乘摩托车的禁区，然而不满威权体制的杨德昌等人为了这个画面，甘冒被逮捕的风险，在暗夜中带着剧组在政府前为戏狂飙。

2013年，同样是深深的黑夜、同样在政府前广场上，台湾历经80年代的冲撞后已解严多年，导演和民众不必偷偷摸摸地抗争。当年为戏狂飙的柯一正带着后浪潮世代的台湾导演大方地在广场上播放反核短片，看似以不同方式冲撞新议题，延续的仍是电影圈团结、爱惜土地、敢于批判的传统。

——就像2011年，金马影展发起《10+10》电影联合创作计划，号召台湾20位新旧世代导演，包括侯孝贤、王小棣、陈玉勋、杨雅喆、郑有杰、戴立忍、魏德圣等人，每人分别拍摄五分钟短片，以“台湾特有”为主题展现电影圈的团结和活力，让新旧世代电影人以台湾作为主题，相互提携与辉映，就是明显一例。

金马《10+10》的佳话在去年金马奖台湾电影因获奖数太少而招致批评时，让杨雅喆在脸书感慨写下：“…我不会因为哪些电影得了什么奖项而留在我的心里，而是那些故事里面拥有真诚的感情……我们的国家定位未明，但看看华语地区，谁写出了（金马）10+10这样美丽的情书？只有台湾…”这么一段话。

反核运动不像金马影展和金马奖，没有头衔、没有殊荣、没有补助、没有奖金，但即使如此，台湾新旧世代的电影人仍再一次携手为这座岛屿写下一封宛如金马《10+10》般，“台湾特有”的美丽情书。

凤凰娱乐台北特约记者：杨乃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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