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年轻人流行“下海”，如今流行“上岸”，三十年世态人情像个圈

最近，易烊千玺考编的事情占据热度，一直未曾褪去。

起因是7月6日，国家话剧院公示了一份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公示，其中，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事也是太过巧合，因为这三人都是同班同学，又恰好在同一宿舍。而且三人目前在娱乐圈都发展得相当顺利，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尤以易烊千玺为最，是目前国内新生代演员里的佼佼者。

▲ 三人在2018年入学，2022年毕业。来源：红星新闻。

但是谁也没想到，本来是一件好事吧，蝴蝶效应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这件事首先引起了粉丝们的狂欢，大家称赞自家偶像有实力，成为“体制内男友”，端上了金饭碗。

后来渐渐有人开始不满地小声牢骚，凭什么明星日薪208W，还要和普通人抢编制？又有钱又有编制，合着两头都占？

也有一些真的参加了国家话剧院面试的同学爆料出自己没等到过任何通知，对于这个结果很愕然。

后来火上浇油的有两件事。

一是有人翻出了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曾经在今年两会期间公开接受采访说招聘演员“演技是最重要的，要有笔试、口试”。但国话官网的招聘启事中又说“演员岗不需要笔试”，让人质疑选拔流程到底具有什么标准？怎么一会变一个样？为什么不能公开公正？

二是某著名的新闻周刊在事件最热时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大意为：当红演员是稀缺资源，他们考编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对个人、对单位都是双赢的事情。“小镇做题家”们无法比拟，也根本就考不进这个岗位，就不要较真程序公平的问题了。

此文一出，傲慢的语气戳中了万千考编学子的心，瞬时又让网友们的怒火重燃。

▲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此后，无数的“小镇做题家”站出来，为自己发声，为自己的努力正名。

最有力度的是张桂梅校长，她的话也代表了“小镇做题家”们的心声。

眼看舆论越来越热，处于漩涡焦点的国家话剧院也出面回应：此事目前只是公示阶段，易烊千玺他们还不一定被录取呢，要看舆情，看领导的意思。

这期间也有许多另外的质疑铺天盖地而来，比如易烊千玺是不是违规开过公司啊？他们的中考成绩是不是真实合规啊？有没有暗箱操作啊？严肃的国家部门编制考试，到底有多少“特殊操作”的空间？

这都是广大网友——也是万千普普通通的“小镇做题家”们关心的问题。

▲易烊千玺担任法人的公司已经注销。

▲事件发生后，易烊千玺罕见地发生了“掉粉”，粉丝数不升反降，截至发稿时，他的微博粉丝是不到九千万了。

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这里就不再做深入的分析，但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应，则是某种社会情绪的集体发泄。

因为太多的学生在考编的道路上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竞争，苦求上岸而屡屡不得，有的甚至闷头考了三年五年都没结果，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尤其近几年为甚，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这样的“考编人”。

如今眼睁睁看着不愁工作、不愁花钱、甚至已经站到食物链顶端的大明星，轻而易举就得到了一个编制，大家自然觉得心中充满愤懑。

▲图源：中国教育电视台新闻报道。

可再往深了说，这又是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

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十年二十年前，恐怕引起不了什么轩然大波。二三十多年前，年轻人可并不一门心思往编制里面钻，那时最时髦的事却是“下海”，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中学游泳”（《我爱我家》傅明语）。

从“下海”，到“上岸”，短短三十载，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其中曲折又有谁说得清呢？

九十年代为什么爱“下海”？

要看一个社会的真实状态，影视剧是最为敏锐的触角，编剧作家们书写时代，演员们演绎社会风貌。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国，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人的生活由“简单”变得“复杂”，物质丰富了，行业多了，人生选择多了，大部分人走的路开始不一样了。理所当然的，各种有趣的剧情发生了，很多人依赖的“体制内”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电视剧《下海》中描述八十年代体制内生活，是非常简单纯粹的。

八十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王朔精准地拿到了这个时代密码，与以往伟光正的男主角不一样的是，他划时代地塑造了一批社会闲散份子，无业游民，他们在《空中小姐》在《橡皮人》在《顽主》中以嘲讽一切、调侃一切的方式存在着，让闭塞中的人们耳目一新，各种王氏名句成为社会流行词，“我是流氓我是谁”“玩的就是心跳”

