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退出蛇年春晚后首次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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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下午，赵本山称因春晚作品未达到心理预期，决定退出蛇年春晚。两度退出春晚，坊间说法众多，凤凰娱乐整理相关报道，发现早于2004年赵本山在一篇名为《大匠之惑》的深度采访中透露诸多玄机。他谈及政治、人生、婚姻，以及成名带来的各种烦扰。其间更是剖白自己上春晚的尴尬现实：“真不上了吧又不能够，你上了吧就只能是减分。”8年前已然不堪疲惫，两退春晚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以下是《新京报》2004年专访赵本山全文：

人民需要赵本山

最早他被称为“著名笑星”；后来人们称他为“东北小品王”、“表演艺术家”；现在，他被称为“喜剧大师”、“中国的卓别林”。称号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有着10亿农民的国土上，有一个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给他们制造着快乐。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赵本山，每年的春节晚会，每年的文化娱乐生活，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会失去多少快乐！

从小品《卖拐》开始赵本山完成着一个表演艺术家向一位大师的飞跃。在经过了《刘老根》的暂时妥协，这种警世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马大帅》中得到了更为自觉的弘扬。从最初的自发到今日的自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已经俨然出现。

5月14日至16日，本报记者奔赴沈阳，贴身采访赵本山两天两夜。在这期间既有严肃的专访，也有轻松的高尔夫球场漫步；既有正式的外事活动，也有彻底放松的喝酒玩乐。通过这些深入的交流和冷静的旁观，我们试图解答：为什么时代需要赵本山？时代如何成就了赵本山？赵本山又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什么？

“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在相似的感喟和无奈中，幸好我们还有赵本山的笑声在观照着我们的心灵。

谁能在中国成为好艺术家？

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乐

新京报：两年前我电话采访你之后，得出了一个感受，就是真正伟大的喜剧大师，内心深处其实都有非常悲剧性的一面。这两天跟随你，一直听到你在反复和大家讲，人活着一定要快乐。为什么你会如此痛切地感到快乐的重要？

赵本山：主要还是因为每天能感受到的快乐很少，你可以自己解读快乐，但事实是，无论你在哪个行业，社会哪个角落，大家都不是很快乐。我没有感受到国外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

新京报：你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天生是一个不知道快乐为何物的民族吗？

赵本山：我们大家生下来，可能就没有感受到哪一天是真正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毫无顾忌、什么都不用想、真真实实地活上一天的。你要观察每一个人就会发现，无论是政界、知识界，还是农民、工人、演艺界的人，每个人每一天都是自己硬装出来去告诉别人：我是很快乐的！其实他自己并不快乐。

新京报：现在这样巨大的成功让你觉得快乐吗？

赵本山：我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我有时甚至觉得，可能还是童年的快乐更多一些，当时我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但至少我活得很快乐。现在可能是站得层面越高，就越感受到痛苦。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那些街边扭秧歌的下岗工人，他们一个人可能每月就发二三百块钱，但是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娱自乐，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多得多。马大帅就是这种人。

新京报：昨天你跟我说，如果说以前是为名、为钱做事，现在是为了历史在做事。但是实际上，人在为历史做事的时候，内心感受到的纠缠、不快乐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是！)甚至会比你为名、为利时感受更强烈！

赵本山：你比方说，现在我就会感受以前我没有那么深刻感受到的东西。现在我们在建基地，很多事都是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如果说我在这个土地上办事都觉得有点难办的话，我相信一个平民就没法办事！即使办成了，好多也都是背离你心情去办的，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社会。

艺术的真与假

新京报：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会在作品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赵本山：艺术家其实都有一个通道，介于真假之间的。如果你求得过于真实，你就没有播放机会；你要完全假了呢，又没有观众去看，你可以在这个通道里真一会儿假一会儿地往前走。最重要的还是要往前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天还是多多少少都在进步的，《马大帅》能播出本身就是进步。(但是我们见到无数个艺术家的灵感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夹缝中消磨光，最后废掉了。)那他们就是没整好，他们太有一种责任感了，太有一种我非要干点啥，别人不敢说我非要说的欲望了，这就有一点较劲了。比如说姜文，他跟我说：老哥，你看看《鬼子来了》吧，我最想听的是你的意见。这个片子我看了，但看完之后心里就不舒服，他太较劲。你的作品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的作品非得让国人看了也不舒服，日本人看了也不会舒服，谁都不舒服，这是干吗？你自己在那儿跺脚，真他妈好，有用吗？到时候人家给你锁到柜子里去，这时就轮到你自己不舒服了。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说，你投资多少钱没用的，你收不回来的。你总得让一方舒服，要说日本人不舒服了中国人舒服了也行；或者官方不舒服了老百姓舒服也行。

