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7月14日、15日两天，恰逢侯孝贤来到杭州参加自己电影的研讨会，凤凰娱乐与这位台湾电影大师一路同车同行，并进行了深入交流。

当年《青梅竹马》影像中，面如满月、江湖气十足的年轻人“阿隆”，先后凭借《儿子的大玩偶》《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电影，引领并推进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进程，也成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华语导演之一。光阴留下的故事，除了脸上愈加深刻的纹路，还有更为深邃的目光，对电影，对人生，对社会诸种反思之语。

大师聊大师，听者多少会有奇妙之感，尤其是侯孝贤与杨德昌这样两位一同扛起“新电影”大旗，又齐名于当世，让世界认识台湾的影人，他们曾经的惺惺相惜，携手合作，令影迷神往。虽然两人曾有疏远，侯孝贤仍然称杨德昌为“最要好的新电影伙伴”，“我们通常都是无话不说，任何创作我都和他讨论，故事想法，全部都给他，他也差不多。他话可能没有我多，比较少，但是他就是笑的咪咪眼这样，一直点头。”

《悲情城市》将在北京展映，这部有关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电影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侯孝贤笑称其实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很悲情”，但他并不认为在内地放映会有多大的历史意义。他提倡大陆面对好莱坞来袭还是要坚持本土化的创作，开拓只有华语片才能做到的类型电影，如果要让年轻人提升电影素养，就要从小抓起，并需要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来辅助推进。

电影人之外，他还被台湾人称为“愤青”，在台湾的公共规范违背常理的时候，他会直言抨击，体现了对现实的敏感和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我不会开车也不用电脑，就坐公车和捷运，感觉很过瘾，每天看一堆各式各样的人，永远在一个不是那么方便的生活中，你就处处会有感触。”

世代更迭，气象万千。可他不担忧，“个人的工作能力跟个人的记忆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目光很厉害，你永远不会倒，而且在这个世界你永远会有一种自信有一个位置，这是很重要的。我不过是个拍电影的，但是我很清楚我不会去迷那些有的没的。”

这个从《风柜来的人》，年逾65，豪气犹存。记录《悲情城市》，书写《恋恋风尘》，拥有《最好的时光》，并将开启诠释侠义的《聂隐娘》，“侠最简单的就是你对人的一个方式”。新片开拍拖延至今，实因身负台湾电影各种事务，面对盛情和责任，他很难拒绝。“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是他高中时的名言，可见传统文化之浸润，也成为其为人之信念：始终面对当下真实的自我。这也是侯孝贤多年的电影生涯中，一直在坚守和实践的主题。用他的话来说，“电影的骨髓应该是这个底子，你一定要有这一块，不然拼不过好莱坞。”（文\秦婉 图\卡卡西）

侯孝贤谈起武侠和年少往事眉飞色舞

谈《悲情城市》：开放这种政治性的题材没那么容易

凤凰娱乐：《悲情城市》是23年之后因为这次的活动在大陆有一个小规模放映，您觉得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侯孝贤：我也不知道，两年前跟我讲说要办，拖到今天办成，其实我的片子谁没看过，大家都看过了，大陆出的一套一套的，就是没给我钱而已（笑）。但是很多人没看过大银幕，所以大银幕可能也会吸引人看一下。我感觉每次只要是商业电影到一个程度，或者是整个电影发展中遇到什么状态，他们就会拿这个来讨论一下。其实他们也应该讨论一下你们第五代那时候拍的，等于是大陆的新电影，应该是这样才好。

凤凰娱乐：因为这个电影是关于台湾“二二八”政治事件，另外我们也联想到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巴莱》，其中的“雾社”事件也是台湾的政治事件，它现在也在内地上映，那么是不是说这种有关政治的电影渐渐地有一个开放的可能性？

