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的中国影视产业

编剧的身份之低：光荣的文革遗产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之低，大家有目共睹。49之后，大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会因政治正确与否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更是这个群体的十年梦魇。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基因尚未得到彻底改良的今天，知识分子活得毫无尊严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迎来了难得一见的春天，但这春天开的花、结的果最后多被体制所收编。八十年代春风得意功成名就的一干人，如今多是体制内各占一方水土的座山雕。他们不是各地方作协的主席，便是各文联部门的领导。民众尊重他们，大多不是因其文化身份，而是因官方赐予其的权力身份。譬如一些作家与画家，民众知晓他们，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民间的传播广度与宽度，而是因他们是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是众所周知闻名遐迩的“文化干部”。我们仔细考量一下“文化干部”这个词，便会看出，在这里，文化是形容词，干部才是词根，是名词，是权力与荣誉的同义词。

　　时常看到一些不愿加入体制的七零后、八零后作家抱怨稿酬低，赋税高，也看到编剧哭诉写了剧本收不到既定酬金的扯皮事件。资讯资本时代，收入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群体身份高低的主要指标。在中国，教师、作家、编剧等文化从业者的低收入，不但是一道畸形的文化景观，还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反讽。我们不是早已大国崛起了么？大国崛起难道不需要任何文化软实力？

　　从此次“两宋”事件可以看出，在一些导演与明星的眼中，编剧无需尊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编剧无非是新时代的臭老九，臭老九身份低，不踩几脚已属宽容，毫无必要与之商榷。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敢藐视编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但中国的影视产业却存在这种严重的价值失衡。他们不知编剧是影视大厦的根基，是影视产业链的重中之重，是一部好的影视作品的灵魂。由此可见，我们还在继承光荣的文革遗产，我们还生活在后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低身份、低收入、低待遇，是后文革时代最为璀璨耀眼的征徽。

明星的身份之高：膨胀的个人美学

　　整场论战中，宋丹丹女士三番五次申辩，《美丽的契约》是为她一个人量身订制的。在演艺世界，大多数优秀演员，以突破固有的表演模式而自豪，如美国百变女星梅里尔斯特里普。在短短的一生中，塑造性格各异互不相同的影视形象，对一位敬业的演员而言，是最好的挑战与最佳的犒赏：他（她）因此比别人度过、爱过、演过更多更为精彩的生活。以擅长在春晚表演小品而在民众间颇有知名度的宋丹丹女士，却因剧组为她量身订制模式化角色而自豪。宋女士长久以来深厚的群众基础难免令她产生在职业领域拥有了绝对话语权的错觉。

　　宋丹丹的所言所行，我认为是一种明星的过度膨胀现象。中国的影视产业，是一种畸形的影视产业。它不是良性的链形循环，而是以明星为核心，制片人、导演、编剧、观众为附庸的圆形闭合结构。明星是帝王，是霸主，是一切的一切。它实施的是明星的独裁制，而非合作群体的平等制。它展现的是明星的个人美学，而非合作群体的公共美学。中国影视产业的明星膨胀化，就如中国民众的独生子女文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大家宠一个小屁孩，结果把个孩子宠得不知天高地厚，毫无教养。

　　显然，明星的这种自我膨胀，导致他们修改剧本无有丝毫的羞愧心理。因在明星们看来，他们十全十美，无所不能，他们才华横溢至可以自己直接编写剧本。但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多么伟大的演员，他（她）的个人美学无法代表公共美学，也无法达到一个一流团队的整体审美标准。国外的影视产业，无论英剧、美剧，还是日剧、韩剧，从编剧、制片、导演、演员，大家身份平等，互相合作，各有话语权。此类微观权力的多元制衡，不但保证影视产业链畅通无阻的进行，同时亦使得输送至观众面前的终端产品，美感与品质共存。

影视产业链的修复：予编剧真正的话语权

　　地位极低的编剧，膨胀过度的演员，导致中国影视产业链严重畸形。中国观众观看本土影视剧，看到得尽是一张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讲故事的能力与艺术水准却几乎等于零。我们的影视产业，是个零度技巧、零度美学、零度艺术的产业。中国影视产业界的全部从业人员都该反思：为何中国观众喜欢追逐英剧、美剧，甚至是韩剧，却独独不喜观看本土影视剧？是你们做得不够好，还是观众的审美存在问题？

　　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国编剧的待遇。在美国，编剧的平均年收入在二十万美元左右，是整部剧作经费的十分之一，好的编剧团队，同时是制片人。在韩国，金牌编剧不但收入高过明星，他们亦有权自选导演与演员。这一战略性决策，使得近年来韩剧在东南亚影视剧场大量传播，占尽风流。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编剧的待遇，月收入三千元左右，时常被制片人、演员、导演责骂，活在影视产业链的最低层。这样的地位与收入，如何产出高质量的影视剧本？

　　影视产业中，没有好的剧本，便是在沙上建楼、水中捞月。譬如上个世纪的两部最优秀的中国电影，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皆出自金牌编剧芦苇之手。他们的艺术成就，离不开芦苇剧本的优秀。

　　芦苇说：中国人不擅长合作。此言非虚。阅读过宋方金的三篇长微博与晒出的三集剧本，我认为宋方金没有说过一句多余而过分的话。《美丽的契约》剧组导演对宋方金的辱骂，完全丧失了一位导演该有的风度与礼仪。中国人的屁股其实和老虎的屁股一样，有摸不得之势，稍有成就的中国人更是如此。批评于他们，不是真诚对话，而是摸老虎的屁股，属于对猛兽的性侵犯。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颗极权的心，这是毛时代馈赠给中国人的礼物。多元，话语的多元，思想的多元，艺术的多元，对中国人是一种未来性奢侈品，它不属于当下。

　　但未来并不遥远，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中力所能及的更改。要想让中国影视产业的飞船不再被无知的明星、导演、制片人劫持“失联”，不再群魔乱舞，不再在抗日神剧与低劣搞笑间徘徊，就必须给予编剧真正的话语权。2009年成立，由一群编剧作为股东的克隆韩国影视产业模式的喜多瑞公司，便是一块不错的试验田。我希望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收获到胜利之果。没有人捍卫编剧的权利，编剧必须自己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尊重编剧，给予编剧真正的话语权，是中国影视产业走向正常化、规则化、国际化的必经之途。

　　文/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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