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响之后，开启人性大逃杀

时光网特稿  内地剧集才刚刚诞生《都挺好》，一部被誉为“华语年度最佳”的台剧已经在审视“我们与恶的距离”。
　　围绕电影院一桩9死21伤的随机杀人案，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精神科医师、精神病患家属等站立在不同立场，勾勒出彼此命运的连结——
　　与丈夫刘昭国共同承受作为罹难家属的伤痛，贾静雯所饰的电视台高管宋乔安用工作、酒精麻痹自己，同时面对失败的婚姻关系与行为失序的女儿；
　　作为凶手李晓明的辩护律师，吴慷仁饰演的王赦，在死刑定案之后仍想要了解凶手的犯罪动机，追根究底的行为带动人权律法的挣扎、精神病识的探究以及新闻媒体的反思；
　　李晓明一家不被社会接纳，父母“神隐”，妹妹改名，但最后还是被“社会”齐心合力揪出来，下跪也难以抵消民众无边的愤怒；
　　李晓明妹妹的房东应思悦有个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治疗过程中，家庭陷入挣扎。尽管医生明确表示杀人犯中，只有5%患有精神疾病，且大多攻击家人而非陌生人，人们仍然难以消除恐惧：“精神病满街跑，我的日子还怎么过？”
　　凶犯的枪声响起之后，所有关系人的生命彼此纠缠。你是加害者、被害者、审判者，还是旁观者？在一场人性大逃杀之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们与恶的距离》提出华语剧集前所未有的反思——血是如何冷却的？你的恶，与我有关。 【一个质疑：台湾人看得了这么硬的东西吗？】

　　如果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有一个灵魂人物，那就是编剧吕莳媛。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
　　吕莳媛曾凭借电视剧《牵纸鹤的手》（2010年）与《出境事务所》（2015年）两夺金钟奖最佳编剧，去年的金马热片《谁先爱上他的》也是她的作品。她的剧本注重社会写实，她把自己归类为“社教派编剧”，专门写题材不商业、吃力不讨好的故事。
　　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2015年台湾新北市八里的八仙水上乐园发生粉尘爆炸，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这类案件在近年频出。

编剧吕莳媛
　　 在剧集还未推出之前，曾有人质疑：“台湾人看得了这么硬的东西吗？”吕莳媛也没有把握。但职业敏感告诉她，就观众的立场来说，大家一定会关心在这些社会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吕莳媛认为，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在于平台：并非没有导演、编剧不愿触碰，但要真正让社会写实剧进入产业、被拍出来，关键看平台有没有勇气承担。
　　而这次很简单，“就是公视站出来，愿意做这个故事”。网络上不少媒介把《我们与恶的距离》归功于剧集合作方之一的HBO Asia难免片面。

公视和Netflix合作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称为中文版《黑镜》
　　事实上，台湾公视近年来推出的剧集叫好又叫座，从2015年的历史剧《一把青》以及《麻醉风暴》、2016 年植剧场系列、2017年的《通灵少女》、2018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直到《我们与恶的距离》，都让许久不关注台剧的观众另眼相看—— 原来人家早就脱离了爱情偶像剧的窠臼。 【两大案件：台北捷运杀人案和“小灯泡事件”】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故事由一则“杀人犯李晓明被判死刑”的新闻开启，两年前，他闯入一家电影院开枪扫射，造成9死21伤。
　　 虽然主创没有确认过所谓的“人物原型”，但不少人联想到两大真实案例——2014年5月21日的台北捷运杀人案和2016年3月28日发生的“小灯泡事件”。
　　在台北捷运杀人案中，21岁的大学生郑捷持刀随机砍人，平均6.8秒砍一人，共造成4死21伤。
　　“小灯泡事件”中，小名为“小灯泡”的女童与母亲在台北内湖区被案犯王景玉尾随，王景玉当着这位母亲的面，持菜刀对女童颈部猛砍，致其当场头身分离死亡，警方后来定调此案是精神病患杀人事件。

　　对于剧集主线，吕莳媛谈到两个切入点：一类是人们无法确知原因的杀人案，如剧中的李晓明射杀影院观众；另一种是精神疾病所致，如剧中的陈昌。
　　“我从这两个方向去构思，也是想知道这个社会能否了解他们。比如我们能不能理解一个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杀人，会想要救他吗？”她说。 【多重视角：让观众进行思考的“拔河”】

