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职业小说家”笛安：只要我一直在写，不确定感就会少很多

原标题:专访|“职业小说家”笛安：只要我一直在写，不确定感就会少很多

“写作，现在对我来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天天焚香沐浴祭拜你的肝脏，但同时你知道不能没有它。”

和笛安约在三里屯的一家书店，到达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暮色慢慢吞没白昼，太古里逐渐闪现出缤纷起伏的波光。穿过嘈杂的车海人浪，目的地在临街一隅。推开门，书店里暖意融融，游走着翻阅书籍的读者。走上二楼，拉开一间类似会议室的门，笛安坐在对窗的座位上，像一个等待会面的朋友一样，回过头微笑。

“现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堵吧？”她随意地问着，仿佛在计算回家需耗费的时间。

近期因为新书《景恒街》的宣传，前一天才结束发布会的笛安，又接受了一整天各路采访的轮番轰炸。但出现在面前的她并无疲惫之感，笑容轻松，眼神明亮，仿佛刚刚醒来注视着世界。

“这是个大活儿，我得好好准备一下。”她半开玩笑地说，语气中有孩子的俏皮。在回答问题时，她经常用双手撑在下巴上，眨巴着大眼睛一脸天真的无辜。

在采访过程中，笛安全程逻辑流畅，条理清晰，尽可能完善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她多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等限定语，将自己的谈话修饰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圆环，仿佛覆上象征安全的保护层。偶尔她也会表露出少年锐气的一角，透过这一角，你能窥探到她那个无所畏惧的年纪。

在谈及某些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时，我们有时一起陷入遥远的沉思。但她沉入情绪的时刻很短暂，总能理性而适度地跳脱开。笛安对所有看法习惯性地保持可理解而并非认同的距离，与她的对话如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漂游，当她的语言如水般圆融在身侧时，你会觉得一切存在皆有理由。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采访中途笛安回复了两次幼儿园老师的微信。一次是安排阿姨去接女儿，另一次是因为女儿明天的亲子活动，自己无法抽身，只能让阿姨代替。已为人母的她，更添了水的质感，轮廓更加柔和，行动更加沉稳。

在人生下一个起征点上，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无以言表

已经四年没有新书出版的笛安，有时会产生一种恐慌感。

四年的时间，拖延了一下就很快过去。笛安发现过了30岁之后，日子便以一种飞速的形态流失。写作能力的未检验，潜在读者的去向，以及近年来市场的变化，会让人在未知中陷入怀疑。但这一切，当她提起笔来的那一刻都会消散。

“我的使命是写作，只要一直还在写，不确定感会少很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笛安写作的进度条越拉越长。这部《景恒街》的写作前前后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本来是想借创作这部小说休息一下的笛安调侃自己“低估了写作的难度”。

一个谈恋爱的故事，从开始到最后两个人关系变坏，字数不要太多。笛安最初认为并不困难，但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却发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故事是只讲爱情的。笛安其实给自己“挖了一个挺大的坑”。

《景恒街》讲述了北漂群体的爱情，创投公司的项目考察人朱灵境认识了粉丝职业化软件“粉叠”的创始人关景恒。声色犬马中的男男女女，金融资本交汇处风起云涌，构成了群像式的都市样貌。

“小说里的主人公们算是北漂里过得比较好的。”笛安停了一下，“当然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艰难，但是我想写一些总体过得不错的人，其实也有‘至暗时刻’。”

女主角的名字来源于北京的灵境胡同，男主角的名字则是CBD附近的一条街道。笛安最初只是觉得“灵境胡同”这个名字很美，男主角的名字为了对仗工整，也选了一个街道的名字。

“现在对我来说给人物起名字越来越困难，真的实在想不出来名字了。”笛安笑称，“隐喻都是慢慢在作品里附加出来的。”

小说涉及到粉丝经济与文化的命题，但笛安对此并不了解，在写作的时候也不知道专门针对粉丝追星用的产品已经问世。只是由于男主角作为短暂红过几天的选秀歌手，对这个群体更了解，具有故事中的合理性。

“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

这是书中“粉叠”项目的宣传语，男主角关景恒坚信，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力。

粉丝与偶像，是茫茫人海中的不知名和灯光聚焦中的“这一个”。小说将他们的关系倒置，其实也是在探索隐藏在群体面目中个体的独一性。

在一个从不追星的人眼里，一堆粉丝组织起来，当偶像发新专辑的时候去打榜刷榜，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参与其中的个体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承载了他们的狂热、光荣和梦想。笛安发现了这种很适合被文学化表达的对象，因为“文学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表达个体”。