侯孝贤：不可能，时机还没到吧。我1990年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就给他们《悲情城市》的拷贝了。我感觉要是开放这种政治性的题材没那么容易，譬如说我想拍一个汪伪政府时代的，就是胡兰成写的那个《今生今世》里面的那个胡奶奶，孙爱珍，本来想拍一个叫《上海爱珍》，但是那时候我拍《海上花》时有去问，现在好像还没开放。它的背景就是《色戒》的背景，《色戒》都不能讲那么清楚，所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

凤凰娱乐：台湾出过一本《悲情城市》二十年的纪念书，里面曝光很多未曾见过的照片和资料，现在回味此片的拍摄过程，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侯孝贤：我是从《童年往事》还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把那个剧照保留下来。因为以前电影公司都找剧照摄影师来拍，拍完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交给电影公司，然后剧照摄影师根本没有个人的著作权的。后来我就跟他们签了约，就是你提供，但是所有的底片你保留，但是你要一套彩色的底片要给制作公司他们要发行用的，那么其他黑白的你们自己保留，除非有需要再请你们印给我们就好了。我们出胶片出工钱，但是把这个底片给他们，是从《童年往事》开始陈怀恩当摄影师的时候，好几个片子都是这样。所以都保留在他们那里，在制片公司根本有时候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然后这个叫陈志伟吧好像，我们拍了多少照片，但是我们用只用一点点，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这次是因为要出书，而且找他访谈，他把照片弄出来一堆照片，所以这让我觉得当初的做法我感觉是对的。你要尊重了那才会保留这些东西，所以他有很多照片我看了都是自己没看过的，很多事情都忘了，他们二十年有些事情都记得比我清楚，我看了这个也看得很有趣，有张靓培做的，而且我都忘了张作骥了，副导都忘掉了。因为那是后来的，我那个副导前面走了，被那个制片打跑了，《悲情城市》是很悲情的。

凤凰娱乐：还有哪些“悲情”的细节？

侯孝贤：那就发生很多事。因为我的个性是不行的，一开始邱复生找我拍的时候，写好剧本了，工作人员什么的大概都OK了，打预算，好像是1100万还是1200万，忘掉那个数目了，然后他说朱延平之前拍了一个片，搭景才1300万，你为什么要那么多钱这样。这种老板就是，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就算了，口气又不好，我说那就不要拍了嘛，无所谓我就停了，停了都没跟他讲，不理了。

是那个葛福鸿一个月之后问，你们那个什么时候拍啊，她才知道。那就找杨登魁先生当监制，他那时候刚刚出来，我其实跟他不熟，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要拍可以，但是你不要念来念去，就是那个钱怎样怎样，多少多少这样，而且我直接就噱他这样，然后那个杨登魁就在那边笑。找杨登魁当监制我说没问题呀，好啊，然后就决定拍了。然后我看他恨的，因为他一生气他会这样。

后来就杨登魁管，当监制，所有的钱从他那里领，很顺利啊，没有什么，而且是超支，他中途也是超支嘎嘎叫，但是最后就是因为这个片子他才整个，不管是跟邵氏或者是TVB合作，整个才起来嘛，我感觉。不过他有这个能力了，他有这个眼光。所以你有眼光OK啊，我给他监制三部，我说再拍第二部就是《戏梦人生》，我说那就不要讲了，五千万，一下讲五千万你什么都不要管，拍完了就停了。第三部我跟日本合作不跟他合作了，我跟他签三部没有了。

凤凰娱乐：当时的时期是刚刚解除戒严，马上就拍出了一部跟政治事件有关系的，它在内容上有没有遇到阻碍？

侯孝贤：那都解严了那怎么办呢？1987年解严，1988年蒋经国去世。我也不知道，其实可能还是有事吧，但是我不管的。

侯孝贤回忆与杨德昌的交情

谈杨德昌：新电影三十年中交情最好

凤凰娱乐：我们其实挺想让您跟我们谈谈台湾新电影三十年的这些人，像小野、朱天文他们的书都写得非常感人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发现有点遥远不是特别清楚。

