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独家 |《列夫·朗道》：富商作推手，虐待场面引退场潮

文/顾草草

《列夫·朗道：娜塔莎》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绝对是天才手笔。

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刚在电影宫举办首映，就刷爆了各大媒体的首页，一举解决了柏林电影节在奥斯卡和肺炎疫情双重夹击之下的流量危机。

柏林这个城市，与这部电影故事原本发生之地前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曾在柏林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他的计划中“DAU”这个项目展览的第一站就设在柏林，甚至打算为此重建部分柏林墙；只是后来因为柏林人的抗议而被迫取消。

去年初，该项目勉强在巴黎进行首展。如今以入围柏林电影节的方式，回到这座城市，让“DAU”项目中的两部电影风光亮相，正合他心意。

而主竞赛单元两个多小时的《列夫·朗道：娜塔莎》和特别展映单元六个小时的《列夫·朗道：退变》，让新任总监卡洛·沙特里安一举证明，自己即将带回那个大胆、前卫、让人欲罢不能、让人恶语相向的柏林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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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DAU》：行为艺术，社会学实验，还是邪教实践？

《列夫·朗道》的流量风暴并不源自长度，柏林人可是见多了超长作品，看惯了马拉松电影的。2016年菲律宾导演拉夫·迪亚兹的八小时电影《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杀入主竞赛，就让人们对于电影的长度、电影的语法进行了大量存在主义讨论。

《列夫·朗道》让人权主义者大力抵制、让媒体反复辩论的，在于其背后的庞大项目“DAU”。本片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曾在2005年拍摄过一部电影《四》，尽管在多个影展展映过，但并未因此一战成名。

他阅读了物理学家列夫·朗道妻子的《回忆录》之后，彻底迷上了列夫·朗道这个公共形象和私人生活有巨大差距的杰出科学家。

但是他的野心很快从拍摄一部传记电影，扩大为进行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庞大艺术项目：修建一座小城，重现朗道领导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院（l’Institut physico-technique d’Ukraine），让大量非专业演员进入这片场地生活，用影像记录他们真实生活、工作的情境——一场大型真人秀，一轮打破真实和虚构的行为艺术，一组社会学、政治学长程微观实验，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实践。

这个项目的名字“DAU”是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列夫·朗道在1962年因其“关于凝聚态物质”的开创性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领导的“DAU”项目，其惊人程度可以从一系列数字中体现：

2008-2011三年拍摄期内，该计划使用了400个非专业演员“出演”核心角色，10,000个临时“演员”，为此举行了302,000场面试/试镜，使用了4万件衣物，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建立的场地占据了12,000平米；最后出产了8000小时的谈话录音，500,000组摄影作品，700小时的35mm胶片素材，14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其中最长的达9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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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背后：富商资助，演员阵容豪华，政治家是访问常客

关于这个项目的财务状况，一直是个谜。对外宣称是由富商企业家谢尔盖·阿多尼耶夫资助。现在外界唯一确定的数目，该项目开拍之前预算就已经超过六百万欧元。

即使拍摄过程、策展过程中，资金几度耗尽，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都带着团队坐上豪华的私人飞机飞往世界各地“搞定”谢尔盖·阿多尼耶夫。

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在进行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撇开钱不说，光是参与人员阵容之豪华，令人咂舌。

这个项目第一次对外展示，是2019年初在巴黎的夏特雷剧院和蓬皮杜中心。

花了35-120欧价格购买“护照”得以观展的观众发现，著名钢琴家米哈伊·鲁迪（Mikhail Rudy），法国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前以色列情报局局长以撒·施密特（Israel Schmitt）常常在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左右；

在展出的14部影像作品中，时不时能看到意大利戏剧导演罗密欧・卡斯特鲁奇（Romeo Castellucci）、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和指挥家提奥多·卡伦齐斯（Teodor Currentzis）带来的惊喜表演。

各地的政治家，包括哈尔科夫市长，都会来访问研究所。以色列拉比Adin Steinsaltz、莫斯科修道祭司Danil Ichmatov和秘鲁萨满Guillermo Arévalo等宗教人士都是访问常客。