在上一代人的创作经验里，总还是有一种本能去寻找某一个时代的共性，塑造对时代有代表性的东西，探讨国家命运，以此作为衡量文学性的最高标准。

“可是你说莎士比亚的东西代表了哪一代人？一个作品如果足够伟大，回应了某些时代的需求，一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儿。即使若干年以后的人不记得你那个时代发生过什么，但还能够感动到他。现在的这些年轻作家已经习惯了用个体的思维方式去提问题。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的人物也都是个体。我的人物没有责任要去代表哪个群体。”

描写都市中的男女情感往往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情，光怪陆离的生存空间，分秒挤压着人们最后一丝天真。《景恒街》中同样包含了枝蔓丛生的物欲，过场戏似的关系，成年人间的拉扯和试探。如同金鱼与水草，在面对喜欢的人时更多的变成了金鱼，自保为主，爱人为辅。

为了适应叙述效率，男女主角非常快地产生感觉。但男主角关景恒的各种犹豫，女主角灵境被动的复杂心态，是笛安着力最多的部分。

灵境和关景恒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价值观矛盾，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人不太合适。

“写一段关系，有碰撞，有妥协，又没法妥协，这才是故事。两个从头到尾都非常一致的人，我还写什么？主角们都是生活里会遇到的人，灵境可能更美好一点，关景恒可能现实一点。”

在所有人物中，只有关景恒交代了原生家庭。笛安说：“我不是在为他的行为找理由，而是表达出一个人特别想挣脱自己来历的状态。关景恒的父亲没有分享到时代的红利，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经常认为自己还有更好的可能。关景恒为什么那么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想要凤鸣路四号院的人生，都与此相关。”

灵境到最后也不愿意回答最本质的问题，还爱不爱关景恒。但她并没有离开。正如笛安在后记中写的：“这本书用了17万字，只是想写出来那一点点的无以言表。”其实很多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徘徊、纠缠，“无以言表”。

共享孤独

笛安在扉页上写：“北京不是我的家，我只是深爱它。”

不管喜欢与否，笛安很多人生重要经历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完成的。就像当初在法国念书的时光一样，组成了无法绕过去的生命体验。

在北京生活了九年的笛安，始终认为自己属于“北漂”的一份子，只不过是暂时在这里安家了。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只是想知道人生有多少种可能性。

笛安的成名作“龙城三部曲”取材于她的家乡太原，一个工业城市。和北京这样的城市相比，故乡具有更高的生活稳定性，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很少。留在家乡的中学同学一般都在能源行业，不管做煤矿还是贸易，安全或管理，都在这个体系里面。有的走父母的路，延续了父母的工作，过几年会到什么位置，工资能涨到什么程度，大致跳不出一个范围。笛安认识的一个做电影宣传的女孩曾经对她说过，我回老家能干什么？我们老家人会问，什么叫电影宣传？大一点的城市行业形态是更多的，人们也有更多元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笛安喜欢大城市的一个原因。

“龙城三部曲”也是以城市为文本，其中人物都有对城市家乡的一种深厚的热爱，被评论家指为“城市乡愁”。

“我觉得乡愁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但我又不知道哪个词能替换它。”

笛安不愿意承认都市中人“漂泊”的心态，认为它带有感情色彩。“非常多的人认为没有归属就是一种归属。很多人在大城市觉得无法融入，但其实另外一些人认为无法融入是珍贵的东西，很多无归属和来历的人汇集在这儿，大家共享了那份孤独。这是大城市美好的地方。”

笛安自己不是一个精神上有特别强烈的对某地有归属感的人。18岁离开家独自出国，看到这个世界很大。有的父母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孩子又在第三国长大。而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大陆国家，精神上的构成没有那么复杂。 

“‘月是故乡明’，这真的只是中国人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故乡的人和没有故乡的人的比重是差不多的。”

从一开始创作，笛安就在写城市。“因为我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没有乡村的经验，写城市是很自然的。”城市精神，在笛安的理解中，是个体为了自由必须付出的责任。“所谓的城市文学是被所有人观看的。不是我写的北京只有北京本地人能看。它的边界是动态的，不断扩张的。”

