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让乐队出场费增长20倍：摇滚的贫穷与梦想​

6月末的张家口怀来天漠景区，风沙弥漫，骄阳似火。然而一切都无法阻拦这群穿着铆钉皮裙和马丁靴、文着花臂打着唇钉、将头发染成五彩缤纷颜色的年轻人参加音乐节的热情。他们蹲在当地村民拉货的小板车上，准备着进场嘶喊“牛逼”，比出金属礼。“今年的人数感觉比去年多了不止一倍。”有连续几年参加天漠音乐节的乐迷表示。

在新裤子和盘尼西林出场时，这种热情到达了沸点。而作为圈层文化的音乐节，影响力向主流范围扩大，入场人数的增多，与这个夏天最火的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息息相关。

“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光，又看到那些在Live house看过的小众乐队实在太美好了。”一位被现实生活打磨掉文艺棱角的朋友，在看了节目后这样说道。“谢谢节目，让我认识了这么多没听过的乐队。原来还是挺好听的。”一位平时听流行乐较多的普通青年则表示。

显然，《乐队的夏天》核心受众仍然是平时爱去音乐节、听摇滚乐的文艺青年们，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看似小众的泛文艺圈层正在迅速壮大，去音乐节和看《乐队的夏天》一样，已然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成为节目出圈的因素之一。

流量和热度，从来都是商业变现的第一生产力。一位圈内人士表示：“上节目之前，某大陆年轻乐队的出场费是1.5万，上节目之后，出场费直接涨到了30万。”当贫穷、地下成为摇滚乐队们共有的恒久的标签，在网络综艺助推下，从地下走上地上的他们，究竟商业价值提升几何？

从树村出场费100元到几十万：

中国摇滚二十年，

商业化与独立精神是悖论吗？

“我们相信中国的摇滚乐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将是商业体系中巨大的利润和资本，但刚刚出现的地下摇滚，不打算像它的前辈一样，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曾经反对过的主流之中。……我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期待着自己的传播销售和商业操作。但我们做人和做音乐的最大乐趣在于，尽可能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主流文化控制的市场和媒体，一边把地下摇滚挡在外边，一边从中挑选着可以变成偶像的商品。”

大约19年前，由张婉婷执导，耿乐、吴彦祖和舒淇主演，以北京树村作为背景拍摄的《北京乐与路》成为描写地下摇滚的重要电影之一。但影片的商业化和肤浅激怒了受访乐队，于是有了这份《树村声明》，第一批声明签名人包括舌头、夜叉、废墟、病蛹、诱导社、左小祖咒、痛苦的信仰（痛仰）等几十个乐队乐手以一种几乎控诉的形式讲述现实的无奈。

商业化与独立精神注定是尖锐的悖论还是能够共存？如果可以，那么边界又在哪里？这是困扰过涅槃乐队科特·柯本等大批摇滚明星前辈的问题。

20年前，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小村庄树村，东北方向是迷笛音乐学校，西北方向是东北旺音乐村，这里聚集着上百名乐手，20余支乐队，舌头、木马、二手玫瑰、痛仰等摇滚乐坛的“中流砥柱”均从这里走出，房租约200元每月，他们平时排练，周末在小酒吧演出换酒喝，最低时出场费为100元，很多人需要靠亲友借济。

这里是没有物欲色彩的乌托邦，凝聚着共产主义之梦。纪录片《后革命时代》《自由边缘》将镜头对准了树村，最近新出的纪录长片《偶像》亦提到了树村。一名租房给他们的大娘疑惑地问：“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怎么看都很穷啊。”

中国摇滚迅速发展的二十年，也是时代巨变、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飞速前进的二十年。此后，迷笛音乐节等大型户外音乐节品牌诞生，多名乐手从单打独斗到签约摩登天空等厂牌，经历一系列市场化运作，再到近两三年来二手玫瑰、红花会等纷纷成立独立工作室与原公司解约，乐手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当然，乐手的收入和知名度与流行歌手仍然不能比拟。金字塔效应下，“知名度不高的乐手，收入也就和普通白领相当。”而塔尖的二手玫瑰、赵雷等一线乐队，此前出场费也多在二三十万左右。此前麦田音乐节邀请到周杰伦、蔡依林，其出场费在千万级别，占总成本三分之一。

刺猬乐队鼓手石璐在专访中描述自己大约十年前住在鼓楼平房的经历：“周边扩建，砖墙都给敲了，屋里不到15平米，床上地上还都是玻璃碴子烂树叶子，这跟垃圾场有什么区别，瞬间心都凉了，开始思考自己做的一切有什么用，对自己的生活一点改善都没有。”许多乐手选择兼职做乐队，刺猬的主唱子健由于乐队排练，不得不频繁跳槽于主流互联网公司间，不久前因录制节目辞去程序员的工作，买琴都要向石璐借钱。

猴子军团表示“做乐队现在还在亏钱”。新裤子乐队彭磊在和反光镜PK时半开玩笑表示，对方有两个孩子，他和庞宽加起来有三个，养孩子老费钱了，所以他们不能输，得留下来。

而参加音乐综艺，就是最直观的提高乐队和乐手商业价值，改善生活的方式。《乐队的夏天》是在同类型综艺不断试错的基础上前行的：《中国乐队》高开低走，《中国之星》中痛仰唱了一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整首歌被删去，主办方被质疑。

