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百家讲坛”，就不会有所谓的“讲坛学者”、“学术明星”。于丹在“百家讲坛”上仅仅讲了七集《论语》、十集《庄子》，却在全国掀起阵阵国学热浪，较之易中天当年的“三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超女”、“国学奶妈”的封号扑面而来。于丹所到之处也必是前呼后拥，人潮涌动。

上海书展期间，在结束了众人瞩目的易中天、于丹对话之后，从粉丝堆里被架着出来的于丹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

轻松国学

从4岁接触《论语》开始，于丹一直抱着轻松的心态，“和父母聊天吃饭间，玩着玩着就学到了一些道理，我们那时没人逼着你读这读那，许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种随性快乐”。

小时候，父亲带着于丹去公园看春日开放的花朵，父亲问她花是死的还是活的，于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死的。于是，父亲将于丹举过头顶让她仔细观察，然后又放到地面再行观察，远近高低不同角度看了个遍，于丹发现了自然界的精妙。“‘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花不是活的，它们怎么可能闹起来呢？”

虽然居住于城市，父亲却经常带于丹去乡村体验书中的“情境”，父亲说，你只在书中看到麦浪，你见过真的麦浪吗？“理论要通过生活认识”，这也成了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课的一种状态，她总是将古人的智慧用小故事和今人的思维去解读，让广大观众轻易消化。

“聊斋讲师”马瑞芳在其新作《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评价于丹是在“用小故事忽悠全国人民”，“一大盆‘水’(小故事)，丢进几小块‘肉’(论语)，‘于丹心得’调汁，‘于丹心语’勾芡，愣是让成千上万的人喝了个不亦乐乎。”

充满迷茫与困惑的大众，的确是迷上了于丹这剂熨帖的心灵鸡汤。古为今用的人生励志讲解很容易让人卸下包袱，心驰神往。不过，如果剔除传统文化的“壳”，于丹讲《论语》跟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教育似乎没什么两样。

于丹自己也承认，“在如今中国价值转型时期，人们需要一个生命结构系统做支撑，而我们这时将这种典籍广泛传播出去，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是清醒的于丹不止一次地对眼下看似热闹的“国学热”泼冷水。“国学不是一天热起来的，它是长存于人们血脉与生活中的。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迷狂。”

作为百家讲坛的“讲坛明星”，于丹显然无法控制大众的非理性追捧，更没法阻止由此而来的种种批判。今年3月，在《庄子心得》的签售会上，一名男子身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文化衫前来搅局，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十博士更是上演了联名让于丹“下课”的文化事件。

歪曲文意、误导读者的批评在学术界久未弥散，于丹对此却相当坦然。“批评要明确问题的前提。如果是学术研究，欢迎探讨所谓的硬伤。但是传播，我讲的是心得体会，不必人人都要同意、遵从我的想法。传播和做学问是两回事，这好比是唯用与唯体的区别，传播为用，治学为体，学问不传播又怎能让人知道？我们用浅白的语句让大家都能听懂《论语》、《庄子》、《三国》，让每个个体都能获得启发。”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我的学问只是介于国学与传播学之间，我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传播学。而我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学术专著，至于一些专家学者把它当作学术著作来研究批判，我也无权干涉。我只能说，任何人看书读经典都会有感悟，都有表达这种感悟的权利。”

远离喧嚣

“我在‘百家讲坛’只讲了十七集，马瑞芳老师讲《聊斋》，还有纪连海、阎崇年讲的都比我多。红不红不是学术涵养能决定的，这里涉及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聊斋》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呐，《论语》又有多少人在看呐，《论语》是经世的学问，受众面更广些。”于丹认为是经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使得自己在百家讲坛400多位主讲人中脱颖而出。

对于自己在“百家讲坛”上创造的高收视率，于丹并未像崔永元那般痛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她认为在媒体短缺时代，收视率是个覆盖性指标。现在是媒体泛滥时代，收视率成了唯一可以量化的标准。但收视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品质。

“现在总觉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视大红。‘百家讲坛’不但高雅也不和寡，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纯学术，也非纯娱乐，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种状态。就传播来说，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对象重要。”

“我是教传播的，传播学是有策略的，电视是什么媒体，是全家收视的，有人聊天，有人翻报纸，有人训孩子的，这种情况下，电视不可能是四平八稳，有情节的东西才可以传播，为什么大家爱看电视，就是因为有悬念，有冲突。

“《论语》摆在那里是微言大义，应该说我的讲法是把这个道理找到一个故事的载体，把它划进今天的生活。就是很多故事的情节在变，人的名称在变，但是道理没有变，就是告诉大家那种仁义，什么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我想圣贤之言是用一句两句唤醒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这说的就是当下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今天，或者是朋友的明天。”

书展上海行，于丹收到了不下二十家媒体的访问邀请，她出人意料地基本上全部予以拒绝。即使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也保持着高度谨慎的态度，与之前在讲坛上谈笑风生、亲切随和的样子判若两人。“面对媒体的我与个人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一样，我深知媒体所具有的放大作用。”

面对今时今日长时间暴露于公众聚焦之下的无奈生活，于丹拒绝谈论有关家庭的一切话题。“需要暴露私生活的那是娱乐明星，我不是娱乐圈里的，我是个学者，学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别人对你的误读越厉害！”

“我不爱这种喧嚣，所以我在逐渐减少和外界与媒体的来往，慢慢地淡出。我想做个单纯的大学老师。现在的愿望是尽快逃离媒体关注的漩涡中心，回到学者的身份。”

一直绷得很紧的于丹，只有在讲述那个爱诗的年代时才显露出一丝真性情。“我爱雪莱，爱拜伦，也爱顾城舒婷。北岛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性。这个时代，许多人都不读诗了，变得愈发功利，大家都是独生子女，都忙着奋斗，快乐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于丹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多少磨难，她的人生充满着快乐与随性：在大学组织“玩委会”，听罗大佑的歌，看武侠小说，爱上咖啡馆给学生讲课……“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课堂上讲授专业知识，在‘百家讲坛’讲述国学都是我喜欢的事。”

突然而来的成功往往会让人无所适从，于丹却强调自己始终抱着冷然置之的态度，她觉得“女性的成功不是铁骨铮铮，而是能用和风细雨化解某些东西”。

于丹坦承：“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庄子，孔子也许改变不了现今这个社会。但《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人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做好自己。我只能说以一己之力尽量影响身边有限的人。而做好自己这件事太难了，它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我将用一生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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