而在本次柏林展映的两部作品，虽然只是整个恢弘庞大项目中的两个小小部分，但主创阵容也足以让人惊叹。

饰演列夫·朗道的是指挥家提奥多•卡伦齐斯（Teodor Currentzis）。

在《列夫·朗道：娜塔莎》中和咖啡馆女领班娜塔莎发生真实醉后床戏的科学家Luc Bige，在现实生活中是象征主义学的知名学者。

饰演娜塔莎另一位情人的阿里克谢·协布利诺夫的则是使用本名的英国实验性新媒体组织“Raylab”创始人。

而严刑拷打娜塔莎的弗拉基米尔·阿兹波（Vladimir Azhippo），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校，曾服役于哈尔科夫监狱在西伯利亚设立的拘押所——许多人在观影的时候感受到这部分审讯内容过于真实，主持审讯军官娴熟的心理操纵、冷血的暴力手段，让人感觉他似乎将相同的事做过一百次——他真的做过一百次，甚至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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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引发记者退场，极权下的个体遭受极致暴力

柏林选片委员会选取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目前已经举行全球首映。这个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甚至都还没有涉及列夫·朗道本人的故事，只是聚焦于一个名叫娜塔莎的女招待，她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院当做食堂的一个咖啡馆担任领班。

影片以一场漫长的晚饭戏和一场实验室工作戏交代了实验室大致的人员构成，以及几位男性科学家和女招待娜塔莎之间的暧昧情愫。

娜塔莎和同事、同为女招待的Olya颇为不对付，两个人为了什么时候拖地这种事在咖啡馆大打出手；却也有一同喝醉，吐露心声的姐妹交心时刻。

一天晚上，喝醉的法国科学家Luc Bige和娜塔莎一夜春宵。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为了前苏联安全委员会治罪娜塔莎的把柄；在一场严酷的审讯之后，娜塔莎发现自己完完全全沦为了国家机器手中一枚命不如尘土的棋子。

这部电影，看似关注了整个项目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却也让人窥斑见豹，体会到整个前苏联体制之庞大严酷，其统治的阴影笼罩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极权社会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性暴力的滥用，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程度。

对于历史的想象，人们可以轻松得到“每个人都是极权的囚徒”这般的结论，但是亲眼在银幕上看到系统暴力摧毁个体的细节，完全是震撼灵魂的体验。娜塔莎出现在影片的每一分钟，都能让人感受到作为人的苦难。

据说，法斯宾德御用女演员汉娜·许古拉在影片《娜塔莎》放映途中退场，因为她“不想看娜塔莎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折磨拷打”。

媒体场放映，当上文所说的阿兹波要求娜塔莎脱光衣服，将一个空酒瓶插入她的下体时，退场记者一波接着一波，有些人几乎是在黑暗中奔跑着逃离了放映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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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回应质疑：我们的暴力被严格控制，这是一个诚实的项目

对于本片的伦理讨论，无论在媒体还是各类影评、社交平台上，都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极权社会沉浸式体验，给“演员”、“志愿者”多大程度的“自由”和“人权”？诚如卫报记者所言，人们感受不到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一切“DAU”所展现，都是失序，暴力，混乱。

在首映之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当然免不了受到这类提问。

他回应道：“人们对于这部电影其背后的项目提出了很多质疑，我认为电影、或者我们的项目中，所有人都在非真实的情境中产生了真实的情绪、情感。”

“DAU是在两种现实交织之中的交互媒体世界。我们建造的30,000平方米场地，本质上就是一个舞台；我们复制了一个独立但起源于三十到六十年代之间的时间段。人们在那里真实地工作和生活。来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没有人是专业演员；即使有设计，大家都是在真实地反映。”

“当然这其中有暴力，但是和历史上不一样，我们的暴力是被严格控制的，就像我们用自己的货币一样。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项目成为大导演，这不是好莱坞。这是一个诚实的项目，关注人们如何清醒自主地选择一段艰难却丰富的人生旅程。”

而娜塔莎的表演者，曾经是性工作者的娜塔莉，当被记者问到电影中尺度极大的几场戏是如何完成，真实和虚构的成分各有多少时，她回答：“我们没有剧本，那并不是照着台本表演出来的。我们按照自己生活的方式生活。可能看上去有些恐怖、具有压迫性；但是我们爱过、恐惧过、有过许多的感情，我们在真实地生活。”

这或许更加印证了人们对于“DAU”项目的一种指控：以艺术之名，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成立了一个操纵他人的邪教。

这注定是一部充满争议、评价两极的作品，场刊2.7的平庸得分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高分和低分，都说明人们被这部电影深深震撼。

如果今年的柏林电影节真的要站在狂妄的作者论一边，那么《列夫·朗道：娜塔莎》在颁奖典礼上一定会有收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