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直击 | 贾樟柯柏林大师班：希望没有第七代导演，能进入自由的个人化时代

文/小明

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Berlin Talents）是柏林电影节的一个子单元，同时也和柏林电影节期间的欧洲电影市场（EFM，European Film Market）关系紧密，旨在扶植全球范围内的新锐电影力量。天才训练营每年会从全世界的报名者里选出250个电影行业从业人员，为他们提供一些电影拍摄的短期训练课程。

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现场

柏林当地时间2月23日，作为曾经的第五十七届天才训练营“校长”的贾樟柯导演，这次再次回到了天才训练营的大师班上，以“集体变革，业余电影的时代”为题，跟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

导演贾樟柯在大师班上进行阐述和回答观众提问

这次大师班中，主办方分别放映了《三峡好人》，《天注定》和《山河故人》三个电影选段，围绕着这三部电影创作展开探讨；与此同时，又追溯了贾樟柯投入电影行业的原因和过程；期间，贾樟柯又对自己的制片人和平遥电影节策展人的职责进行了阐述；最后在回答观众问题的时候，贾樟柯提到，他希望能真正进入到一个自由的个人化时代，不再有第七代导演了。

【大师班问答实录】

主持人：1988年《红高粱》获得了柏林金熊奖，张艺谋上台领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奖不只是对我的肯定，同时也为中国年轻的电影人打开了一扇门，激励他们拍出更好的电影。那时候你十八岁，看到张艺谋拿奖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那个时候中国刚刚经历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年，电影里充满了叛逆且自由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对于一个在变革的国家来说，这些东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

那年柏林电影节之后，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几乎所有人都去看，这不仅是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社会能够打破什么禁忌，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扩大自由的一个标志。

因为在《红高粱》里充满了个人精神，狂放自由没有约束的精神，今天说起来没有感觉，但这之前，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有人都生活在集体里，被认为是集体的一部分，个人不重要，集体是重要的，在这样一个背景里，突然鼓励个人的自由，这种冲击不但只是一部电影，它带给民族一种兴奋和狂放。

那个时候我十八岁，我看这个电影可能也不只有一遍，我被电影感染，也被巩俐吸引，因为她太美了。

主持人：三年后，你决定成为一个艺术家，是陈凯歌的《黄土地》激发你创作的想法吗？

贾樟柯：我生长在中国内陆省份山西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我从小就爱看电影，到初中有了录像厅，什么是录像厅？就是在一间房里，有一台录像机，一台电视机，放映靠着录像带播放，录像带大多数是从香港走私过来的武侠、黑帮电影。

我从初中一年级看到高中三年级，六年时间一直在看电影，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让我想成为一个导演，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影迷。那个时候看了那么多黑帮片，没让我想当导演，让我想当黑社会。

我学习不好，但是我父亲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他希望我可以上大学，既然你考不上大学，那你可以去学艺术，于是我就去学艺术了。那时候我很偶然地看到1982年陈凯歌的《黄土地》，那部电影的摄影师是张艺谋。

《黄土地》82年出来，我在91年才看到，看到之后我完全被打动了，黄土地主要在中国的西部，那里很少有植物和树木，十分荒凉。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自己的环境，土地和人。我通过电影看到了一种电影的可能性，原来电影也可以拍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个电影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其中最独特的是，这部电影没什么故事，而是一直在拍人怎么生活着，存在着，影片里拍父亲总是一个人在很暗的灯下沉默，没有语言，从那长时间的沉默里，我发现了一种诗歌一样的诗意，我觉得电影太好了，是否我也能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主持人：沉默在你的电影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几乎和对白一样重要，为什么会运用沉默这么优雅的表达方式？

贾樟柯：我之后拍的电影里，人和人在交流的时候有很多的沉默。沉默来自中国人的交流方法，是中文语言的特点。中国人很含蓄，交流的时候很多东西是需要相互理解，有很多潜台词，沉默有很多潜台词的部分。

拍摄电影来说，我是中国人，如何把真实的中国人的交流方法说出来很重要。每种语言的特点都不一样，每个地域的人处理情感的方法也都不一样。

我的电影都在拍自己的家乡，电影里的人物都用方言，用家乡的语言。我用方言拍摄发生在山西的故事，实际上是用山西人的情感方法来拍摄，山西省生活艰难，人们压力很大，沉默代表了某种看不到尽头的黑暗。

