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为何扑街？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拍了个西方故事

文/李愚

不出所料，真人版《花木兰》在国内票房大扑街。

影片上映当日（9月11日）票房报收5388万，周六达到6189万，而周日未能保持持续增长，跌到不足4000万，上映第三天就重新将日票房冠军还给了已经上映24天的《八佰》。

截至9月15日（上映第5天），《花木兰》票房仍未突破2亿元。猫眼专业版给出的票房预测是2.71亿元。

《花木兰》9月4日就率先在流媒体Disney+上首映，很快盗版就满天飞，糟糕的口碑迅速发酵开来。

我们并不支持盗版，但退一步说，《花木兰》扑街，盗版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有网友的调侃道出了真相：“不要传播盗版资源，浪费观众时间。”

《花木兰》不仅未能得到观众认可，也遭到影评人的一致差评。比如它就创下了Ifeng电影联合发布的“影向标”专业评分的年度最低分。

投资2亿多美元，且集合了巩俐、李连杰、甄子丹、刘亦菲等大牌演员，《花木兰》怎么就扑了？

主题先行，自相矛盾

电影《花木兰》改编自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花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诗》之所以被人们千年传唱，与其对花木兰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关。

诗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女性形象，她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机敏娇美的女儿，忠君爱国也热爱亲人，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自由的生活。

花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她英勇，同时自持、从容与洒脱。

真人版《花木兰》并不是迪士尼第一次改编《木兰诗》。

早在1998年，迪士尼就推出了动画片《花木兰》，获得了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并与2004年推出了《花木兰2》。真人版《花木兰》就是动画片基础上演变而来。

动画片经过好莱坞的精心加工和包装之后，花木兰成为一个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美国英雄。

真人版《花木兰》在动画片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西方主流社会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改编。

花木兰不仅是个人主义英雄，也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斗士。

电影不仅推崇花木兰身上“忠，勇，真，孝”等中国传统美德，更从“真”延伸出去，花木兰真实、诚实地面对并认可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

巩俐饰演的女巫仙娘构成了花木兰的对照。

女巫与花木兰一样，拥有强大的女性力量，但在一个男权社会，女巫的力量无处施展，她只能寄生依附于男权。女巫是被男权社会损害侮辱的缩影，可悲的是，她选择屈从，放弃了抵抗。

从女巫到花木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认同与自我张扬。

将《花木兰》演绎成一个女权故事并无不可——这是当下西方舆论里的主流，但它也让《花木兰》走向了主题先行。

电影只是让花木兰颠来倒去地重复“忠”“勇”“真”“孝”这几个关键词，只通过台词讲述情节，通过台词烘托人物成长，情节编排上非常敷衍。

矛盾的是，《花木兰》一边引进了最新的女性思想，一边在思想表达上又非常“封建”。

《木兰诗》的一个根本性内核，是花木兰的“保家卫国”。电影《花木兰》虽然也有所呈现，它将“保家”等于“孝”，这尚可原谅，但它把“卫国”等同于“忠君”“保皇”，就有待商榷。

电影中的花木兰奋勇杀敌，为的是保护皇帝；建功立业，最后也不过是成为皇帝的侍卫。皇权和家庭似乎远比实现自我重要。

假若父亲是糊涂的，那还要“愚孝”吗？假若皇帝昏聩，是否还要歌颂“愚忠”？电影《花木兰》无力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有过长时间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花木兰》历史观的陈旧，或许会让一些国内观众感到不适。

“呆若木兰”，审美倒退

再来看电影中的人物塑造。

花木兰柔中带刚、英气飘逸等特质都有体现出来，但人物的弧光还是有些不足。

比如花木兰如何正视自己的力量，军队如何接纳花木兰的过程，处理得过于简单。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稍稍不足。

刘亦菲无疑是美的，她飘逸的气质和坚定的眼神，与花木兰的形象是相符的。

但刘亦菲的表演，还是有点“木”，悟性和灵气不够，无法从表情体现出人物内心波动。

比如女巫在她怀里死掉时，刘亦菲的这个表情实在是“呆若木兰”。

电影增加的女巫这个角色本来是一大亮点：她既是男权对女性力量压迫的一个案例，花木兰与她的不同选择，也能折射出女性力量的觉醒。

遗憾的是，她成了迪士尼电影中最虎头蛇尾的反派之一。

电影前半程浓墨重彩地铺陈女巫的力量，她有变身的超能力，神出鬼没、以一当十。

当她发现花木兰与她是同类时，她有惺惺相惜之情，准备泼冷水让花木兰清醒。没想到反倒被花木兰的人格魅力给折服了。

这个折服的“转弯”本来已经够突兀的了，结果电影为了渲染这个角色的悲壮，让她中了一箭，轻而易举就挂了。

堪称史上最容易被消灭的大反派之一。

其他角色的戏份比女巫更少，男性无一例外脸谱化了。

就连在好莱坞大片擅长的制作层面，《花木兰》也表现出审美上的落后。

花木兰的故事发生在北魏，但《花木兰》中的历史“一锅乱炖”。

电影在福建土楼取景，当时的福建属于南朝的区域，历史区位错误。

并且，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北魏时代哪里的土楼？选择土楼，也是只是满足西方观众对于欧洲古堡的假想。

