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海报

导演赵德胤接受凤凰娱乐独家专访

当一个人的生命很精采时，我们常常形容：“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这话如果放在赵德胤身上，我们得说：“他是个有太多故事的人。”赵德胤是缅甸华人，16岁时到台湾求学。因为家贫，曾当过工地工人、餐厅厨师、摄影师，后来逐渐踏上导演之路，并成为国际影展上耀眼的新星。他的第二部长片《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近日在台湾上映，片名中看似与现实距离遥远的边缘，都曾是他生活最寻常的风景。

夹缝中坚毅存续的华人认同

想完整认识赵德胤，得先读读中国、甚至亚洲近代史，赵德胤的家族史就是一页华人离散史。赵德胤是缅甸华人，他的高祖父在1930年时，因为战争自南京迁徙到云南，他的爷爷则被派去建滇缅公路，直到国共战争才迁徙到缅甸交界的村落，后来又再度迁徙至缅甸，赵德胤因此在缅甸的小城腊戌出生。

赵德胤说，缅甸华人很清楚法律上，之于中国他们是“外国人”，然而他们却有强烈的华人认同。由于缅甸仍在农业社会阶段，和已深切卷入全市场的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相比，华人传统文化在这里反而获得存续，例如他们仍坚定信仰儒家文化，华人家庭里会供奉“天、地、国、亲、师”的牌位，完整承袭了儒家敬重父母、师长、家国概念的传统，而非祭拜佛祖或神仙。过年的时候，缅甸华人会从腊月初就开始庆祝，直到正月底，节庆气氛比内地或台湾都要浓厚。

当地华人尽管贫困，却一直刻苦保存华人文化。过往缅甸军政府压抑华人文化，但当地华人菁英会想办法出钱出力，甚至透过贿赂的方式偷办华文教育。华人即使再穷，也都会想办法让孩子学华文，华文学校几乎班班爆满。缅甸军政府高压管制时，赵德胤曾经和其他华人同学在清晨两、三点时到学校读华文，上课到早上九点开始接受缅文教育，直到缅文课程下午五点结束时，他们留下来继续上课到晚上九点。情势紧张时，华文学校还会停课几个月，大家在断断续续中坚持学习。赵德胤开玩笑说，缅甸虽然是农业社会，但当地华人刻苦学习的方式和台湾孩子成天上补习班没什么两样。

错综身分经验成创作素材

尽管按照规定，家族三代在缅甸、出生在缅甸就会被认定是缅甸人，但过去缅甸政府贪污严重，许多身分手续需要额外的金钱关照才能换得。这导致许多华人没有正式身分，一旦出远门，没有身分的华人常常会遇上麻烦。华人在缅甸尴尬的处境使得赵德胤对于“身分”议题格外敏感。

16岁后，赵德胤自己也面对新的身分转换。当时他偶然得知台湾有升学机会，因此考了试到台湾念书。这个看似转折点的决定，赵德胤举重若轻地形容那只是个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他只是刚好得到这个机会，其中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就像是中了个乐透，而那个乐透就是台湾。”

到台湾后他选择学美工印刷，原因纯粹只是学美工能有更多时间打工赚钱。后来继续学设计，也只是因为课余可以接案子营生。学习之余，他也如同缅甸华人所孺慕的孔夫子，历经“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阶段，当过厨师、当过工地工人，靠打工帮家里还清债务。然而为了生计所学的美工和设计却牵引他走向影像创作的路，他开始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也因此顺利得到台湾身分证。在身分获得完整“安置”后，他的二部长片回过头来关照迁徙的各种处境，也呼应了他前半生的颠沛流离。

写实风格关照跨境身分获誉“台湾新电影接班人”

赵德胤的第一部长片《归来的人》是影史上第一部在缅甸拍摄完成的电影，叙述缅甸举行首次总统直选前后，主角兴洪带着在台湾打工赚的钱回家乡，希望返乡重新展开人生的故事。长年离乡背井使得兴洪回到缅甸后与家乡的人隐隐有了隔阂，家乡的亲友则仍渴望远走高飞。片中，被视做“载誉归国”的兴洪甚至被邀请到某个学校的毕业典礼致词，他期勉学生的话：“鹏程万里、远走高飞”则是缅甸常见的祝福语，道尽缅甸人多年来对远走他乡拼搏的向往。赵德胤自承，这部片的灵感来自自己离家十年后返乡所遭遇的心情故事，通透的个人经验也记录了缅甸逐渐走向开放与民主后，新旧时代开阖之际的集体精神状态，也被温哥华影展选片人誉为“台湾新电影写实传统”的接班人。