主持人：你的摄影师和妻子都参与了很多你的电影，你最初是怎么把你的团队组织起来的？

贾樟柯：我91年看到《黄土地》的时候就想当导演，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成为电影工作者。那个年代，中国有16个电影制片厂，都分布在大的城市，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当导演，那时候听人说，有个学校叫做北京电影学院，考到那里就可以成为电影工作者。我后来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学的是电影理论专业，我想当导演为什么要考电影理论专业呢？因为好考。

进入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拍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本书，中文的书，是介绍法斯宾德导演拍摄《爱比死更冷》，教你如何做预算，书名叫《如何做独立电影》，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独立电影这个词，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正好我们北京电影学院那个时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叫北京电影学院独立电影小组，老师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名字，你们要独立吗？后来我们改名叫实验电影小组。

我们在小组里有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我们内部有比稿，我很幸运，我第一部短片的剧本《小山回家》被选中，在1995年拍了这部短片。

主持人：你在《三峡好人》里呈现了很多山水的风景，这部电影，即使是剧情片也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你的电影剧情和记录是并存的吗？

贾樟柯：《三峡好人》的故事背景是三峡工程，是中国一个水利工程，有一百多万人移民，十几个有两三千年历史的城市会被淹没。

这是一个即兴拍摄出来的电影，之前并没有想要拍剧情片，而是想拍纪录片，那时候有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刘小东，他要去三峡画画，我在拍他的纪录片时进入了三峡地区。

纪录片拍摄有一周的时间我就决定拍一个剧情片，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准备，电影剧本不是写出来的，是演出来的，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如果我不马上拍，那些城市就消失了，我们一直在跟消失的城市赛跑。

对这个电影来说，当进入三峡地区时，到处都在拆房子。三峡地区因为有长江，两边的自然环境，山和云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古代的绘画有很多是关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山和河流没有变化，和唐代一样，这样的古老的空间里，人造的景观在改变，这些房子要拆掉了，这里面有一个建筑和自然的戏剧性。

对我来说，这个电影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空间，三峡地区的空间，它像人物一样，是我想去拍摄，想去理解的；另外一个是我写的一男一女两个角色。所以在这里就运用到了纪录片的方法，让这些人物在真实空间里展开故事，同时拍到空间的故事和人物的故事。

主持人：今晚放映的第二个片段是关于你的《天注定》，你能跟我们聊聊这部电影里暴力的运用吗？

贾樟柯：这个是我2013年的作品《天注定》，2013前后正好是中国自媒体开始流行，像推特一样，中国叫微博，因为有了自媒体，很多发生在中国各个地方的突发事件被报道了出来，过去在主流媒体里并不能看到这样的事件。

我注意到这些暴力事件开始密度而频繁的发生，这让我很震动，让我关注到暴力的问题。在这里你会发现中国经济在发生变革，背后人和人关系，利益的矛盾，经济的纠纷，价值观的不一致都有关系。最主要的是，当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的时候，普通人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暴力变成了一种表达方法，这个电影里，每个普通人既是暴力的受害者，又是暴力的实施者。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是《A Touch of Sin》，和胡金铨的《侠女》的英文名《A Touch of Zen》正好差一个词。为什么会改一个词呢，因为我在这个电影故事中有四个故事，这些都是真实事件改编，我发现这些故事和胡金铨电影中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故事非常的像，暴力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从古代就有。《天注定》里的人物虽然生活在网络和高铁的时代，但暴力的问题和古代是一样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在《天注定》里借用了很多武侠片的拍法，这是我第一次借用类型电影，借用武侠片的方法来制作电影，反应中国的现实。

这个电影里有四个人物和四个不同的故事，他们之间基本没有关系，我发现每个单独故事都可以是一部电影，但我要拍三四个。当我们进入自媒体时代，暴力事件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密度很高，频繁发生，这是一种社会气氛，我需要用多个暴力故事来呈现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密集暴力问题，它变成了《天注定》的结构来源。

主持人：说到你的电影《山河故人》，这个电影是延续了《天注定》的主题，探讨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日常生活的冲突，能谈谈你这部电影吗？

贾樟柯：这个电影是201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我45岁，站在了一个中年的角度，有了一些人生的经验。那个电影从1999年一直拍到2025年，从过去一直拍到未来。

