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海报

《维基解密》剧照

朱利安-阿桑奇（资料图）

《维基解密》We Steal Secrets: The Story of WikiLeaks (2013)

导演：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

朱利安-阿桑奇，“疯狂的白发澳洲人”，他酷爱揭开秘密，并在2006年年底成立“维基解密”网站，接受匿名爆料，如果你手中掌握着某些公共事件、公共机构的秘密，可以通过一种不易暴露身份的方式，发给维基解密，经网站负责人们做过可信度审核后，这些秘密便会以原始不加编辑的状态，呈现在网站上，向全世界公开。这是信息和言论自由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它的实体可能只是阿桑奇手中一台不到3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它让公众了解他们本就有权了解的秘密，其中包括肯尼亚警察滥杀无辜、引起金融连锁反应并成为次贷危机最初导火索的冰岛银行丑闻等。不过，尽管维基解密早已是各国政府的眼中钉，但直到2010年它开始公开大量美军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资料时，才算真正摸到了秘密制造者们的G点，他们以“公开这些信息会危害到国家和民众安全”为由，向阿桑奇宣战了。

秘密公开，或许会对某些人造成伤害，纪录片里就有个例子：在阿桑奇获得的阿富汗战争资料中，有一份包含了向联合国军告密的阿富汗平民名单，如果这份名单公布，告密者极有可能遭到报复。在阿桑奇的“战友”们看来，无论那些平民做过什么，公布一份可能殃及他人性命的信息，既不道德也不合法，阿桑奇将原始资料透明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来自他的支持者和他自己。没错，秘密往往是复杂的，把它们藏起来偶尔也有看似合理的原因，一刀切地公开它，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结果，但也是因为这一点，让制造秘密的人钻了空子，谁能保证，所谓“不应该公开的秘密”当中，没有夹带着为获得一己私利的秘密，比如被美国军方压下来的残杀路透社记者，屠杀平民的录像带。秘密要么被多数人知道，要么被少数人藏匿，藏匿起来便无人监管，无人监管，谁又能言之凿凿地说，它们不应该被公开，公开他们会危害多数人的利益？

这是个难解的矛盾，《维基解密》这部纪录片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世界需要阿桑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简单地看待这个被过度复杂化的社会，用最直接的办法去处理，秘密也是一种力量，不该被少数人滥用，一个理想主义者为自由而战办法或许并不完美，但当他只能被困在某个大使馆的方寸空间里时，某些关于自由的承诺和标榜确实像个谎言，确实需要我们为之战斗。

《大失踪》海报

《大失踪》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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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踪》Missing (1982)

导演：科斯塔-加华斯Costa-Gavras

1973年9月，智利发生政变，国内大乱，经常有平民在街头被军警枪杀，美国记者查尔斯-霍尔曼本来计划回国，但因机场关闭，他跟妻子滞留在了智利，政变发生六天后，霍尔曼失踪。他的父亲联系了美国政府，并亲自前往智利寻找儿子，整个过程中，他都对美国政府给予了完全的信任。但最终他们只在一个叛军关押、虐待囚犯的营地，找到了霍尔曼的尸体。随着更多资料被公开，有大量证据显示，这场政变的发生，跟美国中情局资助政变发动人皮诺切特有直接关系，而霍夫曼被叛军带走并杀害，必然是有中情局的暗中授意。

再来看看维基解密事件，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一直宣扬阿桑奇手上已沾染了鲜血，希拉里表示保密资料是为了保护公民，但从《大失踪》这部根据霍尔曼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来看，真相完全相反，中情局隐藏的是他们间接杀害本国公民的资料，何来的保护？电影里有个细节，美国官方陪同霍尔曼父亲来找儿子的官员告诉这位全心信任他们的老人，不要跟媒体透露任何信息，这不利于我们的调查，现在看来，他们很可能知情，却导演了一出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的戏码，之所以能如此淡定的演下去，是因为他们在信息、情报、隐私的领域里，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少数派报告》海报

《少数派报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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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 (2002)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2002)

《少数派报告》在菲利普-迪克创作它，甚至在斯皮尔伯格把他拍成电影的时候，都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现在，它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变成了现实。小说和电影里预知犯罪的系统运作过程大致是：三位能够看到未来的先知通过机器把将要犯罪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由警察去阻止这个人犯罪。我们的世界里没有这种先知，但有一种说法是，只要搜集到的信息足够多，就能推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信息搜集的越多，预测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美国的“棱镜计划”，大致也可以看做以这种形式运作，而它获得“越多”信息的办法，就是侵犯个人隐私，美国政府也声称，依靠这个系统，他们阻止了很多起恐怖袭击。