侯孝贤：其实没什么就是这样，以前就是天天在一起嘛，在杨德昌家，有一个白板上面写的，吴念真记得，什么国片大本营，然后里面写了一行就是他想拍的一个电影的片名或者主题这样，列了一堆。

他其实跟我非常不一样，他那时候回来脑子清楚的咧，你想想他出国差不多十年，而且已经是在做电脑设计的工作，上班了，他是36岁那一年突然他想改念建筑，因为他画画很厉害。然后他的好朋友问他说，你念了建筑会不会想电影，杨德昌说会，那你干脆去拍电影了。后来他就去LA修了几个课，他感觉那个老师讲的根本不行，就直接回台湾了，就直接加入了。其实那个是36岁的时候，一个人36岁的时候突然改变要回到原来的完全不相干的职业，那个是要很大的意志力，我感觉他是非常厉害的。他妈妈知道之后快疯了，一直不谅解，直到他得奖他妈妈才谅解，所以我感觉这个也是很奇怪的。走这条路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电脑设计师就很好吗？他假使那时候走那种路，就是后来他的同学施振荣（台湾宏基电脑品牌的创始人）这些人嘛，他们同学都是那一票的。

他小时候很好笑，他爸喜欢放那个世界名曲，所以他从小听那个，他后来在《海滩的一天》是把它嫁接到一个家庭，其实那就是他的童年。然后他回来他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看不到的，我们在台湾，在你身边那你没感觉，他回来整个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前面几部片子《海滩的一天》和《恐怖分子》其实都在讲台湾结构性的问题那时候，只有他有这个穿越能力，我们只能看见台湾我们身边的状态和人，但是没有办法像他那个角度那么犀利，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他拍《青梅竹马》的时候我当制片嘛，去跟片商谈，然后自己跟我朋友借了一百多万，请他们投资了，还有把我丈母娘的300多万买一个店面的，那时候店面很便宜嘛，后来那个片子四天就下片了，蛮惨的，找我演了跟那个蔡琴，拍完了他们结婚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所以其实我跟杨德昌后来因为蔡琴，所以我们两个就有点疏远，但是后来在《一一》的时候吧。我们又一起，又会常常见面的，我们常常在他家有时候看什么片呢，他喜欢看大岛渚的《少年》、帕索里尼的《伊底帕斯王》。

他看到的他成长的地方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在美国待了十年，所以他的电影非常的犀利，在解构台湾当时的社会，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是单位里面，像恐怖分子，那《海滩的一天》也像他自己的自传，他是转借成一个方式，把他放在一个台湾人的家庭。其实他表面上是在说一个家庭或者是说一个男女的关系，像《青梅竹马》男女关系，实际上他说的是城市的改变，现代的改变。

而我拍片是有一种节制，而且什么空间都可以用，就只有这一间了，我们就想这一间怎么弄，所以这两个是完全，在拍摄的角度跟这种思考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杨德昌我感觉他后来开始改变了，开始从《独立时代》以后开始改变了，隔了很久的时间，他创作是隔了很久的时间，后来到了《一一》，《一一》我到现在还没看，因为他已经去世了，我一直还没看，还没去找来看，一直放着，一直不去看这个片子。

因为我跟他的交情其实是所有新电影伙伴里面，我是跟他最要好的。曾经因为他娶蔡琴，然后中间就比较孤立了。蔡琴的事我就不说了，本来他们都已经离婚，而且人都去世了，所以其实两个很要好，通常都是无话不说，任何创作了什么我都给他，每次讨论都给，故事什么想法，全部，他也差不多。他话可能没有我多，比较少，但是他就是笑的咪咪眼这样，一直点头，这是杨德昌。