▲《顽主》中的三个“失足分子”下海开起了公司，替人们解决各种荒唐的心事。关于《顽主》的故事我们也写过。

▲ 《永失我家》改编自《空中小姐》，一个无业小混混被空中小姐死活爱上的故事。

▲九十年代《过把瘾就死》一样也是一个美丽小护士爱上一个混不吝的不得志满嘴刻薄的男人方言的故事。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开放，百业齐发，机会遍地。

用刘晓庆的话说“那时候中国的市场就像高速公路，上面根本没车，你只要开车进去，哪怕把它当停车场都能赚钱”。“亿万富姐儿”刘晓庆也是在那个时代赚到了大钱。

国家经济需要快速发展，但广大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厂却人员冗杂、不堪重负，那时国家机关甚至鼓励公务员下海经商创业，有个专业名词叫“停薪留职”。

▲电视剧《下海》中的机关改革六字箴言。

下海，有的人是主动的，有的人是被迫的。

机关和事业单位还稍微好点，受影响最深的是国企工厂，那时国企工厂也属于铁饭碗，和工人是终身契约的关系，但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工厂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又养着数量庞大的员工，举步维艰。于是他们遣散了员工，让他们自谋生路下海创业，这当中产生了许多阵痛，也有社会矛盾，后来被称为“九十年代下岗潮”。

▲池莉名篇《你以为你是谁》里面最开始的情节就是下岗的大姐被姐夫又抛弃了。

据媒体统计，“从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

▲电影《钢的琴》，工人们看着废弃的工厂。

▲下岗工人们组成了小乐队自谋生路。

▲电影《二十四城记》，正在拆除老旧厂房。

1999年春晚，黄宏和句号的小品《打气》就讲了国企改革和机关改革的事。一个是乐观的下岗工人（18岁毕业进自行车厂，一年上三次光荣榜，眼瞅要提副组长），一个是苦兮兮被“分流”的干部（市文联-区妇联-街道办）。

句号抱怨：“机关工作3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而黄宏则说：“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那时，“体制内”与“下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很多影视剧都描写过他们微妙的博弈关系。

《我爱我家》里，贾志国的单位也开始改革，他单位本是国家机关，贾志国工作十余年也算是个中层干部（副处级，独享一间办公室）。后来为了适应改革大潮，他们单位要成立一个下属的“三产公司”，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美其名曰“优化组合”，贾志国就要负责这个事。

因此引发了很多人事上的纠纷，单位里的“圆脸小护士”（牛莉饰演）还找上门来，使用美人计，就是为了能“留在局里”。

▲那时候牛莉只有20岁，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真的是圆圆脸特别可爱。直到八年后她才以《空镜子》红遍全国。当然了，《我爱我家》里到处都有着名演员的稚嫩时期。

▲在《我爱我家》里，贾志国老是提起“圆脸小护士”，和平就老是吃醋。2019年，“情敌”同框了。

▲2019年，饰演贾志国女儿的圆圆也变成中年人了。

▲圆脸小护士和贾志国。

阵痛是有，但是九十年代影视剧的普遍基调是在热烈地赞颂着这“遍地是黄金，下海就赚钱”的经济高速发展局面。也诞生了一大批经典的剧目，以及编剧们写出的经典金句。

▲2001年电视剧《黑冰》

▲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

最典型的例子是，很多电视剧的男主角被塑造成了儒雅、风度翩翩又颇具能力、甚至是神秘感十足的商人形象，令女观众们神醉。

比如《来来往往》（关于这部剧我们有写过），濮存昕饰演的康伟业，原本是一个憋屈窝囊、在肉联厂上班的体制内青年，后来毅然下海，成为大老板，西装革履实在是帅惨了，还开始了一段香艳动人的婚外恋。

濮存昕演了一个很让人心动的商人形象，因此剧成为“师奶杀手”，配合着90年代热烈积极的社会氛围，这部电视剧风靡全国，代表着那个时代人们所欣赏的价值观。

▲肉联厂时期的康伟业。

而推动下海的正是康伟业的老婆触觉敏锐的老婆段莉娜，女作家池莉细致地描绘了这一段：

“1980年，他们结婚才一周年，段莉娜从他们家带回一份文件，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她阅读得十分认真和细致，蹲厕所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