在《归来的人》之后，赵德胤最新一部长片《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灵感则来自家乡因吸毒而发疯、妹妹遭诱拐的朋友。《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叙述主角兴洪带着妹妹从缅甸偷渡到泰国边境大谷地，将妹妹卖给人口贩子，自己到曼谷当导游助理。然而曼谷遭遇水灾，旅游业生意惨淡，兴洪只好跟着老大重返大谷地贩卖制毒原料，此时想赎回妹妹却发现妹妹已经失联。带走妹妹的女子“三妹”则为了台湾身份证而帮人蛇集团贩运人口，然而她完成任务后，身份证却依然遥遥无期。全片以四段式故事交错呈现，看似“加害者”的人物也是结构的“受害者”，抹除传统叙事中受害者或加害者常见的对立形象，所有角色都在命运的漩涡里轮回。

《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剧照，女主角吴可熙为本片晒黑、积极练习劳动者的姿态

《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剧照

限制下的美学惊艳国际影坛

非学院出身、低成本的制作让赵德胤直到现在都不太敢觉得自己是“导演”。他说，大多数时候自己对拍片很焦虑，特别是2012年路特丹影展时，他和许多电影成本高他百倍以上的导演角逐“老虎奖”，许多媒体、甚至他自己都试着想理解这样的落差对他有何意义。心虚之际，有专业选片人告诉他，成本不是电影的重点，美学和镜头语言的创新才值得珍惜，告诉他：“你们不知道你们创造了电影世界里少见的美学。”

《归来的人》和《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除了成本低，还因为缅甸对电影拍摄有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利用在地人优势，灵巧回避各种官方的压力和民间禁忌。例如拍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他们必须假装是在拍照的观光客。警察一来盘查，他就把拍片用的相机调成拍照模式，将图像文件藏起来，让他们看风景照，又或者看到苗头不对时，马上把相机收了迅速逃离现场。听来刁钻的游击式拍摄也成就《归来的人》成为第一部在缅甸拍摄完成的电影。

缅甸官方对电影拍摄的严格限制也让他无法用一般拍摄电影的巨型器材拍片，只能用小摄影机偷拍，但这反而让他因为运镜自由，创造出特殊美学。例如《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里，一场人口贩子三妹在山坡上追逐逃跑的兴洪妹妹的戏，赵德胤因为使用手持的小摄影机，得以流畅地跟着演员奔跑，呈现出格外自然的动线，不若使用大摄影机时需动用复杂的场面调度。持小摄影机也让他们得以将机器藏在身上偷拍，他们也因此得以用特殊角度呈现缅甸市场生猛的美学。赵德胤说，那些奔跑和偷拍的当下只觉得痛苦和局限，然而回头看这些镜头他才发现：“沮丧其实是美学的开端。”

师承侯孝贤重视演员的自然状态

赵德胤的镜头语言和风格也常常被拿来与侯孝贤相提并论，例如尽管作品触碰的是苦涩的议题，但他们都擅长以冷静自然的距离记录世态流动。赵德胤不讳言，他的拍片技巧和风格直接承袭自侯孝贤，因为他曾是“金马学院”第一届学员，当时拍摄的《华新街记事》也直接受侯孝贤指导。赵德胤说，那时候他因为不是学院出身，对自己素朴的技法感到焦虑，一度尝试用花俏、学院派的方式拍片，是侯孝贤鼓励他不必用太多灯光或镜头矫饰，应该让演员流畅表演。

赵德胤合作的演员都不是一般银幕偶像，《归来的人》和《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的主角都是王兴洪。和赵德胤一样，他也是赴台求学的缅甸华人。当初为了赚钱，他到台湾后选择读“钱”景看好的材料科学，是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的高材生。如果不是走进电影世界，他现在应已是收入丰厚的工程师。大二那年，王兴洪陪朋友去看赵德胤拍毕业制作《白鸽》，偶然被赵德胤叫去试戏，结果这场戏竟被赵德胤留了下来，他也从此走进电影世界中，甚至开始学习制片、成为“金马学院”第一届学生。《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的女主角吴可熙则是典型的台北女孩，过去是舞台剧演员。为了更自然地展现劳动者的姿态，吴可熙把自己晒黑，还在赵德胤的要求下，勤做家务和粗活以练习劳动者的姿态，积极摆脱台北女孩娇滴滴的肢体语言，效法《红高粱》里的巩俐。

谈金马学院：亲炙大师并学会谦卑

作为“金马学院”第一届学员，赵德胤除了接受侯孝贤亲自指导，他的老师还包括李安、蔡明亮、关锦鹏、李屏宾、杜笃之等大师。随着这个黄金阵容近年在国际影坛上逐渐“升值”，要再聚集这些大师的机率趋近于零，赵德胤难能可贵地见证了华语影坛最华丽的教学阵容。

