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大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