龙城是家乡太原的别名，在“龙城三部曲”写作的过程中，笛安也借鉴了北方工业城市的一些共通感觉。北方中等城市长大的孩子，很多经验非常趋同，因此他们看笛安的书毫无障碍。

小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将太原叫做“龙城”，这只是她的一次简单拟用。多年后有一次，笛安发现太原机场到市区新修了一条路，这路的名字很霸气，就叫龙城大街。妙手偶得的“龙城”之名得到了验证。

在“龙城”这座虚构又真实的城市里，一个家族牵连着的后代们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青春记忆。这样复杂的人物和线索的呈现，笛安当时却是“走一步算一步”，甚至写了第一部《西决》都没有想过会再写第二部《东霓》，当开始要写《东霓》的时候才想了想东霓的前史。

“龙城三部曲不太需要案头。因为写的都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事物，考验的是驾驭故事和人物的能力。”

早年间笛安的创作有非常多的意外，有的时候甚至会突然再加一个人物。在《西决》之前，笛安一直在凭本能写作，《告别天堂》就是当时的产物，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告别天堂》发表的时候，笛安刚刚过完21岁生日三天。

从《西决》开始，笛安意识到本能只能送她到这儿，天分已经没有强大到能再支撑她走那么远了。在写作《西决》的困难时期，笛安总会想起漫画里有一个小人说，word，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软件了，你该学会自己写东西了。从那个时候起，写作变成了真正的探索。

笛安第一次在写作前做了很多案头准备的是《南方有令秧》，它需要一些硬性的知识储备。笛安在知网上付费看了很多讲徽州的论文，至今困扰笛安的问题依旧是，为什么知网的论文一页要两块，有的只要五毛，价钱差别的逻辑是什么。

回顾一路的写作过程，笛安可以说是非常顺利。自从2003年《姐姐的丛林》首次发表于《收获》杂志，笛安获得了许多文学奖项和来自前辈的赞许。成长在一个作家家庭，这样的人生仿佛并不意外。

笛安的父亲李锐、母亲蒋韵都是业内享有盛名的职业作家，但笛安并没有觉得自己成长在一个书香门第，而只是“两个文青生出来的孩子”。

在笛安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中，曾经描述过幼年时代因父母的与众不同造成的独特经历。富有文艺细胞的二人在菜市场面对碧绿的青菜都能诗兴大发，操一口普通话的父亲会在早点摊边声音洪亮地说成语引人注目。笛安又是一个本能不喜欢别人关注的孩子，每当这时都会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地自容，好像父母给她丢了脸。

保留在记忆中的童年，还有关于医院的片段。因为外公外婆都是医生，笛安是在医院的宿舍楼里长大的，左邻右舍都是医院的职工。外公是放射科的主任，当时没有特别先进的机器，给病人拍片子就是X光。外公在X光室的暗房里面冲X光片，X光片都在池子里的显影液泡着。把一张片子拿出来，抖动的声音十分美丽。灯板一开，加上片子，显示出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内脏和骨骼。但对于一个医生来讲这没有什么神秘的。

外公经常会被请去会诊，围桌讨论某个病人到底是不是癌症，气氛严肃而对抗。回家后，外公经常给笛安讲争议所在，她听得似懂非懂，但觉得挺有意思。

笛安家里有不少藏书，不只是父母，外公也是一个非常爱买书的人。家里对于读书和受教育特别重，认为一个人必须要接受文明世界的洗礼。

也许正是这些偶然的习得和长久的熏陶产生了质变，在写完《姐姐的丛林》之后，笛安发现自己好像有写作的才能。但母亲一直希望她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有很安稳的环境，慢慢地逐步往上升，还能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去生活。母亲认为一个女孩子的人生，最完美的就应该是这样。

笛安从小不是特别叛逆，最严重的一次是不想念高中，但最后还是乖乖地去了。她并不善于与父母交流，性格中又有妥协的成分，害怕别人难堪。但她突然意识到，她就是想做专职的作家，不管别人说什么。

“要想成为自己，就不能总是怕别人难堪。我必须要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可能是所有父母跟孩子之间必然要经历的。我现在有女儿，我也不太相信我会和我女儿做朋友，这不太可能。秩序就决定了。父母永远不可能像一些人一样那么了解自己的孩子，这也是正常的。”

也许在本质上，笛安还是当年那个孤独的孩子。

现实主义

笛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尽管很多读者会否认这一点。

“我用很多的时间去想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生活里我需要胡闹的时候，也先去做一个分析，觉得我能够承担多少后果。如果这件事就是错的，但你想干，你允许自己错到哪一步，到了什么时候要止损，都要提前想好。”