之后危言耸听地宣布：“看来我老爹就要完蛋了。老的将全部下台，年轻的有学历的将会提上去一大批。伟业，从现在起你一定要注意给自己创造条件，做一些突出的政绩，给领导一个深刻的印象。”康伟业开玩笑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我有那么好的机会吗？天上要掉下馅饼了吗？”

段莉娜紧皱眉头批评他：“你看你这个人，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康伟业说：“得了。我认为你的预言非常正确。”康伟业真正的意思是嘲笑她的预言非常可笑。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实证实了段莉娜的正确和康伟业的可笑。由于康伟业不积极表现自己，由年轻干部组成的第三梯队筛选掉了康伟业。

心情很不好的段莉娜与康伟业算帐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还不觉得问题严重吗？”康伟业当然理屈词穷。段莉娜穷追猛打，严厉地指责康伟业政治上的迟钝和糊涂，警告他要幡然猛醒，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毛不如鸡。

康伟业被数落得实在忍受不了了，他反抗说：“你固然有道理，但是也不要得理不饶人。社会上平头百姓多得很，人家怎么在生活？好歹我还是个科长嘛。”段莉娜冷笑说：“这是你又不听我的话了。你醒醒吧：现在往上是到了年龄就退休，往下是已经提起来了一大批年轻干部。你三十大几的人了，还是一个科级，有屁用！你不信凤凰落毛不如鸡，那就等着瞧。”

而康伟业的旧同学的巨富和外商的身份，让康伟业毅然下海：

在段莉娜这样的人的观念里，商总是不如仕的。何况康伟业去经商就得丢掉铁饭碗，生老病死都将不再有单位和组织操办，谁能保证自己将来不出个意外呢？这种决定毕竟太重大了，段莉娜轻易不去怂恿康伟业。

这次是康伟业自己下的决心。他出差北京，到王府饭店找人时碰到了贺汉儒。贺汉儒是段莉娜的中学同学，贺汉儒的大背头梳得溜光，衬衣雪白，西装笔挺，一身香气，提着手提电话。他请康伟业喝晚茶，铺张了一大桌子的粤式小碟和小笼，说：“你们中国现在最时兴吃粤菜了。”他说，“康伟业你别把眼睛瞪那么大，现在我是马绍尔群岛公民了。”

康伟业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他万万想不到社会变化竟是如此巨大，贺汉儒居然成了外国人。他身为马绍尔公民，为美国一家公司做中国代办，名片上写着总经理，基本年薪二十万美金。他口气大得无边无际，说：“我已经替你们中国做了好几座大型水电站了。”康伟业说；“贺汉儒，去你妈的！”他们两人互揍了对方一拳，发出由衷的大笑。贺汉儒为康伟业在王府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他们好好地叙了一番旧并认真地展望了未来。康伟业决定接受贺汉儒的建议，为贺汉儒的美国总公司在武汉开一家中南地区分公司。

康伟业把自己果敢的决定叫做抓住机遇，改革开放。在康伟业离职的那天，夫妇俩靠在床头坐了一夜。康伟业已经箭在弦上，显得格外豪迈和义无返顾。段莉娜这么一些年来屡遭挫折，巴不得康伟业能够振兴家道。她也明白，其实就康伟业本人来说，在机关就这么混下去，提级也是有希望的，一辈子既舒适又安稳。现在康伟业挥刀斩断自己的后路，也是深懂她的苦心所在。段莉娜岂有不动情的道理？

段莉娜又母亲哄孩子一般鼓励康伟业：“你放手干吧，凭你的聪明才智，凭你工作这么多年的社会关系和我们两家的社会关系，还做不过那些没有文化没有关系的个体户？万一将来实在不行，也不要担心，我总是国家干部，一个家庭有一个吃皇粮的就不怕了。你说是不是？”康伟业说：“是，你的话总是非常有道理。”

天亮以后，康伟业如久困深山的大鹏，展翅飞向了广阔无限的高深莫测的蓝天。他那辆每日里骑到机关去上班的自行车多年来第一次闲置在楼道的角落里，灰尘满面，不规则的光线将它分割变形，像一副超现实主义的油画，被搁在了往事里。

