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电影里，绚烂的红色成为一种造型语言贯穿了全片:新娘用的红盖头和坐的红轿子，野合地点的红高粱，新酿出来的十八里红，以及日全食后弥漫于天地间的红色，成为张艺谋美学风格的象征和视觉符号。

张艺谋没有想到《红高粱》能够拿奖。本来，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但不知何故，陈凯歌最后放弃柏林，带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红高粱》临时顶替出征。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王》被评为那年戛纳的“最差电影”，《红高粱》却意外地拿到了柏林的金熊奖。

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观众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红高梁》难以承受之重。

导演吴天明后来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了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不知名的势力影响下，拍摄地的高密农民也对此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上海的《文汇报》则持相反意见，学者李泽厚也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

官方的结论最后是，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认为，“《红高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

就在这一年，香港出台了《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按照影片所涉及的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的程度，对电影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电影《寡妇村》被列为大陆地区首部“少儿不宜”；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用偷偷摸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地外。

而这年春天过后，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的莫言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