她时常会将自我与人物剥离开来，保持客观的审视态度，这也是一个创作者的自觉规避。东霓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但笛安对这个角色有不同于读者的想法。

“很多人喜欢东霓这个人，包括我姨妈，是我挺意外的一件事。”在笛安眼中，东霓太过情绪化，对很多大事的处理太糊涂。东霓就像一个朋友，和她的关系时而恶化时而改善。很多时候，笛安站在西决和南音的角度去看她，有个这样的姐姐，会给你的人生提供很多观赏性。

“我在生活里不会瞧得上她的。每一个喜欢东霓的人，在生活里未必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提到《景恒街》中的小雅，笛安又开始了吐槽模式。“我可烦她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角色。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待Tony老师，这太过分了，我都看不下去了。也许你的生活中不一定有一个像她这样嫁入豪门的姑娘，但是以绝对自私的方式处理情感的方式，可能你是不陌生的。我本人不做道德评判，只持保留态度。”

由于创作了很多标志性的女性角色，再加上女性作家的身份，笛安经常会被理论家问到作为女性的经验和女作家的写作，然而这是笛安最害怕的时候。因为往往人们在提问的时候，问答双方都是预设了答案的。

笛安对“女性主义者”这一称谓抱有警惕。“我肯定赞成男女平权，但是我觉得文学作品里表达男性和女性，其都在讲相对复杂的处境。我在写《南方有令秧》时并没有觉得它是女性主义的。令秧开始有了一点决心，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意识到的。作为一个人，她开始想有想要追求和抓住的东西，这是现代意义上人的自我意识，它是排在女性觉醒序列之前的。”

笛安会刻意将自己的生活保持独立和疏离，这是写作者的内心需要。她把参加同行活动的数量控制在每年3到4次，也很少参加商业事务。近日，笛安录制了人物周刊策划的写作线上音频课程，传授写作经验与感悟。

“和大家分享一点我十五六年写小说的过程中提炼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对所有人有用。我个人认为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伤害，我肯定不可能养成习惯，定期去做一个音频课程，就为了挣这个钱。我可能答应人物周刊这一次，下一次就是很久以后。”

笛安对陌生人的自我介绍，从来不会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更愿意认领的是职业小说家这个身份。“作家有一点和稀泥，写专栏的还是作家。”她开玩笑。

因为本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写作对于笛安来说并不是信仰。“写作现在对我来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天天焚香沐浴祭拜你的肝脏，但同时你知道你不能没有它。也许有一天它会离开我，那就是我必须要把肝脏切掉的时候。因为人的生命力有衰竭的时候，衰竭了以后人就写不出来了，这是自然的。”

现在的笛安添了一个新的身份：母亲。她也渐渐感知到了社会对女性不公平的地方，事业和生活无法平衡，只能做选择。但作为一个母亲，无法向孩子索要权利。

“当一个小婴儿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依赖你，你总不能跟孩子要公平。”

女儿到现在还不识字，笛安打算这本书发行完后就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不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会很辛苦。

看着女儿的笑脸，不知道笛安会不会想起十几岁的时候，在两个小时的午睡中经历的一场完整而色彩鲜明的梦境。在梦中，天是特别浓郁的蓝色，一片无边无际的向日葵。静谧的蓬勃摇曳生姿，仿佛一种生命力的昭示。一直伴随着她的阳光和水分，圆融与和谐，以及若有若无的神秘感念，从未消失。

对话笛安：如果我还被认为是青春文学的代表一定是我写得还不够好

这次采用的是男女主角的双重叙述视角，是特意这样选择吗？

笛安：我觉得不是的，主要还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肯定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人称叙事在视角上有限制，一个人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具体到处理很多场景的问题就很累，就像“龙城三部曲”。我现在比较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长篇。第三人称的视角自由度更大一点，但我对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写作是没有兴趣的。既然男女主角就是这两个人，有的时候这一章女主角视角多一点，另一章男主角视角多一点，有时配角身上也会有主视角。

现在发表在网络上的青春文学都更加面向市场，你的《姐姐的丛林》发表在《收获》上，是一个比较正统的文学杂志。你觉得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有界限吗？

