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资料图片)

信仰:

宽边黑框眼镜，宏远忧郁的眼神，委屈倔强的嘴角，那个为知识分子呐喊的长者去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撼，还有反省。在吾国日益彰显的今天，民族形象、英雄情怀是否已黯然消蚀？中国电影人的尴尬是否应该理解？人生的信仰是否值得坚定？谢晋的离去，意味着一个精神坐标的消失，活着的人需要更长时间去抚平内心的惶恐。

谢晋:精神和骨气的守望者

人活一口气，生活在谢晋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沉痛的，怀抱着满腔热情却不敢伸张，委屈中扼守着自己最后一点尊严，人生的信条被暴力埋葬，仰望的天空只有井口那么狭窄。

也许正因为经历过那段颠倒岁月，对于信仰的自由会格外珍惜，对于电影的责任会高度清醒，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牧马人》、《芙蓉镇》、《林则徐》等传世之作。

1923年谢晋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县，那里是嵇康、谢灵运和罗振玉的故地。如果以绍兴为乡，从他的出生地走出过贺知章、陆游、朱自清、鲁迅等一长队古今乡贤。他的母校春晖中学的创办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经亨颐。这块布满名士贤明足迹的土地和乡绅家庭，不知会传给谢晋什么样的精神基因，或许那份伴时代大潮而动的革命热情中多少深埋着来家乡的悠悠壮怀和道德风骨。

谢晋的电影课业是从1940年考入上海“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开始的，金星的老板是周剑云，在孤岛上海，金星公司算得上是一个使命意识强烈、制作态度严肃的影业机构。周剑云曾表白说:“我们对国家民族有一颗赤心，对电影事业有一颗信心，从没有把它看成纯粹的商品，忘记对教育文化所负的使命。”谢晋在这样的气氛中完成了训练班的学业。1941年他考入国立剧专，这是中国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国立剧专迁回南京，1947年谢晋也回到剧专完成了导演学业。这段颠沛的求学中，谢晋学到了中国电影中的一种传统，尹鸿从电影理论上把这个传统归纳为“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 谢晋成为导演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女篮5号》紧紧地接续着这个传统，他后来的一系列重要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虽然经过几番思想变化，依然渗透着这个传统。

谢晋从事电影的起点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划分期，1948年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转入了战略进攻，开始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清晰。对当时的大部分文化人，这一年的时局必定是一个选择的当口。谢晋在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的大同电影企业公司，这家公司在1948年初刚刚由柳中亮创办。柳中亮是个资深的电影业老板。谢晋进入大同公司后，作为副导演参加了《哑妻》的拍摄。

1949年的政治结局不仅吸引了谢晋，也是当时大批年轻知识分子的选择。对比“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东欧，大批科学家和艺术家逃往西方，而中国则有大批艺术家、科学家从海外归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宣言带来了整个社会对新生活的无尽期待，在这种热情的期待中，谢晋完成了《女篮5号》、《舞台姐妹》和《红色娘子军》三部经典电影，不管是落寞的小资产阶级、离散的情侣、堕落的艺人或冤屈的女奴都在类似的机缘中进入了革命大家庭。后来的论者或许可以将这样的叙事贬为机会主义的依附作品，但在那个历史现场，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有来自官方的规定，也是他精神信仰上自觉的皈依。谢晋曾自道:“在创作中，我就是凭感情，每一次都把自己烧进去。”这种执著他保留了一生。

“文革”中，《舞台姐妹》遭批判。2005年谢晋在电视节目《面对面》上说，他当时被拉到江南造船厂，3万人的批判会，然后拉到国棉17厂，2万人批判会。即使如此，他在电影上绝不选择缺席。1970年，谢晋被召回拍了样板戏《海港》和后来的《磐石湾》，彼时的谢晋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纠结和自我更新的挣扎，岂是此时的我辈所能体会的。当时上海的风云人物徐景贤在大会上宣布: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人物，但经过七斗八斗，他回到了革命路线上来了。谢晋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我听到这句话，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为自己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庆幸和激动。”1987年谢晋反省这段经历时，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在蒙受深重灾难时，自己却因个人境遇的某些改变而产生自喜和侥幸”。

在他反思历史悲剧的3部电影之间，夹着一部《高山下的花环》，他在这些电影中试图揭示更多层次的矛盾和更复杂的人性弱点，但还是保留着政治理想主义的热情。他曾回忆过他读《芙蓉镇》小说时的内心经历说:“过去那些阻碍我们进步的、阻碍我们发展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们走过的许许多多弯路和教训，一下子全在我的脑子里翻腾出来。”让人感慨的是，如同他在“文革”前以自己的感情来建立电影故事一样，他把对自己的检讨以同样的模式又一次翻印到《天云山传奇》里，借宋薇之口说出了他要说的话:“我忽然感到羞愧。”

谢晋给自己赋予的社会责任是为民族塑像，他说:“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为自己的民族塑造形象。如果20世纪中国电影还没有美好的形象留下来，并且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话，那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就没有尽到责任。”谢晋执导的经典电影，只如同一部反映中国社会起落的大事记，他的电影模式曾被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电影人当做必须要超越的一种模式。时隔20年来翻看那些激烈的言辞，其实针对的并非谢晋，而是谢晋把握最娴熟的一种家国叙事的模式。年轻的一代更希望有艺术创作的独立方式，寻找独立的美学根据，不料谢晋本人在后来的电影中也放弃了自己的模式，因为在这个时期，作为国家叙事的风尚不再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而谢晋的家国情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找叙事的依据。

2000年后，他没电影可拍了，只能在酒桌上回忆过去的激情岁月，而今天的多数电影在他看来既没有骨气，也没有精神。

以传统文人或艺人、或以爱国者的意气转型为关心社会政治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有时风光，有时遭难，有时彷徨；有人逃避，有人屈服，也有人丧命。与同辈相比，谢晋是最顽强、最坚韧的，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60年。经历作为一种文化，使谢晋成了我们追溯一代人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