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直击柏林电影节|贾樟柯：中国正在很大的困难里，但中国电影人还站立着

当地时间2月22日，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中。贾樟柯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柏林举办发布会，导演贾樟柯、脚本编剧万佳欢、制片人朱玮杰回答国际记者提问，对这部新作的创作过程和构想进行了介绍。《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四个年代的中国作家口述历史，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共同记忆。贾樟柯表示，纪录片就是客观呈现，而不要进行去评价。同时他认为，严肃的文学阅读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也需要坚持。

谈到当下中国正面临疫情考验，贾樟柯表示，目前中国在很大的困难里，自己今年来到柏林电影节，除了个人的表达还有时代的表达，带来一种声音。“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摔倒，这次是第二次摔倒，这需要我们去反思，同时也需要我们迅速站起来，我们带着这部电影就是想说，我们中国电影人还是在站立着。”

【问答实录】

记者：电影中的乡村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贾樟柯：距离上一次纪录片已经十年了，始终面临的问题是重新回顾历史，通过电影的方法来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纪录片有个机会让我们回顾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但在过去，有七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对于城市的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的记忆越来越少，这样的影片是乡村的记忆和我们的关系，这些作家都是从乡村开始的写作，从我们的农村的生活到现在，49年之后到当代的历史，用纪录片书写历史，寻找历史的证人。

记者：电影关注乡村，您在音乐选择搭配歌剧这样西方的音乐，原因是什么？

贾樟柯：从电影的结构来说，最初只是想探讨乡村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之后和脚本作者万佳欢一起选定了四个作家。第一个是已经过世的马烽，之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50，60，70年代出生，他们的讲述特别具有独特的中国信息，粮票、户口、公社、集体化，需要中国历史知识才能理解。他们深深打动我的是，他们都要经历的问题，恋爱，观点，吃饭，生病，这些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和万老师一起找到了18个段落，高度主观抽象化。我过去很爱用流行音乐，现在爱用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非常抽象，而流行音乐更容易想起那个时代。古典音乐跟章节的划分也有关系。

记者：贾平凹写了一幅字是金刚经“白眼观世”，这幅字也表达了您的价值观吗？《寄生虫》上映之后，韩国政府对相应的地下室居民进行了拨款，您怎么看待电影的功能性？

贾樟柯：余华跟我讲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时，我深受感染，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作为个体，渴望有很多改变，但我们每个人能够改变的很少。这里电影有两种人物，作家和农民，街头的那些面孔都是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作品里的群像，回顾那些作家七十年的工作。文化事业是个渐进的过程，不要急，慢慢来，保持工作的持久性。

记者：您的脚本结构是如何变化的？

脚本编剧万佳欢：纪录片编剧的脚本制作是不一样的。作家的选择，是整个脚本的第一步。这和吕梁文学季关系不大，贾樟柯就想拍一部关于作家的作品。我重新看了一遍贾樟柯之前的纪录片《无用》和《东》，里面讲艺术家本身，而画作和服装讲得不多，贾樟柯更关心艺术家看待世界的视角。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一类的，他们对现实有敏锐的感知，又有强大的表述能力，贾樟柯想关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电影是关于文学的，还是作家的个人生活。贾樟柯更喜欢后者，所以从影片开始，这部电影就是关于作家表述个人生活的。在中国，作家和电影导演一样有代际之分。经历改革开放的作家就有同样的公共记忆，我们为了让这个有延续性，就选择了不同年代出生的作家。

记者：这是一种口述历史的题材，这个讲述新中国历史的纪录片，调性是不是从开始已经定了，您拍摄的难度在哪里？马烽对于合作社是一种肯定，很少见知识分子对之进行肯定，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贾樟柯：49年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变革。我觉得纪录片应该去面对而客观呈现，而不要进行去评价。那么多人口经历过那段生活，导演不是社会学家，不要去评判这些实践是对是错，任何社会实践都有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看到水利设施，五六十年代建好的，是那时的一种遗留，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马烽和村民的回忆，都代表曾经的社会形态。

记者：在创作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拍摄对象离镜头特别远，让人感觉特别孤独，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是，导演为什么呈现那么多用手机看书的镜头？

贾樟柯：文学是古典的阅读，系统化的阅读，而中国现代，相对娱乐化，碎片化，微博抖音都是很短的阅读。这种现实情况更显得文学的珍贵，文学能提供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考。电影也在一个系统的观察上进行讲述。碎片化的生活是一种现实，严肃的阅读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也需要坚持。对于拍摄人物来说，万佳欢做了十几年的记者，也是以采访为主。我们探讨过，电影的口述历史和文字的口述历史在哪。我认为，电影能看到文字之外的生活状态，生活的房间，街道，空间，表情，情绪。讲述的时候的表情也是让我感兴趣的地方。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电影。

记者：作为文学青年，年轻时候读过的作品对你的影响有哪些？最后一段是梁鸿和儿子对话的过程，你的片子想给年轻一代的人什么感受？

贾樟柯：我想让制片人先谈谈对电影和阅读的感受，因为他是年轻一代。

制片人朱玮杰：阅读碎片化，生活娱乐化的时代，电影产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年轻人对严肃阅读的需求是存在，而引导是缺乏的，这部电影给了好的引导。80年代尚有追捧作家和诗人的年轻人，现代大家却过度关注明星和歌星，贾樟柯希望大家都能回忆起对阅读的热爱。

记者：你想要给柏林电影节和国际上的观众群体带来什么？

贾樟柯：今年来柏林电影节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心情。之前一直带来一个贾樟柯的作品，或者团队的作品，我认为电影是私人表达，只能代表自己。但这次不是，目前中国在很大的困难里，我除了个人表达还有时代的表达，带来一种声音。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摔倒，这次是第二次摔倒，这需要我们去反思，同时也需要我们迅速站起来，我们带着这部电影就是想说，我们中国电影人还是在站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