李晓明父母下跪道歉
　　通常，舆论对随机杀人案的讨论大都聚焦于两方面——谴责凶手和同情遇害者，但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主创却提供给观众一个“ 上帝视角”。
　　案件发生后，加害人、受害者、辩护律师、家属、媒体、普通民众一一登场，编剧为这些角色安排不同的意识形态，让观众在不同人物视角之间穿梭，进行思考的“拔河”。
　 　比如李晓明案件导致其父母和妹妹只能隐居度日，一家人被曝光后，他的妹妹李大芝喊道：“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贾静雯饰演的受害者天彦的母亲也声泪俱下：“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

　　一直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王赦即使被民众泼粪，也想知道这些凶手作案的动机，他的理由是：“你找到真相，找到动机，就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身为普通人的王赦妻子却不解：你为什么要去帮这些“精神病”，他们早就该死。
　　受害者控诉：“真相永远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如果杀人犯和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那我们家天彦算什么？”

　　凶犯李晓明的母亲也陷入崩溃，因为“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惨案发生后，受害者当然值得同情，但在另一些关系里，他们却可能成为加害人，而批判者又变成新的施暴者。

导演林君阳和演员贾静雯、陈妤在片场
　　一部戏最难的是观点的处理，甚至摄影机的位置和演员的演法都会影响观众的判断。《我们与恶的距离》导演林君阳的创作理念是：“社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参与其中的一个角色。”
　　他说：“我或许可以把戏弄得更正义或更批判，但我选择了一个旁观的视角，让摄影机公平地推近每一个角色，尽力做到中立。”
　　为了剧中这些角色，吕莳媛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共访问包括法官、律师、媒体从业人员、社工、精神科医师等40多位相关人士。
　　有些角色无法靠采访获得更深入理解，她便翻阅大量书籍，像“神户少年杀人事件”被害者家属撰写的《最后的生命力量》，或台湾地区废死联盟出版的《隐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内话》，以及《反社会人格者的告白》、《熔炉》、《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她想让每一句台词都有迹可循。 【最大争议：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

　　剧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当属吴慷仁扮演的人权律师王赦。 他为随机杀人犯辩护，直接挑战着主流大众二元的善恶价值观。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律师。
　　但王赦“一意孤行”的原因是：他的出身背景，与那些杀人犯系出同源。他3岁时就被母亲丢到孤儿院，读中学时，阴差阳错没能参加一次帮派火拼，人生轨迹发生改变。可那次事件中，他的朋友有的死了，有的进了监狱。曾经的他，离一个杀人犯，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一个人与恶的距离，比想象中要近得多。有一部真人秀《达伦·布朗：就范》让人细思极恐，通过心理魔术师的布局和引诱， 你万万想不到，一个普通人离杀人只有72分钟。
　　通常人们会把一个人的恶归结于家庭环境、童年阴影或是父母虐待，但王赦从一开始就推翻这个惯性思维，他说：“你该不会真的认为杀戮游戏或者家庭教育就是他犯案的原因吧？”
　　王赦相信，没有人生来就是凶犯，每个人都有成为暴徒的可能。这让他坚持想去探究凶手背后的心理动因，他的理论是：“难道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关起来，把他们都杀了，让他们都消失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不去了解凶犯的成因，下一个李晓明还会出现。

　　 有人认为王赦是一个太过理想主义的“圣母”，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实际上是一种伪善，是对极端恶的纵容。而金钟视帝吴慷仁在扮演这个不被认同的律师时也承认：“其实我本来是赞成死刑的一般人，我觉得犯罪就是犯罪，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
　　在准备功课及与人权律师的对话中，他提及最难忘的事：“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他心里有个洞’，但律师心里那个洞是锥形的，开口的地方只有一点点，下面不断往外延伸、盘根错节。他必须要不断回过头反思自己信仰的正义、帮助人的理念，才能让阳光洒进深不见底的地方。”

吴慷仁
　　吴慷仁还记得一些律师告诉他，当他们去看犯罪证据、被害者照片时，第一反应都是“颤抖”，但仍然需要去为犯人辩护，“那个心境该有多复杂”？
　　“大众毕竟不会去看背后的问题。犯人哪里生了病？他生什么病？又不是身体上长瘤能被肉眼看到，‘脑’里的问题要怎么被认同？太难了。”
　　在饰演王赦的过程中，有许多让吴慷仁十分迷惘的时刻，甚至在演完之后，还是找不到所谓的“正确答案”。 【一个思考：所有人都在代替月亮惩罚犯人】

