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评审团奖《巴赫曼》导演：德国新移民很难平衡教育资源

文/顾草草

本届柏林电影节最长的一部主竞赛影片，长达217分钟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于最后一天上线。

尽管姗姗来迟，这部影片却已经在影评人中赢得了极高的口碑，以3.3的高分，和洪尚秀的《引见》并列，一起领跑场刊。

《引言》

德国导演玛利亚·施佩特在德国小城Stadtallendorf的一所学校里蹲守数年，用镜头聚焦一位名叫巴赫曼的老师，记录在移民潮和难民潮席卷的当下，他如何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相处、学习、成长的故事。

没有令人炫目的技巧，也没有充满戏剧冲突的场景，这部纪录片以极为平和舒缓的节奏，记录了一个班级的日常。

巴尔曼先生虽然是名数学老师，可是他并不喜欢用分数来衡量学生；他经常抱着一把吉他，带着孩子们说唱就唱，从枪与玫瑰到多莉·帕顿，他们张口就来。

在他的关怀之下，那些刚移民到德国的孩子渐渐能开口讲流利的德语了；那些曾经保守战火摧残的孩子可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童年经历、思乡之苦了；孩子们学会了互相帮助，互相友爱；当少数派的学生想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依然被鼓励发言，鼓励思考；当孩子们觉得生存就是生活的全部时，巴赫曼先生鼓励他们要敢于怀抱梦想，为人生创造未来……

巴赫曼和他的学生的故事，有如当代现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

《放牛班的春天》

只不过在当下的欧洲，孰为救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但巴赫曼的故事，不能不给我们感动和启迪：一个孩子所要的并不多，善意和理解就能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光。

Ifeng电影在第一时间采访了本片导演玛利亚·施佩特，听她讲述这部《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创作历程。

导演玛利亚·施佩特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小城

Ifeng电影：你和巴赫曼先生在这部纪录片之前就是多年朋友了。能不能给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萌生了拍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的想法。

玛利亚·施佩特：其实巴赫曼最开始是我摄影师的好朋友，他俩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后来我也跟着认识了他。

那大概是三十多年前吧。他年轻的时候可是个艺术家。

后来他搬去了Stadtallendorf，一个非常奇怪的小地方，谁也没想到他会去那儿。

他在我们的纪录片里也聊到了。那简直是个小村庄，虽然从那里去许多城市都挺方便的，可是村子里和周边什么也没有。

在二战期间Stadtallendorf被纳粹选做工厂基地，主要是出于交通的考虑。二战期间因为劳工聚集，Stadtallendorf有大约一万七千多住户，隔壁的集中营里还有一千犹太人。

但是现在你到这个小村里，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移民。一方面，战后的废墟需要修缮，因而需要引进劳工，所以从三十年代起，移民潮就开始了。

再一方面，战时也需要很多劳动力，加大生产军备物资。到现在你还能在这个小村里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

所以在Stadtallendorf漫步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空气中似乎飘着巧克力的味道，但是又有一种工厂的气息。

因为认识巴赫曼先生，所以我会去Stadtallendorf拜访。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他执教的学校。他总是能关于这个学校聊得没完没了。

但是真的去了以后我发现，学校里学生的多样性真的非常惊人，能非常好地反应这个地方和移民的历史。

于是我就觉得，这部纪录片不拍不行了。

Ifeng电影：从纪录片呈现的效果来看，巴赫曼的学生们已经非常适应摄影机的存在了，几乎完全不会刻意去看镜头。在拍摄之前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学生们相处吧？

玛利亚·施佩特：其实一开始我的计划不是做一部纪录片，而是和学校里两个十五岁学生拍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当然，巴赫曼先生和他的班级也会出现在作品里。但是这个项目因为很多原因无疾而终了。

不过在筹备的过程中，我花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学校里，不仅仅是在巴赫曼的班级里，而是和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相当熟悉了。

后来决定改变方向做纪录片了，大概从2017年一月到六月，是我真正为这部纪录片拍摄素材的时间段，也就是你们现在在电影里看到的。

巴赫曼先生的问题：我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Ifeng电影：巴赫曼在这部电影中展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思维非常的罕见，他不喜欢给学生评分，也不喜欢给他们过多的压力，但非常真诚地希望孩子们尊重和热爱知识，培养和身边人的感情。相较于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老师，他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巴赫曼和他身边其他老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玛利亚·施佩特：没错，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难扮演的角色，因为做老师其实要求他做很多并非出自本心的事情，比如给孩子评成绩。