侯孝贤谈及台湾电影变化鼓励中又表达些许隐忧

谈台湾电影发展：担心新导演太电视化

侯孝贤：其他新电影这些伙伴，比较熟的是有合作的万仁和曾壮祥。万仁就一直着迷白色恐怖那个期间，因为他的父母就经历过，而且他母亲的朋友活生生的就是被关了很久，所以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他后来的《超级大国民》等很多片都是这方面的。曾壮祥拍了几个片就不拍了，就去教书去了。那张毅呢，他也是跟我一样没有离开台湾去国外念书的，他拍《玉卿嫂》，还有什么《竹剑少年》，当然后来就转业了。陶德辰后来也不见了，听说现在失踪了，找不到人，陶德辰就是陶希圣的孙子，我还帮他演过一部片叫《土地公》，我演一个流氓，很好笑，因为我知道流氓穿什么样，以前混了很长的时间，早上出门就穿好，走，出门呢就槟榔就开始买了，就开始吃了，一吃槟榔以前的那种感觉全都来了，整个就是，从出门开始就已经是一直到演完，每天这样，那个经验也蛮好玩的。

你现在叫我当演员不行了，为什么呢，太自觉了，在这个现场看到别人在处理，你忍不住会去说那个不对，那个应该怎样，不行，完全不行了。所以大概新导演这些，因为我们时间其实不长，坦白讲时间真的不长，差不多七八年吧，到《悲情城市》以后几乎没了，只剩下我跟万仁在拍了，其他的都没了。

前面那一批基本上可能再延续个一部两部吧，那一批他们从国外回来的，杨德昌也拍得很慢，只剩下杨德昌、万仁、我拍，后面就没有了，其他没什么人拍了。因为那个市场还是最重要的，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回收了之后，就没有人投资了。

以前最早刚开始的是琼瑶的电影，到后来就变成是那个叫社会写实片，王菊金的《上海社会档案》开始，一堆社会写实片，几乎这个社会写实片是跟新电影是一起的。我拍《小毕的故事》的时候本来是要用那个《上海社会档案》的那个女主角，那时候很红，后来根本没钱付她。没办法了我只好找张纯芳，演学生电影的。所以那个时期社会写实片越来越红，也很卖座的，然后《错误的第一步》很多这种，都是跟那个黑社会有关的那种片子，可能也跟香港的片子的影响也有，所以到《小毕的故事》之后才有这个空间出来。

新电影起来以后，取代了这个社会写实片，但是最多五六年吧，票房就不好了，票房不好了以后，后来是全部香港片的市场。香港片一卖座，台湾的片商就捧钱去买，就指定导演，指定演员，然后这样下来差不多有个快十年了，因为片子都一样，然后又把香港拖垮了，因为你创作一直重复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一直在拷贝自己的，然后你就没有创新，钱很容易赚，差不多维持了五六年，六七年，然后就一下没有人看，全部没有人看的，所以一下那时候电影整个是空的。

台湾跟着我们的脚步的就有一群，做我们的副导，有张作骥（《黑暗之光》）、林正盛、吴米森他们这一群，也做不起来。其实很可惜，他们这一群其实能力都很强，还是有他的独特的风格跟魅力，可惜就是一下没了，最后香港电影也没了，所以整个就空了，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那时候的华语片的票房只占0.2%，总票房的0.2%，差别实在太大了。

后来就开始另一拨真正的年轻导演。也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些是在本土的，那就是从那个杨雅喆的《囧男孩》、林书宇的《九降风》，林书宇他是美国回来的，杨雅喆是以前在拍电视的，他现在新拍了一个听说也不错。

然后到那个魏德圣的《海角七号》，我那时候都是台湾电影节主席，所以所有的片子竞赛，台湾所有的片子，包括短片、长片全部一起了。那时候竞赛很好笑，有时候是纪录片、动画片、短片、剧情片全部一起竞赛，有时候是长片得最佳，就是第一名，第一名有一百万，有时候一个短片就得第一名，就得一百万，所以那个激发创作力很强，大家都参与性很强。

