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香港知名演员宣布捐赠所有财产，看淡生死已立好遗嘱
一份签完的遗嘱，一位无儿无女的老人，一笔超过1200万港币的捐赠，让整个香港名利场沉默。
88岁的余慕莲握着笔的手稳健有力，在捐赠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位在TVB演了五十多年丑角的老演员，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捐出全部身家，一分不留。
她身边站着好友米雪和安德尊，三人神情严肃。 签完字那一刻，余慕莲长舒一口气：“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
余慕莲的捐赠仪式低调得近乎冷清。 她特意化了淡妆，却掩不住需要两人搀扶的虚弱身型。 37平米的廉租房和240万港元存款，一生积蓄顷刻归零。
房产赠予香港东华三院，存款分流至工业伤亡权益会等机构，未留分毫给远亲。 当被问及为何不保留部分应急，她淡然回应：“无儿无女，钱留给需要的人更好。 ”
签署文件时，88岁高龄的她腿脚已经不利索，需要米雪等人左右搀扶才能站稳。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老人，在决定捐出毕生积蓄时没有丝毫犹豫。
她的财产包括九龙一套市值500万港币的老房子，加上637万港币存款，以及各种零散资产，总价值超过1200万港币。 这个连60块打车费都舍不得花的老人，此刻却显得无比从容。
余慕莲的原名叫余志雅，1937年在广州出生。 1969年加入TVB时，电视还是黑白的。 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圈子，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专攻丑角。
导演一喊“需要个丑妇”，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楚留香》里的疯婆子，《天龙八部》里的恶毒嬷嬷，周星驰电影《整蛊专家》那个追着星爷跑的富婆...这些角色有个共同点：戏份不超过五分钟，妆化得连亲妈都认不出。
只要有戏找她，不管角色多小、多丑，她都接。 1973年拍《七十三》的时候，她要演一个卖鱼的小贩。 为了演得逼真，凌晨四点就蹲在九龙城市场，盯着那些鱼贩怎么叫卖、怎么杀鱼、怎么跟顾客讨价还价。
她拍戏从来不敢马虎，哪怕只有一个镜头、一句台词，都要提前琢磨半天。 有次拍周星驰的《整蛊专家》，她演一个富婆，就一个摔倒的镜头，她反复拍了五六遍，直到导演说满意为止。
2006年TVB给她发“30年服务奖”时，台下掌声雷动——大家都清楚，这个奖牌背后是几百个深夜收工的夜晚。
余慕莲的“抠门”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她的积蓄就是这么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当年拍《欢乐今宵》经常熬到凌晨，同事们都打车回家，唯独她非要等夜班巴士。
“能省则省嘛。 ”她后来回忆道。 那时候TVB艺人片酬不算高，她演配角的片酬更是少得可怜。 那套现在值500万的房子，是她上世纪90年代咬咬牙买下的，月供还了十几年。
TVB发的20多万长期服务金，她转身就存进银行，连个新沙发都舍不得换。
在香港这个金钱永不眠的物欲都市，当同剧组的年轻流量们手里捧着56港币一杯的星巴克谈笑风生时，余慕莲的午餐配置往往只是一碗简陋的皮蛋瘦肉粥外加两根油条，总价被她死死地控制在40港币以内。
哪怕是想多加一个鸡蛋，她都要在心里盘算许久，权衡是否划算。 买菜专挑傍晚打折的时候去，青菜蔫了没关系，只要便宜；衣服穿了十几年，洗得发白、磨出洞了，缝缝补补继续穿，从来不舍得买新的。
余慕莲的慈善之举并非一时兴起，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 那年TVB给她发了20多万的长期服务金，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她改善好一阵子生活了。