新京报：那反过来讲，你之所以能成为赵本山，是不是就因为你有再多话想说，也总能做到让一方心里舒服？

赵本山：你记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艺术家，你想长远，必须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必须在保持一个艺术家良心的同时，保证让一方舒服。这一方是谁没有问题，它是一个策略问题。你要走好了，让两方都舒服了，你就伟大了。

我们都在挣感情这点钱

新京报：从一个农村二人转演员到如今本山传媒的老总，为这种变化您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赵本山：我这两年一直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喝了酒也不行吗)有时候是越喝越精神啊！压力大，现在停不下来。我本可以什么都不做，打打球什么的，挺好。但是我又觉得这才40几岁，没到50呢，不到干这事的时候。我目前办公司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所有的事情要去办，人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见见我，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我整天干不了别的，光见人也见不完！另外一点，别人有压力，有事了可以和我说，我心里有事了和谁说去？

新京报：它和你身上的艺术家气质会产生冲突吗？

赵本山：我在这样一个刚烈的土地上能站住脚，没人敢收拾你，这算不错。这里头有社会的，有地赖的，红黑白三道，就像二人转剧场，摆不平方方面面你根本就演不了！我最初在沈阳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他们一次，打电话给我诈钱。我说你干啥，他说缺钱，我说行，要多少？我当场在电话里就开骂了，我说你等着，你要不等着你是孙子！我就自己去，要带一个人我就不是人！挂了电话我就拎根铁棍子过去了，到那儿等半天也没见人过来，我就回来了。从那以后就没再遇到这事。以前县剧团下乡，经常跟乡下那些无赖打架，要不收拾利索了你根本就演不成。后来就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情感的社会，尤其是东北这里，更浓一些。这个很可怕，它不原则，但现状就是这样。无论官场还是商界，我们其实都是在挣着感情这点钱。

人不可能战胜自己

新京报：但是我有一个担心，这种想办事的愿望最终会不会影响到你在艺术上的发展？比如说，今年的春节晚会小品我就非常不喜欢，是个仓促之作；你在《马大帅》里的表演我也认为没有进步。随着你的事业越做越大，你在艺术上会不会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危险？

赵本山：我相信一点，在艺术创作上我不能跟我自己比。我把自己对立起来，设置一个障碍，然后自己去跳，这不是我的方式。我相信在这块土地上，想和我这种成就、这种观众缘、我的人品去抗衡的人，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将来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有些下滑，但是我的人格魅力不会下滑。你不可能走进巅峰，完事还要继续往上走，这是不可能的，谁都有个句号。卓别林的一生中，最后把哑剧变成语言了，也算是一个失败，人们也不认了。但是只要你不离开这片土地，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存在，就不会某一天把底气都弄没了。

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没离开艺术。比如小品不行了我又拍出了《马大帅》；《马大帅》里我的表演可能不行，但是我多一半精力其实都拿去设计范德彪这个角色了。眼看着一个比自己还好的角色在面前竖起来了，你得接受啊。回过头来，你要别人去导这种风格的戏，把所有的人都能拨拉出这种状态，一时半会儿我看也没有。它只要能在整体上站出就是我的胜利，因为我是整体的魂。

新京报：今年春节晚会小品的水平倒退也是这个原因吧。

赵本山：它应该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还得上，这个是很痛苦的。你要选择不上，至少现在我自己说了不算了，这就把自己推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现在可以选择不上，尽情地拍一部戏。我干吗非得在那儿露脸啊，上一回就是牺牲一回，露脸现在不是正面影响。观众已经没法拿别人跟你比了，就拿你自己和你比：你看，赵本山不如当年了！可能我停下来，不露脸了，观众又会转过头想：你看还是赵本山行，这个不行，跟他比差多了！所以现在就是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你要真不上了吧又不能够，你上了吧就只能是减分。