李连杰扮演的皇帝，其妆容总让人想到西方社会排华时代的“傅满洲”。

傅满洲↓

电影中出现的后宫场景，也完全是欧洲贵族的模板，一大批后宫女子竟然与大臣一起上朝堂。

《花木兰》也是一部战争片。但因为电影是PG-13的分级，所以战争场面的刻画也比较“小儿科”。

除了雪崩场面外，其他的对于看惯古装剧的观众来说，没什么新鲜感。

电影的动作设计，也是古装剧里常见的吊着威亚的飞檐走壁。动作指导并没有使用中国团队，Ben Cooke是英国人，曾担任《007》等电影的替身演员。

西方观众还可以看看热闹，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电影中的武打设计还是十几年前的水平。

古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影视剧类型之一，《花木兰》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实在并不出挑。

文化挪用，“东方主义”

引人深思的是，迪士尼为什么会交出这样一部作品？

假若对中国市场有充分的调研，对中国观众的审美和口味有一定的了解和尊重，电影或许不会如此“荒腔走板”。

而有意味的是，《花木兰》在欧美影评界得到诸多好评。

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借助中国元素，讲述了一个西方观众爱看的故事。

迪士尼或许认为有中国元素，就能吸引中国观众。但审美上，还是要依照西方观众的口味。

这是一种文化挪用。文化挪用虽是文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但文化挪用应该建立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

但《花木兰》恰恰欠缺了理解。它剔除、淡化、改写了东方故事，西方创作者再根据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取向，生成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

其结果是，真人版《花木兰》，与《木兰诗》中的花木兰，跟中国文化里的花木兰，并不是一回事。

像《花木兰》中一再强调的“气”（chi），电影中，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花木兰从小就善于使用“气”，只是迫于社会观念束缚，隐藏了自己的“气”。

花木兰成了一个“天选之女”，天生携带着“气”，关键时刻有凤凰保命，成了好莱坞超级英雄的复刻。

并且，这个“气”也很像是西方人是对气功、太极等的一知半解后杂糅的概念。

文化误读只能苦笑。令人郁闷的是，在对东方故事的改编过程中，西方创作者无心或有意地戴上“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

赛义德如此定义“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所有的对东方了解之后的沉淀：它的肉欲、独裁、畸形心态、不准确的习惯，以及它的落后。”

譬如前两年在好莱坞大放异彩的亚裔电影《摘金奇缘》，它本质上是一部反映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是一部“西方人处于统治地位，东方人则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电影。

准婆婆与瑞秋之间的观念差异，这一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最后瑞秋感化了准婆婆，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式价值观的胜利，它战胜了传统而保守的东方文化。

电影中有文化差异，但胜利的，是西方文化。

像《花木兰》中，相亲中的妆容虽有历史依据，但电影也往极端、夸张里渲染，烘托出的是东方的落后、陈旧与畸形。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市场成了全球第二大票仓，好莱坞电影愈发注重中国市场。

真人版《花木兰》就是冲着中国市场来的。中国的故事，全华人演员，并且给出了顶配的制作经费。

但迪士尼的“讨好”，并不见得是真的尊重，它屈服的只是市场的力量。

知道你们市场大，钱好挣，所以我来挣你们的钱了；但我又觉得你们整体审美水平不高，比较好“糊弄”，所以在故事打磨上就不想花太多功夫。

没有真正去了解东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而是依照我的“东方主义”来拍一个西方观众喜欢的东方故事。

所以《花木兰》之于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只来自于“花木兰”这个IP，以及它的全明星阵容。

跟以前一些国产大片糊弄观众的套路一模一样。

《花木兰》在国内市场的马失前蹄，之于迪士尼，包括整个好莱坞，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如果要挪用中国故事，也未尝不可，但前提是，尊重这个故事来源地的文化与审美。

如果只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心中块垒，就只是自娱自乐，也不能怪故事来源地观众不认可了。

你看电影了吗？评价如何？

欢迎参与投票~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Ifeng电影。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Ifeng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