结果她听说贵州山区的孩子没地方上学，每天要翻几座山才能到学校，而且教室又黑又破，6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里读书。 当即就从这笔钱里拿出8万港币，捐去贵州建小学。
这座“余慕莲希望小学”建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阿市乡团胜村，是当地第一所正规小学，解决了三百多个孩子的上学问题。 当时8万港币只够建校舍的外壳，当地政府知道后，又凑了3万多，才把学校建好。
2005年她还特意去贵州参加奠基仪式，从香港坐飞机到贵阳要2小时，再坐车6小时到毕节，然后转车4小时上山，崎岖的山路把她腰骨都颠疼了。 可当她到了村口，看到全校学生冒着雨列队欢迎她的时候，所有的疲惫都忘了。
学校建好后，因为身体原因，她再也没去过，但一直记着那些孩子，经常托人给学校寄书本、文具。 这一善举，她低调地隐瞒了整整两年，直到TVB后来去拍摄《向世界出发》节目，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偶然挖掘出来，公之于众。
余慕莲的人生比电视剧还跌宕。 五岁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生活却备受冷落，如同佣人般被使唤。 父亲再婚后组建了新家庭，对她不管不问，偶尔寄点生活费。
唯一的妹妹是她生命里的光，可2007年妹妹因车祸离世，让她彻底成了无血亲牵挂的人。 身边老友接连离世的消息，也让她更懂生命的脆弱。
这种缺爱的环境让她从小就知道，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存钱才有安全感。 她17岁才小学毕业，没读过多少书，深知没文化的苦。
童年父母离异的阴影让她患上“男人恐惧症”，但她说从不后悔：“老公可能去泡妞，孩子可能学坏，我这样多自在！ ”她一辈子没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没谈过。
这些年她的身体垮得厉害。 2020年冬天，余慕莲被查出肺纤维化，这种病特别折磨人，呼吸都费劲。 每月买靶向药就要花3.2到3.8万港币，全靠政府药物资助计划承担七成，剩下的三成靠自己的存款补贴。
病痛的折磨让她看透了生死。 那是真正的鬼门关，是生与死的修罗场，也就是在那一刻，她彻底看透了。 她拒绝了那些世俗眼中所谓的“风光大葬”，她留下的嘱托简单到令人心疼：不要葬礼，不要墓地，骨灰撒在花园或者大海，随风而去。
她现在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得靠助行架支撑，连普通米饭都难吞咽，日常只能吃流质食物。 有回半夜喘不上气被送急诊，醒来第一句问：“我那助行架呢？ 银色的，扶手缠了胶布那支——贵着呢，三百二，不能丢。 ”
她还曾轻信“回春针”被骗，导致免疫系统紊乱，身体状况雪上加霜。 但这种懊悔也没困住她太久，转眼就释怀放下。
余慕莲的慈善行为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她确诊肺纤维化住院，圈内好友胡杏儿、张卫健等人凑了十几万医药费帮她，可她痊愈后转头就把这笔钱全转给了儿童癌病基金。
这种“转手捐赠”成了她的习惯。 出自传《我是一条豆角》赚的版税，她添作慈善基金；观众寄给她的保健品，她转送养老院。
最让人动容的是她对视力的执念——遗嘱里特别注明要资助贫困学童配眼镜。 “我小时候没钱戴眼镜，黑板永远看不清。 ”她停顿了一下，“希望现在的小孩不用吃这种苦。 ”
她特意交代，自己百年之后，不办追思会、不设墓地，把骨灰撒进公园的花园里，化作养分滋养草木，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如今去余慕莲家，还能看见那个褪了色的铁皮文件柜。 最上层抽屉里放着遗嘱正本，用透明文件夹仔细封好。 下面压着贵州希望小学的照片，孩子们举着“谢谢余奶奶”的纸牌笑成一团。
她每天照样去菜市场砍价，挑傍晚打折的青菜。 助行架轮子磨得发亮，走过楼道时发出规律的咔嗒声。 有邻居问她：“捐掉所有钱心不心疼？ ”她摆摆手：“我又带不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