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评委“入侵”国际电影节

作者 / 晨露

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于28日开幕。

除了入围影片，今年电影节的另一个亮点，便是“准妈妈”章子怡作为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挺着孕肚优雅亮相，这也使她成为继巩俐（2003）、张艺谋（2005）、陈凯歌（2013）之后的第四位东京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主席。

自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金熊奖以来，华语电影便引来了国际影坛的关注，开始了迄今三十多年的国际电影节征程。

无论是入围评奖、参加展映，还是出席活动、艳压红毯，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和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 而受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则更被认为是国际影坛对电影人专业能力的高度肯定。

在大大小小的众多电影节之中，最被中国观众熟悉的，当然是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它们颁出的最高奖项金棕榈奖、金熊奖和金狮奖，也代表了全世界电影的最高荣耀。

那么，三十年来，都有哪些华语电影人担任过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成为电影节评审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华人评审坐镇又对华语电影的获奖有着怎样的影响？

三大电影节中的华人评审

电影情报处 统计了在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以导演、演员、作家、制片人等身份担任过评审的华语电影人， 共计39人。

可以看出， 三大电影节中，柏林电影节更加青睐华人评审， 共邀请过21位华语电影人担任评委或主席。威尼斯则最少。

王家卫、张艺谋、李安三位导演担任过评审团主席， 其中王家卫以两次主席身份领跑， 巩俐则是唯一担任过评审团主席的女演员， 且和王家卫一样担任过两次主席。

导演评审多为男性， 只有许鞍华和《末代皇帝》的副导演宁瀛两位女性导演，这也与华语电影的知名导演多为男性一致。

演员评审则恰恰相反， 大多为女性， 也说明华人女演员在国际影坛更具知名度和影响力。截至19年10月， 只有张国荣、梁朝伟、张震三位男演员担任过三大评审， 而这三位都出演过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

陈凯歌、巩俐、张曼玉都曾做过三大电影节评审，实现大满贯。 李安、张艺谋、杜琪峰、姜文、许鞍华、张艾嘉、徐枫、杨紫琼、舒淇、陈冲各做过两个电影节评审。

相比之下，一些评审更受到某一个电影节的喜爱，多数是因为其作品入围过该电影节，和电影节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一现象在导演做评审方面尤其明显，他们也被称为电影节的“嫡系”。

比如柏林电影节之于王全安。早在07年，由王全安自编自导、余男主演的《图雅的婚事》便获得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令他一举成名；10年，《团圆》再次入围柏林电影节，并获最佳编剧银熊奖；12年的《白鹿原》也曾入围。

在14年身陷嫖娼门事件后，柏林电影节仍不避嫌地请他去做17年第67届电影节评审，今年又以新片《恐龙蛋》再次回归主竞赛单元。王全安如今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可谓由柏林电影节一手造就。

同样的还有戛纳与贾樟柯。

2002年，贾樟柯的《任逍遥》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而从2008年《二十四城记》再次入围开始，贾樟柯十年间的五部电影《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全部入围戛纳，除《海上传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外，其余四部均获得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贾樟柯本人也在2015年荣获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是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导演，因此也有人称呼他为“戛纳亲儿子”。

除了导演、演员，还有三位华语电影人担任过三大的评审。

编剧黄宗江其实早于张艺谋，于1983年出任柏林电影节评审，成为三大电影节第一位华人评审。他10岁时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毕业后组织燕京剧社，演出曹禺《雷雨》等名作。

作家阿城也曾做过2005年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其中陈凯歌执导的《孩子王》、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都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

制片人施南生曾任07年柏林、11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导演徐克的前妻，80年代在新艺城，创出港产片的黄金时代，出品并监制了《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七剑下天山》等一系列电影。2017年，获得柏林电影节“摄像机奖”。

电影节得奖之道，

华语电影人齐“撑腰”

在有华人评审坐镇的电影节中，观众自然会好奇华人评审的加入会为当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拿奖带来怎样的影响，说到底，在云集当年各国最优秀导演与电影，含金量最高、竞争也最激烈的主竞赛单元中，华人评审是如何为华语片加分“撕”奖的？

1.首先， 一部影片质量过硬，自然会受到评审团的一致喜爱，这时的奖项，不需要华人评审“撕”。

如2007年摘得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时任评审施南生透露：组委会一度曾想将影后和金熊一起授予《图雅的婚事》，后来因为最高奖和额外奖不能并存作罢，充分说明了电影的实至名归。