尤其是，当你在一个多样性非常大的班级里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电影中展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母语，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

有些孩子是二代移民，出生在德国。有些孩子则是新移民，刚来德国几个月，一句德语也不会说。

这会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平衡每个人接受到教育资源。所以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他要让每个学生都感到有自己的价值。

并不是仅从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考虑；他认为，自尊自爱是能够好好学习的基础。

比如当他们一起唱歌的时候，其实是那些不会说德语的孩子融入群体的好机会。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感，他是个老师，更是个人，他不会把这两个身份剥离开来；他需要稳定和谐的师生关系帮助他的教学，和背景非常不同的小孩沟通也是很难的；并且，他不仅提供力量，他也展示自己的脆弱，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

一开始做老师的时候，他也跟学校、同事有很多分歧。但是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职业领域同样重要。

从200小时剪到3小时

Ifeng电影：这部长达217分钟的电影是本届柏林主竞赛单元最长的电影。而且你的拍摄用了很久的时间。剪辑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吧？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电影的时长？

玛利亚·施佩特：剪辑确实是这部电影制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原始素材大概有两百多个小时，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剪辑。剪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大概超过二十多个小时。

要删减内容真是太难了，因为很多对话是不能脱离语境的。

然后我剪了一个八小时的版本，那大概是整个剪辑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片子会呈现出什么样子了；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剪。

然后是下一个五小时的版本，最终到了现在这个三个多小时的版本。

当然钱永远是个问题。剪辑的周期太长，前期拿到的资金早就用完了。所以我只能自己花钱做后期。

巴赫曼先生是德国校园中的特例

Ifeng电影：你的纪录片展现的师生关系是如此和谐友爱，他们彼此充满信任。那么德国的教育系统究竟是怎样的？是和巴赫曼先生的教学方式更接近，还是相差甚远？

玛利亚·施佩特：我可能不是解释德国教育系统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其实我的纪录片只拍了德国的一所学校，一位老师。

但是我确实得承认，巴赫曼和他的学校是一个特例，甚至他在他的学校里也是一个特例；他所在学校的生源具有令人惊讶的多样性和复杂背景，在德国也算是罕见吧。

而且这是一所小学，孩子们从巴赫曼先生这里毕业以后将被分配安排到不同的中学去。

去解释教育何为、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并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

我的焦点一直在这些孩子身上。

他们有些人的生活环境非常令人担忧，有些人出生于极度贫穷、战乱不断的国家。

但是我被这些孩子身上的灵气、活力和精神所震撼，这是我想搬上大银幕的。

学校确实是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地方，想想你在学校里花了多少时间。在学校你收获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你成长为现在这样的人。

尤其是在疫情严峻的当下，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学校不仅仅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他们学会和人交往，获得友谊，建立社会关系的地方。这必须是一个得在物理上实现的东西。

或许孩子们上学可以和电影院拿来类比。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每一部电影的首映都没有真正的观众，这让我有些沮丧。

你的电影或好或坏，都不会像往常一样，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评价。

这部电影属于巴赫曼先生和孩子们

Ifeng电影：电影里拍摄的孩子们看到了这部电影吗？

玛利亚·施佩特：距离我们拍摄已经有四年了，所以电影里拍摄的这些孩子，其实都快长成大人了。

如果能看到这部电影他们一定会很激动，我也会很激动。他们还没有机会看到。

不过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带着这部电影回到Stadtallendorf，在电影院为大家放映。

不过这件事的实现大概会遇到很多困难吧，一方面因为疫情，再一方面，电影里的很多孩子现在都不在德国了。

在影片漫长的制作过程中，我一直和巴赫曼先生保持着联系。不过他也还没看过片子呢。

我潜意识里总觉得，观看这部电影，一起讨论，必须是一件巴赫曼先生、孩子们和我一起做的事情。

我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那样一个时刻。

不过想到要给他们看，我也有点紧张。因为我为了电影的时长，实在是剪掉太多素材了！

希望他们不要怪我，也希望我的电影对于呈现他们的形象来说是公平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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