我那时候看《海角七号》，因为选为开幕片，看完我说这个片子一定卖钱，但是你要做得对。我就跟他们的负责人讲，你唯一的做法就是试片，试片的意思就是你找试片间，哪怕只有几十个位置都没关系，你一直试，他试了多少，七千人次。用这种方式宣传口碑，然后他们再开始在网络上，不管是facebook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用，因为我对网络是完全不熟，就一直把这个讯息放出来。因为你已经有七千个人次，网络上他们就会去讨论，到上片的时候，那个魏德圣因为很赶，那时候国片，就是我们台湾片在台湾上映最多3个拷贝，5个拷贝，10个拷贝就不得了了，10家戏院这样演都不得了，他一下就50个拷贝，起先是30个吧，后来很快就50个，越增越多，一下票房就五亿多，那五亿多票房就是200多万人，快300万人观影人次，很多人是看了又带朋友来看，有的看了又带家人来看，所以又变成一个风潮。而且魏德圣的剧本很厉害，他处理那些小人物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这股风，魏德圣这个片子一起来以后，所有观众很怪，就马上就回来了，接连着就是每个票房都非常好，包括豆子（钮承泽）的那个片，《艋舺》，然后每个票房越来越高。但是到现在又开始有点下滑了，最近没有什么片子特别卖的。《赛德克·巴莱》之后，然后过了就是有《阵头》，就是这种非常local的片子，《阵头》就是，其实就是庙里面的这种，因为庙有时候要出巡，神要出巡，他旁边有时候会有那种鼓什么的跟着，这是有点励志片的。还有那个《翻滚吧！阿信》，到豆导的第二个片《Love》，还有那个《痞子英雄》，《痞子英雄》在台湾卖得就还好，然后在大陆卖得不错。《赛德克·巴莱》在内地就卖得不行，因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是一种发行上的一个限制，因为这是一个技术上很多这种方式。

凤凰娱乐：有可能观众不是特别理解《赛德克·巴莱》的雾社事件。

侯孝贤：宣传也太短，所有的片子宣传时间太短，因为他拿到准演执照才十天。

凤凰娱乐：剪辑得也很多。

侯孝贤：对。因为他本身两个片，两个片剪成一个片子，其实说那两个片子来讲我感觉太长了。可能是因为市场上的衡量，它花了太多钱，就把它变成两部片子，然后再加他这种《海角七号》，这种很卖座的威力，所以它卖得其实也不错，在台湾，有个四亿左右。

那最近这一年几乎好像没什么片子，片子有，但是都做不起来，我感觉有时候这个是，可能豆子他们再拍一个新的，或者魏德圣再拍一个新的，可能还是会有号召力。但是我担心的其实是，我感觉他们都有时候会太电视化。

侯孝贤谈及国产片前景一直强调要本地化

谈对内地的建议：抓住本土文化打造新类型片

凤凰娱乐：您对内地的电影有没有一些建议，因为现在内地也放宽了好莱坞引进电影的数量，都受到冲击。

侯孝贤：好莱坞是挡不住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跟好莱坞抗拒的，欧洲更差。法国是因为它有一个电影制度，股票，电影税，各种的电影税，你都要投资电影的这种，比如电视台你放影像的，总营业额的3%还是3.5%，它立法通过的，你必须投资电影。然后电影票一个是抽10%左右，一张票的10%，现在涨到11%了，都是回到电影。它也去鼓励这种，有些是鼓励来申请的，从剧本鼓励一直到整个片的补助都有。又有就是你直接票房高了，比如说超过了一个亿，他自动就设一个户头，然后你每一张票的10%的就进入这个户头，这个户头比如叫《海角七号》，它就进入这个，这就作为你下一部片子要申请启动或者是筹备的最好的一个开始，制片跟导演都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上次两岸三地也讨论过，其实观影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我说内地，重复性蛮大的，喜欢看电影的人，才两千多万人，以我们内地的十几亿人起码要有个两亿，两亿的话就不得了了，所以观影人数不足，可能要调查观影的人大概都是哪一种，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观影人数最多的，在台湾也一定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有时间，你说上班族每天赶着上班根本就没时间，最多礼拜六，假日才会来看，那主要还是学生机会比较多。