而2004年徐克任评审的戛纳电影节上，张曼玉也是以全票通过夺得影后。

2001年柏林电影节上，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和台湾片《爱你爱我》分别获得评审团大奖和最佳导演奖，当时担任评审的谢飞导演后来在柏林电影节见闻中，也描述了当时评奖的详细情形，证明了两部影片的高质量。

相反的， 质量、题材、类型不过关的影片，即使是华人评审本人也爱莫能助。

如2015年威尼斯电影节，赵亮的纪录片《悲兮魔兽》入围，纪录片入围电影节已经不易，再加上题材原因，争夺奖项方面评审侯孝贤也无能为力。

还有2009年李安任主席的威尼斯电影节，虽有两部华语片《意外》、《泪王子》入围，质量却都差强人意，连技术类奖项也没有分到。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2008年杜琪峰任评审的威尼斯电影节。杜琪峰在电影节结束后的采访中频频表示当年入围作品质量都不高，提到唯一入围的华语片《荡寇》未能获奖，直接一笑置之，无言以对。不知道是该同情未获奖的华语片，还是同情看了太多“烂片”的杜琪峰。

2. 华语评审数量多， 在实行一人一票的电影节评审团里，自然会构成人数上的优势。

如95年蔡明亮、斯琴高娃任评审的柏林电影节，《女人四十》的萧芳芳夺得影后，《红粉》获艺术贡献奖；96年的柏林电影节有许鞍华、陈冲两位华语评审，最终严浩的华语片《太阳有耳》获得最佳导演奖。

3.而比起数量，更为重要的，则是 华人评审是否掌握足够的话语权。

89年侯孝贤凭《悲情城市》为华语片捧回第一座金狮奖，据当时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当年其实是评审谢晋导演说服了所有评审团的其他成员，最终把金狮奖给了一部华语电影。

张艺谋任评委会主席的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也让李安捧得金狮奖，而早在93年张艺谋任评委的柏林电影节上，李安就凭《喜宴》获得了金熊奖，同样获奖的，还有另一部华语片《香魂女》。

1997年，巩俐出任戛纳电影节评审，据悉，为了力保当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的华语片《春光乍泄》争夺奖项，巩俐与评审团主席伊莎贝尔·阿佳妮针锋相对，甚至拍桌子叫板，才争取到了王家卫的最佳导演奖。

2005年出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的作家阿城，也在评审团讨论中力荐李安的《断背山》拿大奖，最终《断背山》以四票对三票挤下了乔治·克鲁尼的《晚安，祝好运》，捧回金狮奖，阿城的一票相当关键。

之后在2013年，李安作为已经多次夺得奥斯卡奖，摘得过金熊奖和金狮奖的世界大师级导演，加上语言优势和毋庸置疑的专业水准，自然在评审团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在他的支持下，贾樟柯的《天注定》也获得了2013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

而王小帅的《闯入者》2014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虽有陈冲任评审，映后中外媒体一致看好女主吕中冲击影后，最终还是失之交臂。

4.不过除了华人评审，如果还能受到主席的喜欢，胜算就又多了一成。

比如2014年的第64届柏林电影节，梁朝伟担任评审，共有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娄烨的《推拿》、宁浩的《无人区》三部华语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在《少年时代》《布达佩斯大饭店》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包围下，最终《白日焰火》拿下最佳影片大奖与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成最大赢家，《推拿》获得了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使这届电影节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年”。

而在梁朝伟之外， 更大的推动力，或许来自当年的评审团主席、李安的老搭档——詹姆斯·沙姆士，他同时也是《卧虎藏龙》和《断臂山》的编剧。

5.还有一类相当具有戏剧性的， 则是演员评审和入围导演的情侣档。

2000年柏林电影节上，巩俐作为主席，为前男友新作《我的父亲母亲》颁发评审团大奖。十年后的柏林电影节，余男作为评审，为前男友王全安的《团圆》助力，拿下了最佳编剧奖。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6.当然，电影节评奖最心酸的，莫过于华人评审到位了，当年却无华语片入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没有人比王家卫更懂了。

在63届柏林电影节、59届戛纳电影节担任主席的王家卫，没有在主竞赛入围片单里看到过一部华语片的身影。不知墨镜王的墨镜后有没有留下墨一样的泪水。

相比三十年前，在电影节夺得奖项，进而让中国电影被世界看到的意义， 如今的国际电影节，更多地成为华语电影人向世界展示自我，和世界电影人交流对话的平台。

而无论评审和评审标准如何改变， 用作品说话，永远是电影人最强的自我表达。 在不断奔腾向前的电影浪潮中，电影节和观众，世界和中国，都期待着更多优秀华语电影人和电影作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