下海并不轻松。

康伟业一下海，首先就连连呛水，与他小时侯学游泳的感觉非常相似：连连呛水，辛辣的疼痛由口鼻里一直渗透到心肺深处；整个人被昏暗包围；脚跟怎么也站立不稳，手到处都抓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你不能退却你不能消极你无法逃避，唯有拼命挣扎才可能有一条生路。经商之后的康伟业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但是踩着时代的运势，总归要容易一些，很快，康伟业就发了财，然后有了漂亮的更懂他的红知林珠。

▲康伟业和林珠初见面。

而发财之后和老婆的矛盾，似乎也代表了旧式的“体制思维”与新型的“商业思维”之间的矛盾与磨合。

▲康伟业忙着赚钱，给老婆买香水、买时髦的内衣，而老婆却嗤之以鼻，说这是资产阶级臭味。

胡军、于和伟主演的《岁月》（关于这部剧，我们也有写过），也讲了“机关人”在面对时代发展和体制改革历程里的苦辣酸甜。

胡军最初是个小科员，不受领导待见，工资少，分不到房，和岳母挤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各种憋屈；

可他却有个下海做生意的妹夫，出手阔绰，日子过得好，整天牛逼哄哄的，让胡军十分看不惯，可需用钱时又要时常找他帮忙，这是那个年代属于“体制”的尴尬，社会地位很高，可手里钞票实在可怜，实际过起日子来捉襟见肘。

直到后来胡军升迁，最终当上局长，妹夫才对其极尽讨好。

1993年开始播出的《我爱我家》，更是以一种深入到毛细血管式的辛辣描写，以一个小家庭为基点，道尽了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尤以“体制”和“商业”的冲突博弈为最。

其实《我爱我家》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内家庭。

老头子傅明，1927年生人，1945年参加革命，参与过抗日，进行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当了某个单位的二把手，级别是正处级，退休后享受到离休老干部的待遇。

▲老干部退休后还关心国家大事。

所以这个家庭属于妥妥的高干之家，条件非常好，有单位给配备的保姆，早餐丰富多样，看病不需要自己操心，每周“回单位顾问，还要车接车送”等等。

那时候圆圆的零花钱是“一天一块钱”，平时爱吃美国八喜冰淇淋，喜欢张国荣，九十年代初，这已经超越了99%的中国家庭。

家里很宽敞，目测是四室一厅。

▲和平和贾志国的大卧室。

▲孙女圆圆和保姆小张的房间。

大儿子贾志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副处级。

还可以经常享受个公务旅游之类的。

可以说，这个家处处都是“体制”的影子。这与编剧梁左的出身也有关，梁左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的高干家庭氛围，所以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当然，他对体制的描写，讽刺调侃居多，那也是九十年代的社会风气。

▲梁左客串演出。梁左出生于高干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范荣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政协委员；母亲谌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内地女作家、编剧。梁左自己也优秀，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国家教育部任职，198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教授汉语，除了《我爱我家》，他还写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小偷公司》等著名的小品。他妹妹梁欢后来嫁给了英 达。2001年5月19日凌晨，梁左因突发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家中去世，年仅44岁。

可即便是高干家庭、上流家庭，也时常会受到“商品经济”观念的强烈冲击。

比如小儿子贾志新。他就是这个“体制内家庭”的异类，看起来不着四六，“闲在家里三年了，也不着急 ，仗着没有工作，长期不往家里交钱，白吃白喝。”哥哥嫂子嫌弃他“文不能测字，武不能卖拳”。

可贾志新却是思想挺开放的人，最典型的特征是“善于在经济大潮里学游泳”。

▲“我多忙啊，我现在挂着俩单位呢，在三个公司任副总经理。”整部电视剧里，就属贾志新的衣品最潮，那个年代穿PUMA。

三天两头搞点生意做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成立了一个“宇宙公司”，倒腾过盘条（房地产热的时候，盘条钢筋都是紧缺货），也搞过柑橘，不过也没赚什么大钱，属于“三朝富，五朝穷”。

当时这一集里还讽刺过“人人都是老板，全民都是老总”的现象，贾志新让小保姆发名片，小保姆发给了“炸油条的刘总，卖酒瓶的赵总，拾破烂的李总，算命的孙总”……

▲“环球公司”的办公室。左一是句号。

傅明老头作为传统的体制内干部，就看不惯这种生意人，他说“投机倒把，都搞到家里来了。”可贾志新说“您懂什么，我这叫中间人，高层流通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部电视里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有钱人，这些有钱人的做派、以及社会上层出不穷的经济现象，震动过这个安稳的体制内家庭。

