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为什么要拍摄一个报仇的故事？

姜文(资料图)

199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北京人姜文，出演了由郑晓龙等人制作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该剧成为了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中国电视剧之一。

时隔多年，姜文再次来到纽约，拜访另一位曾经的“北京人”，《侠隐》的作者，张北海。

此时，姜文已经为他的新片《邪不压正》找到了投资商，资金充足，准备在北京郊区搭建北洋时期北平的城市街景。他答应张北海，会很专心地做这部片子，但对原著的改动也会很大。张北海对姜文说：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你的作品，拍电影需要有新的灵魂，必须找到新的角度。

1936年，张北海出生在北平。1963年，姜文出生在北京。两个人都是“土著”，但他们恰好都完美错过了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一个只能从童年的依稀记忆中，重温故都旧梦。一个只能从历史和父辈的故事里，寻找古城风貌。

但这些遗憾，依然没能够阻止这两个北京人，他们按照各自心中的最原始的感情，用自己的方法，去重现京城的原貌。

“七七事变”前夜，北平华洋混杂，山头林立。背负家仇国恨的习武少年李天然，一心追踪制造当年师门血案的凶手，却不知自己正卷入一场更为复杂的阴谋。随着中日危机不断升级，各方博弈愈演愈烈。张北海原著《侠隐》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的情节，大致如此。

在原著作者张北海的笔下，战争来临前夕的北平，依然笼罩在山雨欲来的宁静氛围中：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里喝威士忌，戏院里轮番上映着好莱坞电影，旧式宅院里的名流派对上，可以听到《蓝色多瑙河》，千万胡同人家，依然优哉游哉地过着各自的生活。这是三十年代的北京人。

而对姜文来说，那个平静的老北平早已不在。陪伴他长大的是耀眼的阳光和遍地的红旗，以及昂扬的革命精神。他的青春，就在这样的背景上悄然展开。《阳光灿烂的日子》纾解了姜文作为一个北京土著，对那个五味混杂的青春期和大院生活的眷恋。这是七十年代的北京人。

不同的时代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北京，也塑造出不同的北京人。但他们身上，似乎又有一些一以贯之的相似。姜文自己曾说，北京人有一种“天塌下来了多大点事儿”的心理，说是因为大大咧咧，也可能是深明大义。

张恨水也曾感到疑惑，那些留在北京的人，“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为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个城市中的“人情世故”之美，让我们心向往之。这种“人情世故”之美，让北京这个城市，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既是宏大的、威严的、俯瞰众生的，几百年来一直位于中国政治顶层设计的位置上，但它同时又是烟火气的、世俗的、流动的，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生存的空隙，各种性格的人也都能在这里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

阿城曾经说，中国文化，其实一直是俗文化，而北京的存在，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北京这个城市的神话里，有帝王将相，有江山如画，有诡异阴谋，有时代的流光溢彩或者风雨飘摇，甚至有王恭厂大爆炸这样的千古之谜，但这个城市更多的是贩夫走卒、家长里短，一些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一些胡同里流转的往事，想起北京，更多时候，想起的是这些让人觉得亲近的事物。

北京和北京人，就在这种烟火世俗中，获得了一种不会被错认的性格。一种豁达，一种不卑不亢，一种不那么张扬的自大和自爱，一种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恋恋不舍的暖意。无论姜文，还是张北海，他们都是带着这种基因的。

所以，有媒体在评论姜文那一代创作者的时候，说他们有一种“对那个年代惊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力，不是自恋，不是居功自傲，而是对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记忆力，正因为那种人情世故之美正在消逝，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暖意正在变冷，经历过这种变迁的人，才对它有着清晰的记忆，并且力图用一切方式把它再现。

《邪不压正》预告片中出现的落雪的永定门，红墙黛瓦的宫城，来来往往的有轨电车，以及那些老胡同宅子上边，一色灰瓦晴天的城市天际线，不正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心心念念，却最终一去不返的老北京真正的模样么？

不过，作为大院子弟的和导演身份姜文，他的“野心”不仅仅在于再现这种景象，不仅仅满足于去描绘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或精神家园的重要性，或者已经被人们嚼烂的“典型性”。他更要霸道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像，来输出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诠释。

他用了一个最后的武林时代里，最后的侠客报仇的故事，来描绘这个奇异时刻的北京。《邪不压正》是一个与报仇有关的故事。

“快意恩仇”的基调，是原著小说《侠隐》中的重要特点，也是姜文近几年电影中的一大特色。原著小说在抒情风格的下，恰到好处地安插了直白、精炼的暴力戏份。我们不难猜出，按照姜文的路数，这些动作场面将在电影中加倍放大，还原他酣畅淋漓、血气充沛、刚正爽朗的电影语言风格。

为什么姜文会选择一个“报仇”的故事呢？

因为，战乱纷争中透视个人情仇，时代洪流下书写英雄儿女，这是古往今来诸多文艺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整个故事中，报仇作为一种目的，不仅可以支撑起整个情节主线，也能让剧情更加吸引读者。

更重要的是，张北海知道，姜文也知道，民国时代，可能是“报仇”故事最后一次登场的舞台了。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民国，是因为，民国社会也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的侠客行为，快意恩仇，才有一定的合理性。

姜文也正是看中这“最后一次登场”，想用一个“报仇”的故事，来为北京迷梦，北京性格，提供一个舞台。因为，那是这种侠气最后一次亮相了。

“北平那么大，事情那么多。”作为满族正红旗人的老舍，亦对如何表现北平感到难以取舍。那么，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这个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北京，坠入姜文镜头里的乌托邦和理想国，去看看《邪不压正》中那些光彩亮烈的男女，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以及怎样的迷梦。

（作者/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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