据接洽音乐商演的人士透露：“现在留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的乐队乐手现在报价都上涨了，这是100%可以肯定的。率先被淘汰的那几支乐队像葡萄不愤怒这些变化不大，越留到后面的上涨越多，具体的还是得看人气。”盘尼西林演出费涨了20倍，老牌乐队如面孔商演邀约增多，某台湾乐队出场费仍保持在五位数，节目的收官战已经录制完毕，巡演即将展开，最终hot5或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在商演之外，还有更多变现方式：新裤子的《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出现在爱奇艺的轻喜剧《动物管理局》插曲名单中，盘尼西林为网剧《当她恋爱时》演唱插曲《再谈记忆》。

更早之前，2013年的《快乐男声》带火了《董小姐》和原唱宋冬野，2015年的《中国好声音》带火了《南山南》和原唱马頔，赵雷参加《歌手2017》，一曲《成都》大火，此后十三月唱片等民谣音乐公司获得融资，综艺对整个行业的提振作用不言而喻。

相比民谣而言，更为愤怒和反叛的摇滚乐的大众接受度、传唱度更小。不过同样属于街头圈层文化的《中国有嘻哈》成为爆款，让人看到了小众文化出圈的可能性。经历二十年发展，当文艺青年群体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规模，80后和90后到了足够缅怀情怀的年纪，这批人情感粘度和网络话语权都足够，《乐队的夏天》生逢其时。

贫穷困顿显然不应当是付出才华、汗水、青春的乐手们应有的状态。对比日本，摇滚歌手的收入与偶像演员歌手并无太大差别，因而孕育出了独特的Live house文化。旗下5支乐队参加节目的摩登天空CEO沈黎晖说过：“摇滚必须商业化!摇滚如果不商业化,就是扯淡。”然而，偶像化商业化和独立精神的两难命题将一直摆在音乐人们面前。同样的难题，被《声入人心》所提振的音乐剧行业面临过，张云雷和德云社也面临过。粉丝经济为艺术商业变现推波助澜的同时，也多多少少为其带来了非受众和作品外的名利浮躁。

从彭磊的朋友圈段子，到大张伟直斥盘尼西林“你们做摇滚为什么要这么装”截图广为流传，无关音乐的娱乐化是节目出圈的必经之路。黑撒的《苍井空与流川枫》被改成了《校花与流川枫》，海龟先生的乐手们穿着高领衣物遮挡文身，妥协也是参赛乐队们必然作出的选择。

当热度褪去之后，

乐队的夏天能持续多久？

刚刚诞生不到四年的Click#15在这批大多成军二十年以上的摇滚中年面前还十分青涩，此前经常出没于DDC等中小型Live house的拼盘演出中，门票50元左右，观众在几十人到一百人左右。他们在节目中透露过自己“做乐队一个月赚1000块”，每次打车费都需要主办方报销，租60块钱一小时的排练房超时一小时，问对方能不能按半小时算。

得益于节目表现和键盘手杨策的颜值，他们成为这次节目中一举成名的新生代乐队之一，躁动的摇滚女青年们在朋友圈刷“想睡杨策”。近日他们趁人气展开全国巡演，从拼盘演出升级为专场，场地也从小型Live house升级为VOX、糖果等足以容纳数千人的场地，巡演票已全部售罄，北京场“秒光”。淘宝上出现了他们的漫画头像T恤，也出现了加价80%到100%不等的黄牛票。

“希望参加完节目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不再为打车费操心，想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这是Click#15的愿望，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由于老牌乐队成名已久，商业价值上升空间有限，像Click#15、九连真人这样的年轻乐队得到了更多机会。互联网视频平台在摇滚乐发展进程当中，比起早年间乐队预期的“对立面、障碍”，更多地是扮演着助推手角色。

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后，乐队的夏天能持续多久，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据接近摩登天空人士反映，当年在《中国有嘻哈》播出后，众多选手出场费从几千元飙升百倍，PG One的商演报价是50万，商业代言不断，月入千万。据杂志编辑回忆，给自己打上“中国第一女RAPPER”标签的VAVA给出的广告报价是70万到100万。

但随着去年PG One事件波及整个嘻哈圈，红花会歌曲被下架，GAI遭《歌手2018》退赛，嘻哈再次从地上回到了地下。被全面封杀的PG One靠开网店为生，VAVA、GAI商业价值和热度也不如节目刚播出时。

不可否认，小众亚文化存在一定的内容风险，受政策影响较大，《乐队的夏天》尤需对《中国有嘻哈》引以为鉴。当优爱腾成为青年亚文化主推手，嘻哈、街舞、街球、乐队、滑板等纷纷成为综艺选题，小众文化出圈之势蔚然成风，那么，在出圈之后呢？他们能走多远？

一个行业的复苏和发展，绝不只靠一档综艺的推动。综艺或许是大众对其增进了解的契机，而背后，是无数力量的共同角力。当国内市场成长得更广沃，或许，地下摇滚才能从不见光的尘土里生长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