比如贾志新青梅竹马的邻居郑艳红（蔡明），就颇有生意头脑，一开始开服装店，后来开咖啡厅，天天做生意，属于那个时代最先挣着钱的一部分人，生活得恣意潇洒。

后来贾志新在海南插队的战友阿文（濮存昕）也成了大老板，和艳红一见钟情。刚一见面，你送我一个24K金手表，我送你一个24K金手表，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有钱人谈恋爱就是这么单纯爽快……

李雪健也扮演了一个大老板，请和平去他家给儿子当家教。那是和平第一次见识到豪宅是啥样儿：“嗬，组合音响，分体空调，水晶吊灯，三角钢琴，人家家，连个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

▲九十年代人们眼中的豪宅。沙发都是“美国加州肯特家具”。

▲连圆圆这种蜜罐里长大的“高干孙女”，进了这个豪宅，都稀罕得到处转转。

就连一开始在他们家当保姆的小张，后来跟志新去海南淘金，勇敢下海，也成了大富婆，成了“张总”，回来住一晚要给他们一千块钱房费……

用志新的话说，她现在是“老太太摁电门——她抖起来了”！

▲小张和炸油条的孙总的一段孽缘啊……

▲小张是怎么发财的呢？“先打工赚点小钱，开了小饭馆，后来开了小杂货店，业余时间炸油条，扩建成麻绳厂，又翻建成工艺美术大楼，最后立了一座垃圾处理中心……”

▲2020年，沈畅还拍过一次《男人装》，还原了“油条情缘”哈哈哈。

▲2020年，虽然打着《我爱我家》重聚首，但也只有小张保姆和圆圆到了。现在沈畅是经纪人、制片人，前几年做过张雨绮的经纪人。

傅老头的死对头胡学范（英若诚），都过上了“一天80块钱伙食费”的“资产阶级生活”。

老傅和老胡，也是特别有意思。老傅当年是行政干部，职位高、级别低；老胡，当年则是技术骨干，是总工程师，职位低、级别高，“能给三峡大坝供电提建议”。

两个人当年谁也看不上谁，但说到底，两个人退休后的生活则代表着九十年代非常突出的追求体制与追求经济的两条路。

老傅说老胡是“假洋鬼子，戴个太阳帽，穿双洋皮鞋，叼个大烟斗。”老胡则讽刺老傅“你现在，中山装也不穿了，文件包也不拿了，乍一看，还真像个好老头哩！”

全剧最讽刺的一幕是，圆圆的小同学文良来家里做客，他贡献了两段经典对白，也是颇有深意的两段戏。

一是和傅老头探讨“爷爷”的问题。

“爷爷，看您这风度、气质，以前一定当过大干部吧？”

“不能这样说吧，都是为人民服务喽！”

“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他已经死了，听我爸说，他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正经人，只不过是个要饭的。”

“不能这样讲，旧社会穷人去要饭，那也是迫不得已”

二是和圆圆的爸爸贾志国探讨“上班”的问题。

“叔叔，您每天都上班，是上班族吧。叔叔，您就没有别的本事啦？”

“您没听人说吗？有本事的当老板，没本事的摆小摊儿，不三不四去上班儿”。

虽然这句话确实戳心窝子，但也是九十年代全民价值观的缩影，那时候全民创业、地摊热也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说的是大实话，可这个小孩文良也成为《我爱我家》里嘴巴最损、最欠揍的一个形象，说明编剧在潜意识里仍把商人看作是“没有涵养，见利忘义”的刻板形象。

▲贾志国要轰他走。

因此剧中对于“商人”“生意人”有着诸多摇摆不定的描写，有时会让观众觉得他们出手阔绰、玉树临风，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是白马王子；

有时又会在台词里暗戳戳地讽刺他们。李雪健和宋丹丹对谈里，宋丹丹说“你们生意人有几个老实人啊？”

李雪健却辩白：“我们生意人也是分档次的！”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说明那是一个思想激荡、观念开放但磨合、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导致社会氛围又热烈又乱象丛生的时代。