笛安：我承认畅销书跟学院范畴里的经典严肃文学是有区别的。但具体到一个作者，写得好才是最重要的。一直说自己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写出来的小说没法看，这个也有点问题。严肃不严肃，是写作态度的问题。实际上顶级的畅销书和顶级的经典文学对一个作者的要求，有时候没有外人想象的区别那么大。比方说一个顶级畅销书会要求一个作者有80分，经典文学要100分，也就是20分的差距。而且我甚至都认为前边的60分是一样的。不管你想成为斯蒂芬金还是卡尔维诺，你必须做非常艰苦的训练。

我觉得有些评论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教会很多年轻人无理由地去歧视面向市场的文学。你可以说那个东西格调不够高，也可以批判，但是想成为一个顶级畅销书作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容易。不是只要什么都不管，不要节操，就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如果我还一直被当作是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一定是因为我写的还不够好，而不是我的态度不够严肃。我当时可能年轻气盛，我也不认为很多被人们认为是严肃文学的人写的有我好。

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有意识地避免阐述观点，而去描述一些细节和事实吗？

笛安：对，我觉得小说不是用来表达观点的，小说里的世界比所有的观点要复杂。真正的好小说可能包含自相矛盾的观点，可能包含冲突非常剧烈的立场和视角。因为真实的世界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小说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内部世界非常复杂，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的性格，这只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长篇小说必须要处理的是时间，时间在小说里也是一个人物和元素，看不见，但是你要处理它，处理不好，这个小说就会很生硬。长篇小说角色之间就已经有不同的立场，还有作者的叙述人格，是隐藏的，但是存在的。作者的人格讨不讨喜，有的时候直接决定了小说好不好看。更厉害的小说还预设了一重观众视角。越是好的小说，包含的东西一定越复杂，更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你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主角的代表性和隐喻吗？

笛安：我在创造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不会去想他代表了什么群体。有一种很陈旧的文学理论会讲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但是我觉得很多经典作品里的所谓典型人物也是无心插柳，未必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有意为之，只不过它成功地做到了让很多人寻求到了某种共性或者最大公约数。

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读者和评论家评说？

笛安：一部作品是有独立生命的，你把它创作出来，会有一些东西在你的控制之外。而且我觉得一个作者不要老想着去控制自己的作品，你同样控制不了别人怎么看它。读者有误判的权利，有看不懂的权利。有任何的误判，实际上我觉得都是作品的一部分。

你觉得中产趣味在文学中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笛安：可能有些人担心中产趣味会流于安全和浅薄。在美国这种担忧是成立的，但是我认为具体到中国的情况，现在的大众文化，一点中产不为过，至少不是坏事。可能相对于非常严肃的追求，中产趣味肯定是个坏事。相对于另外一些追求，我认为中产趣味至少不低级。中产趣味至少标榜了一些相对有品质要求的东西，有一些中产口味的东西已经刺痛到了一些人了。因为现在中国的受众真的是天差地别，其实挺奇特的。但这也是挺丰富的一个田野，对于我的专业来讲。

你怎么看待有一些作家会被赋予明星作家或者美女作家的称谓？

笛安：现实一点说，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在社会里产生一种偶像一般的力量，有人愿意接受写作这件事，都是好事。本质上我没有那么的激烈。想当年菲斯杰拉德就是偶像一般的存在，卡波特从到死都是混名利场的，喝酒喝死，声色犬马，都是“纽约客”。但当一切都褪去，我们已经跟那个时代无关，你记得的是塔波特的作品，这个是最重要的。明星不明星都无所谓，你得写得好怎么都可以。

你曾经说过“我愿意我的小说只想看热闹的读者能够看得下去，愿意深读的人也能够看得很‘深’。”创作这种具有双重特质的小说如何兼顾两种类型的读者？

笛安：这是我的梦想，我内心中完美的作品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所谓看热闹的人能看到热闹，就是我给你一个故事满足你，但是我也知道好的文学不只是好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读者跟作者之间真正最容易产生交集的就是故事，你不能要求每一个读者都是评论家，有的时候评论家还不如读者。你不能要求每一个读者都跟你有一样的诉求，一样的阅读量，甚至一样的审美。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真的用这种标准要求读者，他也该吃药。你跟读者之间真正会可能会产生情感交流的就是人物的命运。所谓故事不就是人物的命运吗？溢出人物命运之外的东西属于文学性的部分，读者看到多少算多少，看不到也没关系。

监制、出品人：王江月

编辑：莫诗

图片：受访者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