拍完《山河故人》又拍了《江湖儿女》，两部电影里的故事都横跨了很长的时间，我突然觉得我有需要关注那种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里，人类的情感会经历什么，那不是一个时间点的故事，而是随着人的成长，时间的改变。我需要获得一个这样的视点，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人。

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三峡好人》有很清晰的外在变革模式，比如三千年的城市就那样拆除了，大坝建立起来，电话变成手机，但情感世界的改变相对是隐秘的。

《山河故人》里我想回归到人类的情感，有些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比如爱情，家庭，出生，衰老，得病，死亡。在《山河故人》里，我想在快速变革的时间里去看这些恒定不变的东西。电影有种系统性的能力，不仅可以讲述好一个时间点，也可以讲一个漫长的，史诗性的故事结构，来把一个时代呈现出来。

主持人：你在平遥主办了平遥电影节，在世界上，由电影人主导的电影节是很少见的，你为什么要创办平遥电影节？

贾樟柯：办一个电影节有很复杂的原因，首先是，从十几年前起，我除了做导演之外，也做制片人，每年大概能跟两到三个年轻导演合作，我觉得我可以从某种程度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个人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有才华的人很多，一个人的力量很有局限性，我意识到平台很重要，我们能帮到更多的年轻人。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知道，中国视频网站和电影院都很发达，各种电影都有。但是在海量的选择里，人们还是比较关注商业电影，好莱坞电影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有很多佳片，因为观众没有渠道了解，所以常常被忽视。即使这些电影出现在网站上，观众也不会去点击。这个时候我就想以策展的方法，给中国观众介绍更多元的电影文化。

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国去年拍了1006部电影，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导演，年轻导演的作品，也需要一个平台去介绍给国外，介绍给世界。在这个背景里我们开办了平遥电影节，这主要是关注年轻导演的影展。

主持人：你的另一个身份是制片，你为年轻导演做过制片，你是如何在身兼数职的同时又完成这些制片工作的？

贾樟柯：我主要依靠团队去完成，我有效率很高的团队，团队里的同事都是合作了很多年的，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年还和两三个年轻导演合作。今年在论坛单元有个女导演宋方的第二部电影《平静》。

我很享受和年轻导演的工作，因为我能分享到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对电影语言的新发现，但同时他们需要有一些资源的帮助，我很愿意配合他们做资源的整合，陪他们一起克服困难，希望他们的影片能够拍出来。越是这样有实验性的电影，越是需要突破商业的极限和审查的限制，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和年轻导演站在一起。

主持人：现在是现场提问时间。

观众：看完《山河故人》之后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处理和演员的关系的？

贾樟柯：我长期以来跟两种演员合作，非职业和职业，处理不同的演员，我的摄影机运动和演员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山河故人》里的演员都是很有经验的，他们能和摄影机密切配合。如果我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我会给非职业演员放松活动，我不需要那么精确，这就需要摄影师和焦点员即兴捕捉。如果给未经历训练的演员过多要求的话，那会影响他们表演的发挥。

电影结合了一些长镜头方法，我调度的时候会利用演员的转身或者形体位置的变化来变化视觉的中心，这些内在的变化都是根据现场的空间和剧本里的人物关系来处理的。我自己不会有预先的分镜头和调度的方案，我每拍一场戏都要在现场分镜头，我非常依赖现场的空间，无论是摄影棚还是实景，我需要到现场去感受空间给我的启发，再结合我的剧本来进行处理。我不会提前画分镜头脚本，都是在现场进行决定，这种灵感往往是空间给我的。

观众：中国的每一代导演都有非常独特的电影风格，中国第七代电影导演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是独立电影为代表还是以商业电影为代表？有人说，中国已经不会再存在第七代导演了，你怎么看？

贾樟柯：中国电影分了六代，每一代划分的背后是非常沉重的共同记忆，比如第五代共同记忆是文化大革命，我被划分到第六代，我们共同记忆中的社会变革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几代还有经历过战争的。

因为中国社会的背后一直有很大的变动，影响到每个人，电影呈现出了美学上的某一种一致性，实际上对我来说，希望能到达一个真正个人化的时代，社会不要再有这么大的变动，不要再有有刻骨铭心的变动，影响到个人。我希望没有第七代导演，我们能真正进入到一个自由的个人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