商品经济里，乱也是真的乱。和平为了兑奖券，买了很多“金刚砂”牌手纸，结果不仅手纸难用，奖也没兑成；

贾志新和旧女友联络，对方托他倒卖一个BB机，结果女人却是个骗子……剧情看似荒诞搞笑，却是那个时代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

▲金刚砂牌手纸，属于“费力撕”公司，每次傅老头用之前，都要经过“软化处理”。

在这样“经济过热”的大氛围下，很多人蠢蠢欲动，想下海，别管抓螃蟹还是抓小鱼，全凭本事。有人抓到了，成为时代淘金者，有人没抓到反被咬伤，有的干脆成了骗子，有的游了会泳发现还是岸上好……

▲1990年，“三角债”盛行。当年12月，一家号称全国首家讨债技巧函授班在北京鼓搂开业。

▲1991年5月，北京，京成酒楼招聘六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留学生做服务员，此举吸引许多中国客人来此品味“洋服务”。

▲1992年9月，大连天津街。小老板们站在自家的柜台上观看服装节巡游表演。

▲1993年，广东深圳，正用大哥大通话的行人。

▲1996年，陕西西安，服装市场。

▲1998年，广西桂林风景区，当地一家农妇在自家门前招揽生意，并且还在门庭墙围上用英语写上广告。

像贾志国，他看到同龄人各个都混得好，自己也想下海，但是折腾来折腾去，不但没成功，反而损失良多，又乖乖回来当了上班族……

▲两口子准备创业，让“小笼汤包”走向世界。

▲《我爱我家》著名道具：比猪头还大的包子。

八九十年代的“下海热”，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政策的开放，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当时的很多人手里没钱，物质生活不充裕，在大家都穷的情况下，当然搞钱是第一要务，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引导，于是也就产生了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

可经济发展了三十多年，如今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了，不光求钱，还要求名。就拿娱乐圈举例子，要评价一位演员是否成功，维度有很多，赚钱多只是一方面，是否成名也非常重要。

而演员成名的方法有很多，市场化的方法是演出经典作品，拿奖，被观众记住；

还有一种方法更难，含金量也更高，那就是进入体制，混得好了成为一级演员，终极目标则是“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很多事情是有这个隐形门槛的，评选“国家一级演员”，原则上讲是要在编的同志，这是中国文艺界授予演员的最高荣誉，是巨大的“名”。

▲部分“一级演员”名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慢慢看。其中“香港演艺界”和“知名演员”这几位虽然没有编制，但是他们有的曾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电影人”，有的则有过特殊贡献，放宽政策，允许入选。

有些剧，是举体制之力做出的好剧，这样的剧，市场化明星也想演，但很难；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几乎是“国家一级演员”大聚会。饰演达康书记的吴刚，北京人艺在编；饰演祁同伟的许亚军，北京儿艺在编；张丰毅、张凯丽，国家话剧院在编；演赵德汉的侯勇，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在编；就连看星星的孙连成扮演者，都是长春话剧院的院长，一级演员；胡静，虽不是一级演员，但也是国家话剧院在编……

▲最近的热播的主旋律剧《幸福到万家》，也是体制内演员大聚会，除了主演赵丽颖，其他几乎全都是在编演员。刘威是国家话剧院的，罗晋是煤矿文工团的，老公唐曾、公公张喜前，都是国家话剧院的，婆婆，山东话剧院的……

想要以文艺工作者参加重要会议，比如一年一度的文代会，更是需要一个体制内身份。

▲刘烨、邓超都是国家话剧院，靳东和刘昊然是煤矿文工团，其中靳东刚刚当上了副团长。

▲2021年，靳东刚刚当选副团长。

▲刘昊然2020年考进煤矿文工团。

这么长的名单，当然也会有许多微妙的问题存在，其中“体制”和“市场”的问题仍然是个症结问题。

就拿国家话剧院来说，此次易烊千玺事件之前，就有人质疑过，它是否录用了太多的影视明星？如果你翻看国家话剧院的“剧院精英”这一栏，尤其是“演员”，你会发现它是星光最多的地方。

除了一些真正在话剧舞台上磨炼过的，比如郝蕾、秦海璐、袁泉、辛柏青、郭涛、陶虹、廖凡、段奕宏等人，也有很多人压根没怎么演过话剧，章子怡、李冰冰、印小天、孙红雷、佟大为、陈红（陈凯歌老婆）……

