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结缘电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恢复招生，申请报名者逾万，虽然摄影相册受到一致好评，当时28岁的张艺谋却因为超龄6岁被拒绝参加考试，直到招生结束后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指示才破格录取。

就这样，张艺谋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参加考试便被录取的学生。而最初走进电影学院的原因，张艺谋却坦承“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过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我很喜欢照相，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报考了电影学院。当时只是想拿一个毕业证，因为觉得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海外获奖专业户”

从小顶着“黑五类”、“狗崽子”这样的帽子长大的经历对张艺谋此后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干瘦的西北人看起来不起眼，电影里却全是浓烈的色彩和张扬的人性，对此他解释说，“在生活中、做人上，一直都是很被动的，性格特别像我爸，一生都被动，我真的是一个能忍受的人。所以这种被动反映到作品上，就很奇怪，就变成了特别主动、特别张扬，所以第一部戏就拍《红高粱》。”

《红高粱》中浓烈的红色、大胆的“野合”场面和原始生命力的呈现，郝建将其称之为“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该片在当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熊奖，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此殊荣，这些不一样的影像也冲击着海外观众的视觉，成为中国内地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创世纪”。

以此为起点，张艺谋开始了他“海外获奖专业户”生涯，他此后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

《秋菊打官司》:关怀弱势群体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巩俐扮演的秋菊就只想要一个说法的奔波，和影片朴实的拍摄手法，加上偷拍的一些实际生活状态，成为张艺谋电影中的优秀作品。《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是张艺谋最好的影片之一。这是一部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电影，人物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着张艺谋一贯的故事性叙述方式。开始秋菊无论如何也要向村长讨个说法，最后不惜告到市里的法院，在结尾时村长和秋菊一家的和好时，村长却被抓走了。人物关系的转换，显示了张艺谋对这类纪实性影片故事性上的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是本片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秋菊》绝对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里程碑，是中国电影一流的剧本，而影片比剧本更好。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作为重要的大政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出来的法律环境。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反腐败、打击经济刑事犯罪是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手段。至于公民个人，也从面对习惯世俗处理模式到日益觉醒的公众法律意识，有问题有纠纷通过法律来解决，而法制建设一直是国家维护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武器。法治社会与 和谐社会完全不矛盾，彼此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作用。

构建法治社会，一般来说要做到：一、法律至上；二、法律必须具有一般性；三、法律必须具有公开性；四、法律必须具有统一性；五、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六、法律必须清晰明了；七、法律不溯及既往；八、法律普遍得到遵守；九、审判独立；十、诉讼应当易行。由此可以达到法治国家的层面，是指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法治完备、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权力约束、权利保护、人权保障、社会自治等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法制进程息息相关，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区别往往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伴随着法制的进程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的，从人类文明经历的阶段来看，法制建设或者说是执行过程中，法理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人的作用摆在其次，就会更多的体现社会的公正公平原则，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

《被告山杠爷》和《秋菊打官司》就出现了法律与当地传统的风俗民约不一致的情况，根据老模式的处理手法其实就是人治社会的具体体现，程序正义往往比实质正义更加重要，因为后者很容易被遮蔽或误导。改革开放以来，在普法和用法方面逐步深入，《马背上的法庭》就是显著代表。当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为了一个说法而把村长给告了，这一银幕形象出现时，人的尊严被提到了法律的高度。新时期的法制建设是随着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日趋发展成熟的。从重新树立被浩劫毁掉的秩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