把犯罪活动扼杀在孕育阶段，确实是个美好的愿望，毕竟很多罪恶一旦发生，伤害就永远无法消除了，亡者不会复活。然而，即便我们暂且不谈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问题，这个系统——现实的和电影里的——本身就存在问题，《少数派报告》里，有人利用那个系统嫁祸乔安，为自己脱罪，现实里，有人也可以利用这个系统获取政敌的隐私为自己谋利。《少数派报告》整个故事的发生，关键在于乔安是预知犯罪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他可以看到预测结果，更糟糕的是，他的部分同事更是有机会（非法地）看到先知脑海中的影像，从而策划了一场阴谋，美剧《疑犯追踪》设计了一种最初拟用于反恐的系统，电脑收集个人隐私并加以分析，个人无法接触这些信息，只能得到一个社保号码，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系统避免了人为干扰和徇私舞弊，个人隐私完全由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处理，似乎也降低了隐私被侵犯的感觉，但工具永远是人类的工具，工具永远有漏洞，它依然是炸毁个人隐私的定时炸弹，而且威力巨大。

《总统班底》海报

《总统班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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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

导演：艾伦-J-帕库拉Alan J. Pakula

1972年，尼克松暗中操纵中情局，在位于水门综合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并对政敌的重要文件拍照。40多年后，美国政府开启了棱镜计划，他们可以随时要求美国电信公司威讯通信向国安局提供用户电话记录，也可以随时要求查看苹果、谷歌等网站用户的隐私资料和通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十年前不同党派间的监听活动，已经扩大到了一个政府对全世界任何人的监听，“老大哥”已经赫然印在了每个人的电脑显示器上。

这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利疯长的速度，而公众能有机会注意到它们，经常需要依靠意外事件。《总统班底》详细的展示了这个过程：起初，水门事件仅仅被当做了一起普通的盗窃，如果《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没有注意到几名盗贼请辩护律师程序上出现了问题，他可能不会去法院旁听，也许就错过了CIA这个词。如果不是依靠着他和卡尔-伯恩斯坦年轻气盛的冲劲，随后穷追猛打的调查很可能也会夭折。总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尼克松的监听活动，都有可能被小事化了。这一“传统”保留至今，每一项丑闻的曝光，都会经历比好莱坞间谍片更戏剧化的意料之外的事。

《全民公敌》海报

《全民公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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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敌》Enemy of the State (1998)

导演：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

野生动物研究者丹尼尔安置在湖边纪录鸟类活动的录像机，意外地录下了一场谋杀，谋杀涉及国安局官员和国会议员，丹尼尔知道自己身陷危险，提前把录像带交给了迪恩，迪恩不但遭到国安局官员的追杀，他的身份也被定为国家公敌，丢掉了工作，银行账户被冻结。逃亡过程中，迪恩认识了前国安局探员莱尔，莱尔清楚国安局的各种伎俩，从而帮助丹尼尔成功脱险，并将国安局官员的丑闻公之于众。

国家隐私和个人隐私的地位并不对等，在《全民公敌》中，当丹尼尔掌控了国家机密，确切地说是有着国家机关工作背景的某个人的秘密时，他的处境就变成了丹尼尔对抗全美国，国家机器的荷枪实弹随时会对准他，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能欺骗舆论，无论是阿桑奇，还是斯诺登，都只能踏上逃亡，寻求庇护之路。反过来，国家窃取个人隐私时，情形却大不相同，他们要么在私底下进行，我们根本发现不了，某些怀疑也会被视作阴谋论，一旦这种窃取行为曝光，盗窃者又会把一尊保护公民的靓丽王冠带到自己头上，所以，《全民公敌》最后，迪恩把那位国安局官员拉下马的结局，多半还是来自好莱坞的美好安慰，或者说，那位国安局官员谋杀国会议员，最终可以当做他个人的行为处理，若是真正触及到国家机器的核心，触及到真正有权利的利益集团，正义的指针可能依然会颠倒，真相可能会像《影子写手》结尾的纸片那样，飘散在风中，成为另一个阴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