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文喜欢在简单的故事里增加复杂的思考，《麦兜响当当》暗示了一个可能性:人有很多种，价值也有很多种，不是个个都要发达的，不是个个都要终生学习的，你也可以像麦兜这样“失败”地生存 图/麦家碧

麦兜的祖先麦子仲肥，他的名字与孔子仲尼相对，是一个吃饱了撑的思想家、发明家 图/麦家碧

很多人拿别人做标准，觉得自己有问题。道长才知道，原来李小龙也觉得他武功好。就像我们几十年来要赶美超英，突然发现，原来美国人也想学你

小孩子一次一次被骗、被训练，结果就会成为大人，成为比较自私的人。善良其实是很困难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或者运气，才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大人物

——麦兜之父谢立文

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

三峡囤积着大量的建筑者、搬迁者和文艺创作者。

2005年，李一凡和鄢雨拍摄的三峡库区一个村镇搬迁过程的纪录片《淹没》，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青年论坛单元沃尔夫冈施道特电影奖；2006年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价格创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拍卖最高纪录；贾樟柯跟拍刘小东绘画的经过，拍摄了纪录片《东》，同时还拍了一部《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6年，纪录片导演冯艳还在继续跟拍“三峡移民钉子户”，那时她还不知道将会把跟拍12年的片子定名为《秉爱》……

2006年，香港导演谢立文闲来无事，写了一个故事，也是关于三峡的。“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多文物的地方，可以突然之间被水淹没，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事。”吸引谢立文的是长江三峡大坝“那种历史感”，谢立文开始想象，如果考古学家能在这里把麦兜的祖先仲肥的发明挖出来，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谢立文是麦兜之父，他和麦家碧这对夫妻档1988年创造出来麦兜家族，被认为是香港精神的代表，在香港红了二十多年。

谢立文和麦家碧都不是爱出门的人，去香港的新界对他们来说都是长途跋涉，“一是懒，二是身体受不了”，所以两人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地图上对三峡的考察:“看了地图才知道，原来那里是湖北，跟着是上海。湖北那里有一个武当山，很好玩，就想让麦兜去武当学武。”

谢立文和麦家碧看过一集《国家地理》，就是讲武当山练功的小朋友的。在那集里，小朋友练功的地方，墙壁上写着四个字:“道法自然”。“故事写到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那就是“道法自然”。

《麦兜响当当》是从麦兜的祖先麦子开始的。麦子，名兜，字仲肥——与孔子仲尼相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电饭煲，但忘了发明电；他发明了电话，却在电话机前空等很多年，因为那时苏格兰人贝尔还没有发明出另外一台电话，所以仲肥到死都没收到过电话。“这些都可以让中国人会心一笑。”谢立文发现中国人很喜欢强调东西是自己发明的，“人人见到个东西软软的，都会踢它一脚，但中国人喜欢记录下它，说:‘我昨天踢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后人看到了，就会考证说中国人发明了足球。但通常高兴完了，又会觉得很委屈:‘中国人发明了足球，但是为什么打世界杯都会输得那么惨！’”

谢立文宅在家里，一直思考这个“怪圈”:中国人发明了烟花，因为“发明”这件事情成为“天下第一”，所以很开心；但别人拿了你天下第一的发明，反过来把你打得这么惨，你又觉得很失败。“那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女友介绍给自己的老友，结果女友跟老友相爱了。中国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错了，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自大、自卑同时存在。”

这些“极不重要极不重要”的思考，谢立文在梁文道的《常识》里找到了共鸣:梁文道在书中讲到他的发现，国内任何一个城镇，无论大小，都有一个标语:“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好像那个可怜的“××”以前不存在似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争什么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才会想到要去爱护这里？如果没争取到，是不是就要一脚踩扁它？这种情况发生在整个中国，就是一定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被赞扬就飘飘然，被批评就又要打又要杀。我想，一个强壮的人或者一个温柔的人，都未必会这样。”谢立文说，所以麦兜从来都是成年人看的动画。

在影片里，麦子仲肥庞大丑陋废物发明在三峡出土后，一直没人知道怎么处置，就当仲肥的后人麦兜比武前，这个弃之可惜的废物发明突然当、当、当响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一年等于一秒、3600年才报时一次的“千年钟”——这个大器晚成的发明最终体现了仲肥“吃饱了撑的”发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