赵德胤说，当时很多同届的新导演为了如何拍第一部片而焦虑，总担心拍艺术片没市场，却也担心拍商业片则会失去质感。担任讲师的李安告诉他们：“拍片只要跟随感觉和缘份就好”，鼓励他们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只要持续耕耘，在机会来到时把自己的品味、经验和想象发挥到极致就好。李安也告诉他们，导演一定要会写剧本，即使有优秀编剧，导演还是得了解剧情的连结，而且什么类型都要懂、都要看，甚至要试着拍类型片，这样才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和前辈互动也让他学会谦卑。尽管在国际影展上崭露头角后，无论是中国和台湾都有许多人都捧着钱要他拍片，但赵德胤没有因此迷失，他说这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不会被诱惑。”

赵德胤说和这些导演互动，他明白电影发展以来：“我上面有李安、有侯导，侯导他们上面有小津，李安在好莱坞上面有库伯利克、伯格曼……这些脉络下来，我算什么？”他说，一想到自己的卑微就觉得不该有包袱，因此也永远容许失败，所以他想拍什么就去拍。

《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拍摄工作照，赵德胤仅使用简单的摄影器材完成本片

《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演员与制片王兴洪（左）、演员吴可熙（中）、导演赵德胤（右）

谈审查：审查只有伤害

和近年台湾电影轻盈的风格相比，赵德胤的这二部长片的基调相对“入世”，甚至有浓厚的政治关怀，然而在创作的当下，赵德胤没设下太大的政治使命，也没有介入政治的意图：“艺术是没有使命的，做艺术的人不该想艺术有什么使命，反而是努力把艺术做到最大最好，也许就会带来改变，但那不是动机。”于他，艺术是个人的宣泄，例如《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的灵感来自朋友的人生经验，他只是试着恳切地宣泄，只不过在有意无意间召唤了政治关怀。

历经缅甸军政府的高压统治和台湾社会的民主环境，赵德胤在完整感受压迫和自由的社会光谱后，坚决反对审查制度，其中没有任何一点灰色地带：“审查制度对所有的艺术创作就是伤害和限制，无论基于什么美好的原因，没有正面，只有坏处！”他说他无法接受任何尺度的审查。然而他也同时发现，台湾虽然没有电影审查制度，却一直向内地市场靠拢，这是另一种“市场审查”。

赵德胤认为，台湾电影一直在商业和艺术的循环中，如80年代初期流行过一波商业、低俗的电影后，出现了反思的“台湾新电影”。现在台湾又开始出现低俗的商业片，但物极必反，极端商业片的泛滥也会刺激他这种纯艺术片出现。又如影视市场过度向中国内地倾斜时，开始有导演在挣扎取得平衡，如《女朋友-男朋友》的题材犯了内地市场的禁忌，但试图透过偶像明星和商业元素填补市场空缺。

他形容：“这就是尼采说的无限轮回，得靠自由意志突破。”他也乐观认为，只要在创作自由的情境下，台湾电影会一直在循环中自我调节，因此台湾电影：“坏不到哪里去”。

“文化和大自然不能妥协，因为文化和大自然斗不过自由市场！”赵德胤细数台湾被好莱坞宰制的电影市场、被财团宰制的土地开发案等，认为台湾政府有必要用不公平的手段介入文化的市场：“如果什么都走自由市场，那台湾干脆放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直接全盘学美国就好了！”他说，文化非常脆弱，例如台湾电影对上好莱坞产业这只大鲸鱼根本无力抵抗，现在台湾就是任好莱坞宰割。他认为台湾至少要像法国一样，要向好莱坞电影抽税以保护本国电影，他也赞许：“这点内地做的比台湾好的多。”

虔诚而警醒的“艺术教徒”

访谈中，赵德胤最常提到的二个词是“自由”与“命运”。对于他曲折的生命故事，他总说：“不知道什么牵引自己来做这些事情、是什么一点一滴驱使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很多时候我是被迫的、没有太多选择和自由意志的，这就是命运。”然而谈起创作的自由度，他又比台湾任何享尽自由的创作者相信艺术的绝对自主，坚信“自由意志”能让创作者突破商业的轮回。

后来聊起这二部片都出现过缅甸僧侣。赵德胤说，这些宗教意象他无意为之，他只是想写实呈现缅甸社会里“佛在人间”的景观。那里的佛并非高不可攀，和尚还是得每天辛苦化缘的才能得到食物。他自己没有信仰，他只信仰美：“美就是好、美就是佛。”

如同沐浴于神性但赤足行走于凡尘的僧侣，赵德胤的作品捡拾人间的苦痛，俯身的视角却投向近乎洁癖的艺术观。尽管他开玩笑说以后有机会也不排除拍拍商业片赚赚钱，但作为艺术虔诚而警醒的信徒，或许他的商业片也会和他口中不断在循环的台湾电影一样，不可能：“坏不到哪里去”甚至能再次自局限中打磨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商业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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