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为何扑街?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拍了个西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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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为何扑街?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拍了个西方故事

2020年09月16日 09:09:15
来源:Ifeng电影

文/李愚

不出所料,真人版《花木兰》在国内票房大扑街。

影片上映当日(9月11日)票房报收5388万,周六达到6189万,而周日未能保持持续增长,跌到不足4000万,上映第三天就重新将日票房冠军还给了已经上映24天的《八佰》。

截至9月15日(上映第5天),《花木兰》票房仍未突破2亿元。猫眼专业版给出的票房预测是2.71亿元。

《花木兰》9月4日就率先在流媒体Disney+上首映,很快盗版就满天飞,糟糕的口碑迅速发酵开来。

我们并不支持盗版,但退一步说,《花木兰》扑街,盗版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有网友的调侃道出了真相:“不要传播盗版资源,浪费观众时间。”

《花木兰》不仅未能得到观众认可,也遭到影评人的一致差评。比如它就创下了Ifeng电影联合发布的“影向标”专业评分的年度最低分。

投资2亿多美元,且集合了巩俐、李连杰、甄子丹、刘亦菲等大牌演员,《花木兰》怎么就扑了?

主题先行,自相矛盾

电影《花木兰》改编自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花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诗》之所以被人们千年传唱,与其对花木兰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关。

诗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女性形象,她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机敏娇美的女儿,忠君爱国也热爱亲人,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自由的生活。

花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她英勇,同时自持、从容与洒脱。

真人版《花木兰》并不是迪士尼第一次改编《木兰诗》。

早在1998年,迪士尼就推出了动画片《花木兰》,获得了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并与2004年推出了《花木兰2》。真人版《花木兰》就是动画片基础上演变而来。

动画片经过好莱坞的精心加工和包装之后,花木兰成为一个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美国英雄。

真人版《花木兰》在动画片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西方主流社会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改编。

花木兰不仅是个人主义英雄,也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斗士。

电影不仅推崇花木兰身上“忠,勇,真,孝”等中国传统美德,更从“真”延伸出去,花木兰真实、诚实地面对并认可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

巩俐饰演的女巫仙娘构成了花木兰的对照。

女巫与花木兰一样,拥有强大的女性力量,但在一个男权社会,女巫的力量无处施展,她只能寄生依附于男权。女巫是被男权社会损害侮辱的缩影,可悲的是,她选择屈从,放弃了抵抗。

从女巫到花木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认同与自我张扬。

将《花木兰》演绎成一个女权故事并无不可——这是当下西方舆论里的主流,但它也让《花木兰》走向了主题先行。

电影只是让花木兰颠来倒去地重复“忠”“勇”“真”“孝”这几个关键词,只通过台词讲述情节,通过台词烘托人物成长,情节编排上非常敷衍。

矛盾的是,《花木兰》一边引进了最新的女性思想,一边在思想表达上又非常“封建”。

《木兰诗》的一个根本性内核,是花木兰的“保家卫国”。电影《花木兰》虽然也有所呈现,它将“保家”等于“孝”,这尚可原谅,但它把“卫国”等同于“忠君”“保皇”,就有待商榷。

电影中的花木兰奋勇杀敌,为的是保护皇帝;建功立业,最后也不过是成为皇帝的侍卫。皇权和家庭似乎远比实现自我重要。

假若父亲是糊涂的,那还要“愚孝”吗?假若皇帝昏聩,是否还要歌颂“愚忠”?电影《花木兰》无力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有过长时间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花木兰》历史观的陈旧,或许会让一些国内观众感到不适。

“呆若木兰”,审美倒退

再来看电影中的人物塑造。

花木兰柔中带刚、英气飘逸等特质都有体现出来,但人物的弧光还是有些不足。

比如花木兰如何正视自己的力量,军队如何接纳花木兰的过程,处理得过于简单。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稍稍不足。