苦难与幸福

新京报：昨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打球回来，看到儿子的时候，一把就把他抱起来了，特别兴奋。我平时也见过许多父亲和儿子相处的情景，但是说实话，像你这么强烈表达感情的很少。

赵本山：我很少回家，孩子想和我玩不容易。逢年过节，只要有孩子的活动，我都不能参与，我要参与了可能就光忙签名了，上哪儿都玩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孩子放学了，才能看他一眼。每天我在外面应酬喝酒办事，完事回来孩子都睡了；我醒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学去了。

新京报：你愿意让孩子过这种生活吗？

赵本山：那当然不愿意了。孩子毕竟还小。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有人找爸爸签名？现在还总算知道，噢，原来爸爸是个名人。有时候还不知不觉要往外炫耀，怕别人不信。

新京报：过去的苦难除了使你更坚强、更有毅力、更加珍惜成功，难倒就真的没有给你带来过阴影吗？或者不愉快的记忆吗？

赵本山：其实过去的苦难都是在快乐当中度过的。是因为你知道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往上走，你才觉得越来越痛苦。过去你去趟乡里，就觉得咋这么大啊！去供销社买个鞭炮，做梦都想着把这个鞭炮给放了。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一点很小的快乐就能让你幸福很久，非常珍惜。以前一年到头吃不上大米饭，一顿米饭就能把你给香死。过个节，来碗豆角焖肉，连那汤、碗上的漆都能给你抠下来！但是现在你已经没法选择什么好吃了，再好的酒喝到嘴里也像水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吃啥。

我现在的幸福就是做事情，比如推广二人转。我自己最愿意的其实倒是回到从前那样，演完出来整点小啤酒，大家喝了，唠一通磕，乐一下，这个可能就是以前最大的快乐。

生活把我改变了

新京报：我看过你以前自己写的离婚自述，很震动。我觉得不是哪个男人都能把这种事情说清楚的。

赵本山：我天生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离婚。本来在农村里有个媳妇就是了不起的事了，因为一个村子里有五六个光棍……(沉默)

新京报：而且你能承认是生活把你改变了。

赵本山：是。你得承认现实。我媳妇又没念过书，她要能接受还得有个过程。这过程首先你得真诚，不能骗她。你真实告诉她，我们感情不行了，但是我还管你各个方面。我至今还管她。

新京报：孩子呢？孩子现在理解你当初的决定了吗？抱歉，我这么问可能有些残忍。

赵本山：分开的时候她才12岁，我叫她出来出不来，她母亲不放。后来我把她送到了大连外国语学院，今年7月份就毕业了，二十五六了，属羊的，还没对象呢。也没人敢往她跟前凑啊，一听说我这名字，估计头皮就麻了。(自言自语)其实我觉得上次那个×局长的儿子就挺好的，不就是嘴巴带脏字吗？多了不起的事，东北小伙子哪有不带脏字的！

做人的“大小之道”

新京报：我觉得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更像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赵本山：应该说，一个成功人士如果想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就必须让政治呵护你，否则你一事无成。

新京报：你怎么扮演这多重的角色？

赵本山：我尽量把自己缩小。(这是你自我平衡的一种方式吗？)是。我之所以能够这么稳稳当当，就是把自己的人物尽量缩小，你越大越要回来。大人物要去帮大人物，那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是你要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它就是大事，他一生会感谢你，他每一天都在传播，比新闻还要快，他一辈子抹不开说你坏话。另外一点，就是小的环境未必不能办大事情，大人物眼睛盯着小人物，小地方可以做出大事情，我一直在找这种反差。

新京报：你这么多年坚持不去北京，而一直留在沈阳，也是这个原因吗？

赵本山：老实说，我不喜欢北京这个圈子的氛围。每次去北京我都是办完事就回，一分钟都不想多呆。

多少人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北京“漂”，漂着漂着就把自己给漂没了。掌声、鲜花多了，一天到晚听的全是好话，又互相攀比，脑子里琢磨的全是这点事，慢慢就越来越找不着北了。

