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最好的电影不是《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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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最好的电影不是《霸王别姬》?

2022年01月14日 21:53:57
来源:十点电影

梁文道有一次在读书节目里推荐阿城的《孩子王》,添了一句,说他认为改编自阿城小说的电影《孩子王》是陈凯歌至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虽然道长说这话的时候是2015年,但我相信陈导后来的两部作品大抵是不会让他改变看法。

《孩子王》好过《霸王别姬》吗?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霸王别姬》,但我也认为,《孩子王》的水准,并不在《霸王别姬》之下。

1988年陈凯歌带着《孩子王》去戛纳,最终只落了个“安慰奖”,同年他曾经合作过的摄影老师却凭借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名声大噪。

《孩子王》虽然没能为陈凯歌像《霸王别姬》那样拿到金棕榈大奖,某种程度上却也说明,这或许是部更加“私人”的电影,少了芦苇的加持,陈凯歌的作者性在这部电影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对于时代的深刻领悟,也和阿城的原著小说相得益彰。

相较于《霸王别姬》的全明星阵容,《孩子王》除了主演谢园,其余皆为素人演员,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记录下那个时代最好的电影之一。

如今谢园斯人已逝,提起这部电影,倒更添了些伤感之意。

《孩子王》的背景是十年浩劫时期。

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被抽调到学校去教书,同行的知青伙伴个顶个的羡慕,把他压在身下,问他是不是使了什么好处。能当老师、接触文化,对当年那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件怎样难得的事。

等到老杆真正到了学校才发现一切并没有他想的那般美好,正戏这才拉开。

本来以为是来这享福的,没曾想学校环境极差,一坐就塌的桌椅板凳让老杆和一同前来的伙伴哭笑不得。

听到要他教初三的学生,老杆有点怯,因为他只念到高一,主任听到这事也不闻不问,只是叫他“来,喝水”。

这还不算什么,反常的是当老杆第一次上课让学生翻开书时,学生们面面相觑。

因为压根没有书。

老杆还纳闷,学生怎么能没有书?“我上学的时候,开学头一天第一件事就是领书本”。

他还只当是学校忘了,就去找主任,主任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就“忘了说给你,没有书,这些从来不发,缺纸”。

看着主任桌子旁堆得如小人高的一沓又一沓的宣传册子,老杆悻悻离去。

印宣传册有纸,给学生印书就缺,相对于如今“再凶不能穷教育”的理念,那个时代对于教育的缺失可见一斑。

老杆没办法,就学着以前老师的样子,拿起课本自己在黑板上抄,孩子们在底下抄,从早抄到晚,抄些什么内容呢?

“做个新时代的庄稼汉”“xxx有积极斗争”“坏分子”······

抄到老杆都有了幻觉,以为台下的学生还在奋笔疾书,其实早已放学。

麻木过后,看着镜中的自己,老杆唾了一口,他决定改变。

更吊诡的是,第二天老杆抄下课文准备讲解时才发现,底下的孩子大部分字都不认识,说的是初三,识字量却连小学都不如。

看到这,我心里一紧。

仿佛台下坐着的不是一名名学生,而是一个个机器。

接受着同一种思想教育,麻木不仁地每天只是抄着抄着,哪怕其实意思都不明白,也在抄着。个性完全被扼杀,每个孩子都如洗脑般被强行灌输观念。

班里最好学的学生王福,谈起教书有一套,指导老杆“先教新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

王福有一本自己的“字典”,里面认真记录了这些年学到的每一个字,他的识字量达到了惊人的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

后来老杆给他一本字典,王福一刻不停地抄字典,老杆问他抄字典做什么。

“初三毕业了,我就回队上劳动。抄好了,就带回去,以后还有更大的字典,我还要抄”。

王福渴望知识,但在那场文化革命中,他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在他的心里,字典就是文化,抄的越多自己就越有文化。

然而哪怕是这本如今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字典也来之不易,那是老杆从同行的知青来娣那里拿来的,县里没有,市里买不到,省里他们去不了。

影片中有一处,主任来问老杆教学得怎么样,问他遇到什么困难,并为了指了明路“县里中学有一本统一备课教材,要不要我指个路子,你去抄”。

学生在抄,老师也在抄,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活成了一个样子,因为稍有不同就会被打倒。

同时,陈凯歌还在影片中设置了对照组,一个放牛娃。

老杆看到放牛娃蹲在不远处,就过去问他“你是哪儿的孩子,你念书吗?不念?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

听到要教他认字,放牛娃起身就离开了。

可以有很多种角度去解读放牛娃这场戏,我个人倾向的是,那是对时代的反抗。

以文化和教育为切口,《孩子王》呈现了陈凯歌对于文革的否定与批判。

批判,是《孩子王》的底色。

批判之于是悲悯,悲悯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民。

影片中有两个角色我印象颇深几欲落泪。

一个是来娣。

那本字典便是来娣的,这是个自信的女孩,常提起自己有编曲的好本事,想让老杆帮忙说说,看能不能给她也在学校里谋个音乐老师的差事。

老杆在这里插队了七年,估摸着来娣也差不了多少。

那次去看望老杆,来娣听说王福的事情,主动说要将字典送给他。

孩子对于文化的渴望,这批知识青年是最懂的。

王福临走前,说了句“老师,我走了”。

这一声老师,一下将来娣叫得愣在了当场,仿佛触到了她心底的一根弦,那根弦的尽头,牵的是文学与梦。

另一个是王福的父亲。

片中对王福父亲的描绘并不多,只有两处,一处是帮王福做劳动,砍了一整夜的竹子;另一处便是出现在王福的作文里。

王福这样描绘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是世界上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因为父亲要做工,每个月拿钱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的力气没有王福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

这是王福的父亲,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父亲的缩影。

他们深知文化的好,想让孩子去学,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孩子学来的是都些什么文化。

王福那样刻苦地“学”,不停地抄,换来的却是老杆的良言相劝“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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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终以一场大火结束,那被当地人称为“烧坝”,一种说法是砍倒的树木要将其烧掉才能种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将这些植物烧掉作为肥料为下一代更好地生长。

烧焦的树木歪歪扭扭地长在那片大地上,陈凯歌给了不止一次特写,那多像一个又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生长的人,扭曲、堕落。

陈凯歌后来在《我说<孩子王>》谈到过当初的一段经历:

“我在开始拍摄之前,曾经到了我生活过两年的生产队,我对同行者说,不要告诉那里的人们我是谁,但在我离开那里时,竟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们可还认得我?”一位赤着脚的汉子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我从其他人的眼睛中看出了同样的话。那个汉子在我离开农场时不过三十几岁,如今已看似老翁。我狼狈逃窜。一路上都是橡胶树,森林没有了。草房换了砖房,满树红花在灰云下面开放,河流改了方向,只看见一个个失去躯体多年的树墩。我怀疑,有些树就是我18年前砍倒的。”

陈凯歌可以逃窜,但历史不会逃窜,它永远在那里,被人们铭记。

如那一个个树墩,哪怕有小孩在上面撒尿、捉蚂蚁、玩耍,它也永远在那里,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