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下一个课题是“驾驭情绪”

作者 / 崔毕昂倪

中国电影口碑驱动票房的时代仿佛晃了一下就过去了，而现在，是情绪驾驭票房的时代。

假如《长津湖》最终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的影片，我不会惊讶。独一无二的题材+工业化大片+国内顶级主创配置+一家独大档期释放空间，决定了影片没有悬念成为一部爆款电影，而影片从故事背景到内容到营销的“强情绪”则决定了它最终会冲击到哪个位置。

前几年我们就提过《中国电影的“大情绪”时代》，而到今年无一线演员主创参与的《你的婚礼》《我的姐姐》《我要我们在一起》《当男人恋爱时》《关于我妈的一切》《了不起的老爸》打败了一众大牌参与的传统商业电影，再加上《长津湖》《中国医生》《你好李焕英》这类头部大片的大爆，也都在告诉我们：强情绪已经是卖座电影传递影响力的速通票。

什么是一部电影的情绪？

《圆桌派》中窦文涛问王晶：为什么现在的香港导演在票房上比不过大陆的导演呢？

王晶说：我觉得那是一种情绪。

而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愈是卖座的的电影，越是它能唤醒观众的情绪。大国崛起的震撼兴奋、天人两隔质朴真挚母女情的感动、爱而不得的爱情悲伤、对革命先辈英勇慷慨牺牲的缅怀、花光十个亿的得意忘形……电影创作本身是极度个性化和私人的产品，在观众眼中，大家反而会从这种私人产品中更容易找寻到自己。一部电影没能在情绪上做得出色从而获得高票房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也是焦虑过载的时代，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安心花两个小时“欣赏”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不如花两个小时用电影进行一次情绪的释放、焦虑的释放。

甚至，一部部口碑与票房倒挂的影片也在折射另一个现象：观众不在乎你是否是一部好电影，更在乎你是否是一部情绪完成度够格的电影。我们不必再去挖掘一部电影的社交价值，而是要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它的情绪价值上。

“情绪”改变了中国电影什么？

打造一部影片，归根结底，需要在一个固定环节内对影片的投入做倾斜。可能，很多从业者在接下来开发项目的时候，会遇到最多的问题不再是“你的故事核心是什么”“你的演员是谁”，而是“你这个项目有强情绪吗？

走在行业前头的创作者不可能没有捕捉到：电影工业化品质的提高固然重要，但对社会思潮折射出的情绪需求也在变得愈发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分类市场上的电影。一类是高工业化强情绪的电影、一类是低工业化强情绪的电影、一类是高工业化弱情绪的电影、一类是低工业化弱情绪的电影。在出品公司、甚至创作者在选择项目的初期，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维度去衡量项目的市场价值。

可以预判接下来小成本的爱情、亲情片，高规格的战争、主旋律、科幻电影，不同题材结合的喜剧电影，与各类社会话题结合的现实主义题材，会是市场的主流。而其他题材想要有更多突破的可能性，也要在情绪上花更多的功夫。

发散到营销层面，情绪之于中国电影，今后影片的营销工作的切口都往移向挖掘观众潜意识里的心理需求，充分释放情绪、情感、情怀等方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看到短而有情绪的宣传话语、5-10秒充满冲击力的短视频。以往通稿类的新闻稿、自嗨式的全国首部xx、全球首部xx的营销方式会被迅速淘汰。

优秀的从业者应该懂得如何让电影驾驭情绪

当然，强情绪的影片赚到了票房外，大家都看到过对于他们的“嘲讽”。不仅仅是把强情绪的爱情片叫成“哭片”，还是把一些卖座电影背后的情绪调侃成ptsd。大卖的背后并不能掩盖的是，假如一味把电影得情绪做的激烈、深刻而忽视其他，最终也会迎来可见的“情绪疲劳”。

对于从业者来说，抓住“情绪红利”挖掘“情绪价值”尤为重要，而就像“戏剧红利”“戏剧价值”最终在一部部价值观崩坏的作品问世后变成了“狗血需求”一样，只有让电影驾驭情绪，才能做出更多好的作品而不止是留下卖座的商品。

自媒体人樊登们把所有的情绪分成四类，一类是正面高唤醒，一类是正面低唤醒，一类叫做负面高唤醒，一类叫做负面低唤醒。

正面高唤醒的情绪，排在第一位的叫做崇高。就是当你能够给别人打造一个崇高的感受时，大众会特别愿意扩散。《长津湖》《中国医生》《流浪地球》都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也会是之后卖座头部电影的标配，她会散布一种正能量和崇高感。

第二种正面低唤醒的情绪，让人感觉美好和惬意。放到电影中类似《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以及多数的喜剧电影。

以及负面高唤醒类的，担忧、愤怒、爱情亲情的强烈感受。放到电影上，目前大多数“哭片”小成本电影都是在做这个方向上项目的开发。

以及低唤醒的负面情绪方向的，我们可以理解很多只注重自我表达方向上的影片就是这个方向的，并且也是在市场上最没有票房的类型。

内容行业的本质是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也许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有几年的“情绪红利”。低口碑低品质强情绪的片子一样可以在这几年骗到钱，但真正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是驾驭情绪，结构情绪的；应该是电影驾驭情绪而非情绪操控电影情节的。也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做出自己真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