人生如戏

新京报：除了童年，出身农村对你后来成长、做事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本山：其实我是一个从底层走来的人，一路风尘仆仆，什么都感受到了。我的农民意识还是很重，农民不可能身上有10万元却去买一个11万元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也开始改变了，已经准备开始贷点款，也有信心还。公司做大之后，要敢用银行的钱，这样才能良性地往前走。

新京报：我昨天见识了你的酒量。除了它是中国特色的办事方式之外，对你来说，喝酒是不是还有别的意义？

赵本山：说心里话，喝酒是两种，一是最放松的时候，一是最苦闷的时候。你最高兴的时候找哥们儿喝两杯是最大的乐趣；你最郁闷的时候整点酒也是最大的放松。

我前两年有一段时间喝不进去了，不接受酒精了，这种状态很可怕。(是不是和您那时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是！那时是我最不舒服，也最不顺的时候。当你能喝进酒去，就说明你身体需要释放了，说明你找到了一种做事情的好的方式。

我从年前年后办了所有的事情，基本上每天都在喝，但是我最近喝闷酒的时候很少，快乐的酒是不伤神的。

说实话，现在公司还是一个花钱的时候，建基地，建剧团，建学校，完全就是一个奉献，这种奉献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敢这么大把地花钱？)敢花钱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认为钱不重要了。比如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我的储蓄可能就在老百姓中间，我缺钱了，我随时可以取。

根据我前半生的风风雨雨，对放在我身上的钱根本就没有意义。我觉得钱是一个罪恶的东西。说实话，这个世界因为钱上出事的太多了，你的一切都会产生变化。我现在根本不想我还有多少钱没有挣，这个根本不归我想了。

新京报：有的人，面对这样的压力，往往平衡不了，求助于宗教。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赵本山：可能我一生也不会出家皈依什么的，但是我信佛这是真的，这让我比较安全。法律制约的是这个世界，但宗教制约的是人的内心，是人的灵魂。

新京报：人活着应该有所敬畏，一个人如果无所畏惧，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事。

赵本山：那不行。在这个世界上，你得害怕，你胆儿得小；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你自己得有个规范。要不然，你什么都不怕，就不好整了。

新京报：这个是不是也有农民意识在起作用？

赵本山：嗯。中国农民老实。

新京报：你老实吗？

赵本山：老实，老实。很老实。

新京报：但是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不太老实。在中国，老实的人恐怕很难做成大事。

赵本山：大方向还是可以的，我还不是一个丧失理性的人。有的时候也有做大事的胆量，至少我发展到现在是这样，这板你得敢拍，这字你得敢签。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老了之后做点什么？

赵本山：就在这个基地呆着吧。我这人根本就没什么愿望，从我生下来起我就没想到将来能是明星。在铁岭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来沈阳；来沈阳了我没想到会上春节晚会，我这些年都是一个一个台阶走上来的，一步一步像做梦似的就过来了。所以我一直跟别人说，我就是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做艺的。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享有社会资源，享有社会话语权了。但是中国人对“伶人”的偏见是几千年都积存在内心的。这种偏见会不会影响到您的为人处世？

赵本山：过去啊，我根本都不能提我是唱二人转的。说实话，你在这个土地上，随时都等待着一些辉煌和不幸发生，最高贵和最卑贱的事你都会遭遇，光环和屎盆都有可能扣到你的头上。至少我现在很少想象我将来会有什么悲惨的事情，我也有很多心理准备。人生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摊上什么都是很自然的。不用去设计和向往哪些事情的发生，真发生了你用愉快的方式去接受就完了，这样才能活。否则你一身光芒，突然一天就蹲牛棚里去了，你怎么办？

我至少瞅着这些不陌生，因为这些地方我都呆过。比方说突然哪个女的打电话了，就像前段时间的一些事情一样，我都做了足够的准备，我认为这种事情谁摊上都正常，这就是人生，你摊不上说明你混得很好。因为你站在一个很高、很明显的地方，所有的暗箭都够得着你。

新京报：你有没有人生如戏的感觉？

赵本山：经常有。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舞台，有演当官的，有扮演老百姓的，各种角色，能当好的都是演好的。你可以绕过所有的人，但是最后你绕不过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