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独家专访②|《六号车厢》导演:不是所有发生在俄罗斯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
娱乐
娱乐 > Ifeng电影 > 正文

戛纳独家专访②|《六号车厢》导演:不是所有发生在俄罗斯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

文/顾草草

在今年每天三部主竞赛影片展映的戛纳电影节,你走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人们谈论着刚看的电影。

为了电影,人们激烈辩论,互相赞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就是在戛纳最重要的事。

那些大胆激烈、剑走偏锋的导演总会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那些个人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常常分裂观众,但是我几乎没有见过不喜欢《六号车厢》的人。

芬兰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的新作《六号车厢》首映之后,以其短小轻盈的故事,精巧缜密的结构,高超简练的调度,赢得了无数的赞美。

图片

本片讲述了出生在芬兰的考古系大学生劳拉,从俄罗斯坐火车前往Murmansk看古代石像的旅程。

这次旅行原本是她和她已婚的女教授恋人的蜜月之旅,但是最终成行的只有她一个人。

在火车上狭小的车厢里,她遇到了一个俄罗斯旷工廖沙,两个人从针锋相对到渐渐了解,并产生了微妙的情愫。

抵达莫斯科之后,劳拉发现,在冰天雪地、寸步难行的冬日小镇,能奋不顾身带她去石像的,只有廖沙一个人。

最初是尤霍·库奥斯曼恩的妻子读到了原著小说,推荐给了尤霍·库奥斯曼恩,后者决定把这本书变成一部电影。

但是随后在瞰景、写剧本的过程中,尤霍·库奥斯曼恩跳出了原著的框架,带着两个主角走上了新的旅程。

他甚至把男主角的名字从Vadim改成了Lhoja(廖沙)——Lhoja是他在亲身体验这趟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里偶遇的一个癫狂的男人,于是尤霍·库奥斯曼恩觉得Lhoja这个名字才更适合男主角。

他还改变了这个故事设定的时间,整个后挪到苏联已经解体的90年代末,因而故事发生的地点苏联,也变成了俄罗斯。

在首映结束后的次日,凤凰网娱乐Ifeng电影和本片的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坐在海滨大道的斯堪的纳维亚电影长廊,一起聊了聊这部备受好评的主竞赛黑马《六号车厢》。

图片

尤恩·库奥斯曼恩是一个语速非常缓慢的人。

就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他的英语非常好,但是他常常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停顿下来,眼神飘向远方,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这和他的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出一辙:沉静,缓慢而认真

Vol.1 戛纳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Ifeng电影:你已经是戛纳的常客了,这是你第几次来戛纳参与竞赛和展映了?

尤恩·库奥斯曼恩:这是我第四次带着作品来戛纳了。两部短片,两部长片。

Ifeng电影:尽管我们常说“戛纳系”导演,但是你即使在“戛纳系”中也非常特别,几乎整个电影生涯都和戛纳紧密联结。

你的短片赢得了电影基石单元的大奖,然后第一部长片《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斩获了“一种关注”大奖,第二部长片就进入了主竞赛单元。

图片

《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海报

尤恩·库奥斯曼恩:对,而且是两部短片。第一次参赛的短片是《记号笔》,然后短片《卖画的人》才拿了大奖。

《记号笔》拍出来都一年多了,没有电影节愿意接受这部片子,都无法放映。我当时都有点失去希望了,“好吧没有人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我们收到了戛纳短片基石单元的邀请,展映以后获了三等奖。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我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资源。

作为一个芬兰人,我一开始得到的并不是芬兰观众的认可。

在戛纳我获得了很多帮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最重要的电影节,更是对电影的爱最凝聚的地方,给了电影人非常多的爱。

当然,电影节是一个名利场,没有免费的门票。能够参与戛纳,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参与”不一定是说要站在红毯上,被闪光灯照着,被认可,出名;而仅仅是在这里

这是一个电影和电影人诞生的地方(This is a film festival making filmmakers.)他们把你从阴影中拯救出来,拉到闪光灯下。戛纳电影节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意味着一切。

Vol.2 没有比此时更好的上映时机了

Ifeng电影:那么今年《六号车厢》是具体怎么入围的?在影片制作之初就和电影节选片组开始联系了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我不是那种,拍电影的目的就是进电影节的导演,拍摄制作的时候并不会想太多,这部电影能去哪里,能拿什么奖。

拍电影的过程更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脚踏实地的工作。尤其是疫情爆发以后,我对于这部电影能不能来戛纳,甚至能不能上映都充满了怀疑。

Ifeng电影:所以这部电影是在疫情爆发以后拍的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其实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开始的。但是快要拍到尾声的时候,新冠疫情在俄罗斯已经十分严重了,他们即将封锁边界。

因为疫情,我们的拍摄确实遭受了很多损失,我们本来要在莫斯科拍摄更多的场景的,但是当时莫斯科已经戒严了,所以就只能放弃。

不过虽然说我们“在莫斯科”拍摄,但其实我们拍片的地方离莫斯科非常遥远,就是那种荒郊野岭,除了我们剧组周围荒无人烟,感受不到太多病毒的威胁。

图片

《六号车厢》剧照

Ifeng电影:整个拍摄过程大概用了多久?

