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台湾电影，一个很古怪的事实是，宝岛的电影人很少回溯本土的斑驳过往，即对“我们从何处来”抱持浓厚意趣。这一点，魏德圣倒显得格外孤绝。爱国导演丁善玺执导的如《八百壮士》这般的政宣片，并不具备刻骨铭心的历史况味，倒是台湾新电影的衮衮诸公，倒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自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悲情城市》，都指涉到国民党执政时所经营的那一份白色恐怖。有意识的是，台湾电影一牵连当下题材，显得特别古旧。当他们蓦然回首时，反而拥有一份不失品格和气概的现代意识。

这里要说的《悲情城市》对台湾电影乃至整个华语电影来讲，都具备里程碑的意义。但并非转折点。侯孝贤的同仁大多头脑清醒地没有跟风，而侯孝贤逞余勇之作《好男好女》也着实乏力，当他转向城市症候和异国情调时，正应了一首歌词：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侯孝贤在《悲情城市》前后，都没有这般具明确政治风向的史诗作品，也没有这样猝不及防地暴力过，大概是在散发侯孝贤少年时代的血海飘香。所以也有人称《悲情城市》是用小津安二郎的笔法在书写《教父》这样的家族恩仇，侯孝贤的电影从来没有这么大开杀戒过，明的，暗的，真是有太多生灵倒下了。同时，侯孝贤对剧作的依赖，第一次这么醒目，感谢吴念真（片中有出演）和朱天文。那种事关台湾人的历史创痛，在案头上，已经做到了肃穆安详。

说一点有趣的现象，和《牯岭街杀人事件》一样。帷幕一开，都有一盏灯在照亮。只是杨德昌将其固定在较中央的位置，而侯孝贤则把它放在顶端。但都在暗示，这一点光明，将很快被黑暗所吞噬。还是杨德昌，他的《一一》是以婚礼和葬礼贯穿头尾，而《悲情城市》则是大哥文雄的葬礼一过，便是四弟文清的婚礼。在杨德昌这儿是生命常态的呼应，而侯孝贤是一种倔强的延续，婚礼的场面一过，宽美已身怀六甲。文清和宽美的爱情，在这部冷冽的影片中，常如清风般予人怡然，如此静默又如此言无不尽。这是侯孝贤第一次和梁朝伟在银幕结缘，也是最后一次和他的御用辛树芬合作。

片中担任英文翻译的是赖声川，为方便在威尼斯电影节夺魁，意文翻译是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而著名作家张大春也在片中有出演。

说回到白色恐怖，时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在广播中，口口声声地说不会因对台湾现状不满而引发民运的民众秋后算帐，但很快关一批、抓一批、杀一批的暴力镇压已秩序井然地全部展开。而有识之士在酒后放言：这个政府，哪像个政府，完全是在开公司。真是让太多蝼蚁之辈心有戚戚然。片尾，吴宽荣和林文清的生死未卜，被极为克制地作出留白，连片尾字幕也没有交待一声。影片定格在林父和文良于饭桌上的照常饮食，一老一傻守着这个不像家的家，更像是无所谓国不国的拖捱着或有或无的那一点点力气。

《悲情城市》所着力描写的是台湾人刚刚脱离日据，又迎来了新的“战争”。这是深谋远虑的国民政府力图长期统治此岛屿而使出的下马威吗？反正按片中的说法，台湾人反正是“没人疼”了。而影片的核心历史事件，便是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城管与摊主的流血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动荡。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驻上海的21军驶船前往镇压，在基隆港口被群众拦截，21军也不客气，架起机枪便扫射。

半个月后，轰轰烈烈的二二八事件被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共有八百多人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