刘亦菲无疑是美的,她飘逸的气质和坚定的眼神,与花木兰的形象是相符的。

但刘亦菲的表演,还是有点“木”,悟性和灵气不够,无法从表情体现出人物内心波动。

比如女巫在她怀里死掉时,刘亦菲的这个表情实在是“呆若木兰”。

电影增加的女巫这个角色本来是一大亮点:她既是男权对女性力量压迫的一个案例,花木兰与她的不同选择,也能折射出女性力量的觉醒。

遗憾的是,她成了迪士尼电影中最虎头蛇尾的反派之一。

电影前半程浓墨重彩地铺陈女巫的力量,她有变身的超能力,神出鬼没、以一当十。

当她发现花木兰与她是同类时,她有惺惺相惜之情,准备泼冷水让花木兰清醒。没想到反倒被花木兰的人格魅力给折服了。

这个折服的“转弯”本来已经够突兀的了,结果电影为了渲染这个角色的悲壮,让她中了一箭,轻而易举就挂了。

堪称史上最容易被消灭的大反派之一。

其他角色的戏份比女巫更少,男性无一例外脸谱化了。

就连在好莱坞大片擅长的制作层面,《花木兰》也表现出审美上的落后。

花木兰的故事发生在北魏,但《花木兰》中的历史“一锅乱炖”。

电影在福建土楼取景,当时的福建属于南朝的区域,历史区位错误。

并且,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北魏时代哪里的土楼?选择土楼,也是只是满足西方观众对于欧洲古堡的假想。

李连杰扮演的皇帝,其妆容总让人想到西方社会排华时代的“傅满洲”。

傅满洲↓

电影中出现的后宫场景,也完全是欧洲贵族的模板,一大批后宫女子竟然与大臣一起上朝堂。

《花木兰》也是一部战争片。但因为电影是PG-13的分级,所以战争场面的刻画也比较“小儿科”。

除了雪崩场面外,其他的对于看惯古装剧的观众来说,没什么新鲜感。

电影的动作设计,也是古装剧里常见的吊着威亚的飞檐走壁。动作指导并没有使用中国团队,Ben Cooke是英国人,曾担任《007》等电影的替身演员。

西方观众还可以看看热闹,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电影中的武打设计还是十几年前的水平。

古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影视剧类型之一,《花木兰》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实在并不出挑。

文化挪用,“东方主义”

引人深思的是,迪士尼为什么会交出这样一部作品?

假若对中国市场有充分的调研,对中国观众的审美和口味有一定的了解和尊重,电影或许不会如此“荒腔走板”。

而有意味的是,《花木兰》在欧美影评界得到诸多好评。

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借助中国元素,讲述了一个西方观众爱看的故事。

迪士尼或许认为有中国元素,就能吸引中国观众。但审美上,还是要依照西方观众的口味。

这是一种文化挪用。文化挪用虽是文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但文化挪用应该建立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

但《花木兰》恰恰欠缺了理解。它剔除、淡化、改写了东方故事,西方创作者再根据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取向,生成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

其结果是,真人版《花木兰》,与《木兰诗》中的花木兰,跟中国文化里的花木兰,并不是一回事。

像《花木兰》中一再强调的“气”(chi),电影中,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花木兰从小就善于使用“气”,只是迫于社会观念束缚,隐藏了自己的“气”。

花木兰成了一个“天选之女”,天生携带着“气”,关键时刻有凤凰保命,成了好莱坞超级英雄的复刻。

并且,这个“气”也很像是西方人是对气功、太极等的一知半解后杂糅的概念。

文化误读只能苦笑。令人郁闷的是,在对东方故事的改编过程中,西方创作者无心或有意地戴上“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

赛义德如此定义“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所有的对东方了解之后的沉淀:它的肉欲、独裁、畸形心态、不准确的习惯,以及它的落后。”

譬如前两年在好莱坞大放异彩的亚裔电影《摘金奇缘》,它本质上是一部反映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是一部“西方人处于统治地位,东方人则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电影。

准婆婆与瑞秋之间的观念差异,这一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最后瑞秋感化了准婆婆,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式价值观的胜利,它战胜了传统而保守的东方文化。

电影中有文化差异,但胜利的,是西方文化。

像《花木兰》中,相亲中的妆容虽有历史依据,但电影也往极端、夸张里渲染,烘托出的是东方的落后、陈旧与畸形。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市场成了全球第二大票仓,好莱坞电影愈发注重中国市场。

真人版《花木兰》就是冲着中国市场来的。中国的故事,全华人演员,并且给出了顶配的制作经费。

但迪士尼的“讨好”,并不见得是真的尊重,它屈服的只是市场的力量。

知道你们市场大,钱好挣,所以我来挣你们的钱了;但我又觉得你们整体审美水平不高,比较好“糊弄”,所以在故事打磨上就不想花太多功夫。

没有真正去了解东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而是依照我的“东方主义”来拍一个西方观众喜欢的东方故事。

所以《花木兰》之于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只来自于“花木兰”这个IP,以及它的全明星阵容。

跟以前一些国产大片糊弄观众的套路一模一样。

《花木兰》在国内市场的马失前蹄,之于迪士尼,包括整个好莱坞,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如果要挪用中国故事,也未尝不可,但前提是,尊重这个故事来源地的文化与审美。

如果只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心中块垒,就只是自娱自乐,也不能怪故事来源地观众不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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