在早前，演员雷恪生曾经很坦率地讲过这个问题，剧院需要钱，于是会招些市场价值高的演员，不演话剧就交钱，两方都乐意。

2004年，当年国家话剧院的院长也表示，不强求影视演员演话剧，他们每个月固定工资600块钱，如果出去演影视剧，也要给话剧院交钱。也就是说，国家话剧院更像是一个国字号的经纪机构，它能提供别的经纪机构无法拥有的名誉和社会地位。

当年章子怡被分到国家话剧院，本来要演一部《青蛇》，后来没演成，女主角变成了秦海璐。

▲后来的版本，秦海璐青蛇，袁泉白蛇，辛柏青法海。图源百度。

▲章子怡倒是在2017年的《我就是演员》里演了一回青蛇，刘芸演白蛇。

不难推测，这次的易烊千玺事件基本上也是这么回事，国话要吸收年轻的、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易烊千玺也有意投身体制，寻求更高级的名誉。

国家话剧院属于差额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它一部分收入靠财政拨款，另一部分则靠经营收入。在官网公示的“2022年部门预算”中，明确地写着，今年剧院一般公共预算增加，是因为“大学生招聘及高端人才引进”。很显然，易烊千玺等人就是这种“高端人才”。

除了有明显意图想要投身体制、获取美誉度和社会地位的，还有一部分演员进入体制更多地是受父母影响，他们本身就拥有体制内受益的家庭。

比如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赵丽颖妹妹的演员，叫张可盈，她是北京人艺的在编演员，而她的妈妈，是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张凯丽。

张凯丽在国话的前身“中央实验话剧院”时就是台柱子了，演过经典剧目《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所以张凯丽在话剧圈辈分高，人脉广，和北京人艺关系好。

▲张凯丽和蓝天野。

女儿年纪轻轻，刚进单位，就演了北京人艺重磅大戏《原野》的女一号。

还比如和易烊千玺一起被录取的刘恒甫，是北京人艺演员陈小艺的儿子，他爸爸是著名导演刘惠宁。

像这样本身就出生在体制内演艺家庭的，当然会熏陶到相对多的对于体制的向往，这样的年轻演员，不在乎赚钱多少（话剧演员收入很少），只想在父母辈还有余热的情况下，多演戏，多拓路，多积攒点实力，为未来打基础，他们的演艺之路也许不会大红大紫，但一定会更顺利一些。

▲从北京人艺辞职的蓝盈莹曾说过，人艺的工资少得可怜，这也是她辞职的原因之一。

▲无可改变的是，就算下了海，哪怕赚了大钱的饭店老板陆武桥还是要把那些编制内的朋友们视若上宾，他的公司，他的生意全部有赖于这些人的玉成，这是九十年代池莉的名篇《你以为你是谁》中的社会写实。

1984年，王朔用这样一段伤感的文字结束他的开山名作：

这海滩由于荒芜而显得苍凉空旷，天低水阔，海风遒劲。海水象呼吸一样有节奏地把清波碧浪一道道推上岸来，似在笑容可掬地邀请：来，让我为你洗涤。得不到回应，一步步退回，消逝、湮灭；继而又笑盈盈地走上岸来，周而复始，盛情不衰。远处海水波晃鳞闪，跳跃不休，也象万千人头攒昂。搔首弄姿，各执一态；恋恋不舍，生生不息。

站在这情意感人的大海面前，我涕泗滂沱。

时代不同，人各有志。

时代的大势也好，命运的安排也好，投胎投到好人家也好，命运多舛没赶上好时候也好，一个人的人生，总归是各种选择题的叠加。选择，构建了我们的生命。

很多年以后，沉静下来的王朔面对当年的作品，写下了如下感叹：

《顽主》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

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回首三十年，世态人情就像一个圈，正如作家珍妮特·文森特说的：“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恐惧，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是自身推导的结果。”

是选择安稳的一生，还是刺激的一生？没有正确答案，是下海好，还是上岸香，在不同的时代里人们有着不同的抉择。

“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大家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被时代的巨浪裹挟，有人飞升，有人下堕，一刻不停，大部分事情由不得我们自己，但在选择的那一刻，听从内心呼唤，尽量勇敢，然后无怨无悔地完成这种选择，尽量做一个好人，尽量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这大概是潮水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

祝大家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