尤恩·库奥斯曼恩:大概几个月吧。当我们快杀青的时候,俄罗斯几乎已经封锁了和芬兰的边境线。

当时非常担心能不能带着剧组回家,能不能把拍的东西带回去。不过还好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的后期是在芬兰完成的,疫情并没有影响太多。

Ifeng电影:我看《六号车厢》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时不时想到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体验。

因为这部电影是把两个人塞进一个狭小拥挤的盒子/车厢里,而看电影就是把一群人塞进一个黑盒子/电影院里;

而疫情期间,因为戒烟和居家隔离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自己家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封闭的盒子。

在南法的炎炎夏日看这部电影,我一下子能感受到银幕上的孤独和禁闭感蔓延出来。

可能疫情之前大家还不会对小小封闭的空间有这么深刻的体验,但是疫情期间大家生活的方式和这部电影中的空间感不谋而合。似乎这对于《六号车厢》的作者你来说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尤恩·库奥斯曼恩:(笑)我非常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没错,当我开始写剧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疫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对于空间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在剪辑的过程中,尤其是剪到女主角劳拉的DV被偷走的时候,她说:“我的整个莫斯科都在那卷录像里,现在我弄丢了我的莫斯科。”

然后他们聊起曾经在莫斯科的生活:我们跳舞,我们喝酒,四处聊天,去逛博物馆……“我爱那一切,但是现在我失去了我的莫斯科。”

剪到这里我的心情一下子非常复杂,在疫情之前我们也曾拥有那些生活,但是现在我们也失去了曾经的生活,不能参加派对,不能再去博物馆、剧场,当然,我们还失去了电影院!

我觉得《六号车厢》可以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好的上映时机了。

Vol.3 缓慢大概是一种芬兰特质

Ifeng电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之前也没有看过你的采访视频。但是根据我们现在聊天的节奏,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从容、慢节拍的人。这和我看你电影的感受是一样的,从没有匆忙着急的时候,电影的节奏总是舒展而缓慢。

另一个最负盛名的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他的电影也往往是这样的满节拍……这是芬兰人,或者说芬兰文化的特质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啊!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但是作为一个芬兰人很难判断,这是不是芬兰的特质……因为我距离自己的文化太近了。

你作为局外人可能更有发言权。但你说得很对,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因而也总是拍的电影也比较慢。

图片

《六号车厢》剧照

Vol.4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拍出了怀旧的电影

Ifeng电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停地回想起《奥利最开心的一天》。一方面是影像风格和节奏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这两部电影都发生在过去。

你似乎很喜欢拍年代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讲述的是一个六十年代的拳击手,而《六号车厢》讲述的是九十年代末的俄罗斯。

你会考虑拍关于当代的影片吗?劳拉在影片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看古老的石像:“为了了解现在,你必须了解过去。”这是你的哲学吗?你是有意识地选择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这句话一开始是片头在一个俄罗斯的派对上有一个男人说的,然后劳拉才学来在火车上对廖沙说的,她希望给人留下知性、聪明的印象。

我其实没有考虑过关于年代的问题。但是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对于回忆非常着迷的人,我喜欢那种时间上的距离感,确实是一个怀旧的人吧。

在这部电影中,我想怀旧是一种幻想,去重现一些我一直缺失但向往的东西。我非常痴迷古董车、旧火车,如果一些历史建筑被拆除,我总是会感到很难过。

Ifeng电影:说到这一点,我对于影片中他们去看的Murmansk的古代石像非常好奇。所以那些石像是真实存在的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电影中只是给他们一个去Murmansk的动机。

当然石像和活着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反差,活着的人总会死,但是他们要去看一些近乎永恒的古代石像。

但是劳拉真正体验到的,却不是一动不动的石像给她带来的任何感受,而是和另一个人共享的那些稍纵即逝,不会重来的瞬间。

这是我想着眼的,在生者和死物之间强调一种反差。尤其是劳拉,她总是想用DV记录一切瞬间,掌握所有的记忆……

Ifeng电影:但是你破坏了她的习惯!

尤恩·库奥斯曼恩:对,生活就是不断消逝的光阴;想要抓住每一个瞬间是非常悲伤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图片

《六号车厢》剧照

Vol.5 不是所有发生在俄罗斯的都是政治电影

《六号车厢》就不是

Ifeng电影:我是一个看电影会给声音很多注意力的人。但是你的电影总是有一种惊人的静谧。除了环境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配乐,更多就是人物的对话。即使是在对话中间,都有很多令人窒息的沉默、停顿。

尤恩·库奥斯曼恩:没错我非常喜欢对话中突然安静的瞬间,我觉得比对话更有力量。

作为用影像讲故事的电影人,当然希望能用画面而不只是对话讲故事。

关于音乐……我当然用了一些歌,但并不是作为配乐出现的。因为我觉得火车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音乐,车上熙熙攘攘,或者火车的行进有很多的声音。

Ifeng电影:没错火车的那种摇晃和节奏,真的非常有魔力,似乎所有人都随着火车的节奏而运动。

关于本片改编自小说这一点,我注意到你把整个故事的年代从苏联时代向后挪到苏联已经解体的90年代末,并且考虑到芬兰和俄罗斯微妙的关系,男女主角芬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份似乎也十分耐人寻味……

所以这种改编中,你在传递某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信息吗?

尤恩·库奥斯曼恩:不,没有任何政治信息。如果你拍一部在俄罗斯的电影,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能找到很多政治解读,因为那是一个政治环境、政治气候非常特殊的地方,人们也倾向于那种解读。

但是这部电影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意图,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人物个体本身上。

其实把故事从苏联时代改到俄罗斯时代,本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做法,因为苏联实在比俄罗斯政治太多了!

人们随便说一句什么话你都会有很多联想。我的故事只是两个人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当然我不能阻拦别人的政治解读。

图片

《六号车厢》剧照

更多一手新闻,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Ifeng电影。想看深度报道,请微信搜索“Ifeng电影”。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