贾静雯和温升豪吊唁剧中去世的儿子
　　实际上，王赦这个角色的设定难免让人想到“小灯泡事件”中的母亲，她的言论曾引发争议。
　　在小灯泡惨剧案发的一个多月后，2016年5月11日，台北捷运杀人案的凶手郑捷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小灯泡的妈妈得知消息后，称心情非常糟糕，她认为相关部门并未认真剖析犯罪原因，给社会民众一个“理解”的机会。
　　作为随机杀人案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3岁）的母亲，小灯泡的妈妈说：“我不是反对死刑，而是反对大众除之而后快的心态。”用心中的恨意、舆论公审或者政治手段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讲，也不能消除所谓的民怨。
　　小灯泡的妈妈表示，从过往的讯息看，郑捷是想死的人，所以藉由杀人来让自己死，这样的结束如他所求。郑捷无精神异常，能清楚表达，也是相对比较不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所以更应该要好好了解，到底是为什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从小学就想杀人，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唯有当民众了解一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才有可能谈改善、谈预防。否则，只是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

　　是怎样的理性让这位尚未走出悲痛的母亲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而现实中，杀害小灯泡的案犯王景玉二审“再度逃死”，仍判无期徒刑。法院认为其“行凶时已经是思觉失调症（俗称精神分裂）的半个俘虏”，辨识能力明显降低。
　　当时，除了普通民众抗议：“说的都是废话，正常人会乱杀人吗？所有杀人犯都无罪好了，反正他们精神有问题。什么鬼逻辑！罪犯本来就不正常了，难道可以通通无罪？”
　　正怀二胎的女星大S也痛批“这种人犯下天理不容的事，必须死刑”；吴宗宪则呼吁立法，歹徒家属要连坐，他认为：“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小灯泡的父母声明表示，不论审判结果为何都无法减轻一丝一毫的悲痛。在小灯泡事件发生800 多天的日子里，他们在意被告行凶动机、透过案件审理程序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因为企盼小灯泡案是这块土地上最后一个悲剧。
　　吴慷仁谈到，台湾社会有一个氛围，会群起挞伐共同目标。“而结论就是， 所有人都在代替月亮惩罚犯人”。但法治社会，激情过后，事情怎么解决，才是真正的难题，而这也是吕莳媛剧本的起点。 【文末“彩蛋”：李晓明杀人的真正动机】

　　《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有另一条重要的故事线，那就是贾静雯所在的媒体产业。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犯罪事件，与社会的对话都是通过媒体开始的。
　　吕莳媛坦言：“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受访对象都对媒体有很深的抱怨，所以我决定让媒体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为了要找到“谈媒体”时的着力点，吕莳媛在田调过程中接触几位编辑、记者之后，才最终把焦点放在追逐新闻的第一线：新闻台编辑。通过写实的现场细节，让外界理解新闻制作的过程以及各方角力。

剧中被媒体“害死”的一位母亲
　　而对于所谓的“媒体嗜血”，她直言：“我绝对不相信所有记者都是笨蛋。媒体嗜血跟观众的反应是分不开的，我们仍有许多媒体工作者在从事深度报道、专题新闻，但这些认真的好报道却常常乏人问津。社会不能只检讨媒体，这不公平。”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剧中，未能说出杀人原因，凶犯李晓明就被迅速行刑了。
　　他的扮演者王可元在人物小传中为观众揭开谜底：李晓明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很完美的人，成绩很好、很聪明，但也因为他太聪明、跟别人太不一样，所以求学过程中常常被霸凌，只是他不太在意，也不想跟别人交流，因为他不活在主流价值观底下。
　　高三那年李晓明遇到一个实习老师，对老师既崇拜又依赖，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向往跟别人有连结。但实习老师只待了几个学期就无预警离开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被抛弃”的情绪。
　　就在那一年李晓明突然发现，即使努力抓到一根浮木，浮木还是会漂走，到头来，自己仍是一个人。而当这个念头在心中萌芽后，渐渐就形成一个激烈的转变。

王可元饰演的李晓明
　　王可元说：“这个社会上， 人们喜欢欺负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我们很习惯活在主流价值的伞里面，而站在伞外面的人，好像就活该被太阳晒死。”但如果我们试着把伞撑开，让他们走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