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饼之外,你未必认识的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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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饼之外,你未必认识的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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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近代开埠之后才人烟渐稠的港岛不同,作为如今香港最为西北的部分,属于新界的元朗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已经有人居住,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秦朝时,元朗已经随整个香港地区一起并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历代行政区域的变易中,元朗是隶属广东之下的一个县份。现有的元朗原住民有两大姓氏:邓氏祖先是北宋时的邓符协,而文氏祖先是南宋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为纪念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民族英雄,文氏后人于1998年为文天祥在元朗建立了文天祥公园,铜像后的石碑上铭刻着《正气歌》。

据《新安县志》和古地图,元朗最先是写作“圆蓢”,然后变成“元塱”,再变成今日的元朗。“圆”是完整、丰满之意,“塱”则是开阔的土地。作为冲积形成的低地,在多山的香港,元朗是唯一的一块平原。自宋末大陆移民迁来元朗之后,他们在近八百年留下不少祠堂、寺庙和书院的遗迹,比如如今香港仅存的一座古塔聚星楼。所以元朗,也是如今香港具有最多法定古迹的地区。

1898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租借新界年限为99年,也成为1997年香港回归的远因。1899年两国继续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新界首次升起英国米字旗。但当英军实质接管新界时,大浦、元朗一带的乡勇与英军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新界六日战”爆发,约500名新界人死在英军枪下。

虽然这场冲突日后刻意被淡化及遗忘,但元朗的不平,却难说不曾为今后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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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跟房屋鳞次栉比的港岛相比,元朗都更充满自然气息,随处可见青山绿树。元朗居民世代务农,以耕田或是在鱼塘养鱼为生。由于元朗是冲积平原,所以土地尤其肥沃,出产的稻米“元朗丝苗”入口软滑,品质冠绝全港。而元朗西的流浮山,也是美味生蚝的著名产地。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港英政府开始了元朗的城市化进程,主力开发商即是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七十年代末,政府开始打造元朗新市镇,并兴建配套的公共设施。八十年代末,另一个天水围新市镇开始发展,终于使元朗成为香港唯一一个有超过一个新市镇的地方行政区。

兴建元朗和天水围新市镇,本意是打造卫星城镇,缓解港岛地区密集人口所带来的压力。但由于香港制造业逐渐式微,农业又根本不足以支撑元朗经济,导致原本开发的商业住宅由于缺乏购买力,最终许多都改成了供低收入群体居住的公房。再加上九十年代末香港金融风暴,导致元朗和天水围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低收入居民,却没有足够的本地就业岗位提供给他们谋生。

从1997年开始,大量港男开始为他们的内地妻子申请家庭团聚签证,仅回归这一年就有28309例。这些家庭普遍是“老夫少妻”的配置,港男看重内地女的年轻,内地女看重港男的香港居民身份,其中妻子比丈夫小15岁以上的家庭占比达到了20%。而这些新移民们,大多也选择了地处偏远、但有公房可住的元朗作为落脚地。

而元朗在2003年港铁开通之前,一直是全港交通最不便的地区之一。从元朗到港岛,公路至少两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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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的老婆饼当然名声在外,但许多人未必清楚的是:元朗只有少数餐饮和服务业岗位,可以提供给数量远远多于此的本地居民。除了领低保救济的群体之外,元朗居民必须每日奔波、“跨区搵食”——其中还根本不包括那些语言不通、无工作技能的众多内地女子。

但交通费成了一笔高昂的支出。以天水围为例,到元朗以外地区最便宜都要8元,到港岛则需要20元,交通费高于港岛其他地区。那些4点半起床、为了赶5点半第一班地铁的天水围居民,发现再怎么搏命,也只能赚取微薄的薪资。到处的就业岗位都挤破了头,有人倾其所能,每月只能赚不到2000元的收入,连糊口都成问题,又怎么去支付交通费?

工作越拼、工作时间越长,反而越来越穷——仔细一算,累死累活后的生活质量还不如直接领取救济。于是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加入每月靠救济为生的群体越来越多,最后成为其它港人眼中不劳而获的懒虫。

于是天水围就集中了香港一堆的社会问题:最多内地新移民、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群体、最多单亲家庭和家庭暴力。在无法改变的经济困境面前,没有和颜悦色的父母,只有烦躁暴戾的怨偶。

2004年,无业男子李柏森砍死来自四川的妻子金淑英和两名幼女之后,自杀身亡。在此之前,金淑英长期遭受家暴。惨案震动全港,许鞍华将其拍成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直到2017年,天水围的家暴发生率仍是全港第一。

港人对天水围如何看?2005年半数非该区居民对该区的印象只是“一般”,而更有20%的受访者表态“很差”——当然差了,元朗不是富家子弟的出没地,但凡经济条件好一点,都不会选择长久住在这里。移民的后代,缺乏现代社会的基本正常教育。既然看不到希望,就只有尽可能先保护自己。于是为求自保,拉帮结派和加入黑社会,就成了元朗青少年不多的选择,而天水围尤甚。反正对黑社会的美化,香港电影本来擅长。

于是在人生最冲动、情绪最高涨、暴力荷尔蒙也最旺盛的青春期,许多青少年只有一条路可以选:古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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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移民,生活并不像如今元朗天水围的一样普遍逼仄。黄霑出生于广东顺德,随父避难香港之后,虽然住在市民区,但仍然有机会能考上港大中文系,受到国学大师饶宗颐的熏陶。金庸更不用说,系出浙江名门,即便父亲以地主身份被镇压,赴港后仍然闯出一大片天地。

而后来的刘嘉玲、黎明和王菲,更是大陆移民融入香港的最好范例。虽然踏入职场之初是推销员,但黎明仍然能在拼杀激烈的香港娱乐圈,拼到四大天王的位置。而刚满五十岁的王菲,成为香港最成功的流行乐天后,更是长久为人所关注。

如果环境能更加宽松、移民们能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那么也许元朗不会有后来的问题。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外来者只要肯打拼,在机遇的青睐下并不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门路。对于移民而言,香港既是拼搏的战场、也是安心的归宿。正如周星驰在海边喊的“努力、奋斗”一样,不懈打拼都是为了活得更好。

但这只是最好的希望。现在天水围是元朗的缩影,元朗是香港的缩影。金融风暴之后经济的萎靡不振、移民的有增无减、阶层鸿沟的加深,让一系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身处元朗一角的人们,很清楚在二十公里之外,有些人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当隔膜加深、互不了解的情况出现,即便同属于一个香港,元朗与港岛也像是两个世界。

1990年,许冠杰唱《同舟共济》,“但愿日后狮子山下人人团结,永不分化”。2006年,李克勤唱《天水·围城》,“跨乡过岸才住这么一角,越来越恶”。越来越恶,是因为香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赢家通吃输家洗白的现实大戏,元朗成了最好的舞台。

参考:世界华人周刊《天水围童党:香港繁华下,被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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