所以电影你说要到一个，可能要电影工业到一个程度你才有办法。现在新的人要出来没那么容易，因为他有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商业机制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你要拍这个片子，他认为应该是谁加谁，一定要求这样，那有时候还没办法，你说你加一个李连杰很贵了，接近差不多千万美金，但是问题是他北美南美都可以卖，所以那个钱等于是你花那个钱，实际上是从那边回来的。你这样的话在国内它就变成保证，票房保证吗，不一定，当然最少他在宣传上各方面他有个声势，所以这个商业机制，这是没办法。

台湾也是，国民政府时代戒严的时候你禁书禁再多也不会两百本，但是现在就是你一个出版社它自己就会判断，你就不会出，选择书，出版书，因为很多翻译书，台湾以前出版非常蓬勃，现在就越来越缩减，完全就是可能某个电影拍了你就会出，这就叫连带的一个宣传的模式。

电影要怎么振兴，坦白讲非常非常困难。我昨天说到这里只有说仰赖年轻的创作者，但是年轻的创作者要等他们技术成熟，没有几年是不可能的。要缩短他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可以像职业剧场，你从一年级开始当小助理，到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大助理，所以他一毕业他就可以进入职场，所以现在这种电影的这个教育方式也要改变。

你要跟好莱坞较量非常难，所以我感觉每个地方都要做自己的local（本土）点，你不要去学好莱坞，哪怕形式学它，以前像《疯狂的石头》，这些其实都是叫黑色电影，黑色是最真实的，意思就是你什么样的人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是不自觉的，这个元素是在这里。所以你假使要模仿这个黑色你就要回到local，各种类型的电影还是要回到本土。

凤凰娱乐：内地虽然对于国产电影有一个保护月，但还是有很多片子放映不到一周就下片了。

侯孝贤：我告诉你戏院基本上就是做生意的，所以你还不抽他们电影税吗，他们贡献什么，他们只是赚钱的，然后片子他选择，而且你一不好他就下你。以前台湾是不可能的，签的几天就是几天，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好的话，这个戏院不要别的戏院要，会一直延续，现在不是，现在根本不可能，大陆我知道，这个是要规范，这个就要立法，或者是有一个强制的方式来规范，不然没办法，不然你怎么保护。那WTO的意思就是不能保护。

凤凰娱乐：现在有一些新的合拍电影还是很有力量，两岸三地这几年的融合是越来越亲密。您怎么看？

侯孝贤：像《让子弹飞》这些电影纯粹就是在国内，但是它技术上会跟韩国合作，《让子弹飞》就是，只有姜文会拍这种。但是合拍片，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大陆，所以你local的这个性格要非常突出，local你要说会很土，怎么土，我拍的都是local的，绝对都是台湾的，我的电影就是一个节制跟限制。两岸三地合作现在其实是在消费以前的东西，因为以前香港拍这种类型片太多了，没想到他又重新复制来，那这种类型电影里面有一些元素是外国人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要创出我们自己的类型片。

比如武侠片他们都拍得一样，因为他们（香港导演）从以前香港，飞到台湾，台湾之后是内地，整个武侠片的拍法跟内容，基本上在拷贝而已，所以没有自己新的一个视野，所以我感觉研究只有华人世界独有的新的类型片，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好莱坞片它打入全世界，基本上都是比较大型的电影，文艺片很难，每年出产差不多600部吧，在全世界卖座最多不会超过10部而已。

所以为什么local戏那么重要，其实我也说过，你每一个省，你不要把电影想得太远，你每个省都有制片厂对不对，现在没了，你每个省就是你拍你的local，这个省，你要把你这种local的特色要深入，然后看你能不能找到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其实在电影上很多，然后你是怎么移植过来，形式上移植过来，但是你要怎么表达，这个内容完全是要local，那你就能抓住。像法国有一个片子叫《邮差》，一个local片子，成本很低，卖了50亿吧，2300万人次，等于是台湾所有的人都去看了，它其实很土的，就是语言上的一种。

像各省的语言都很生动，我拍闽南语的电影也是，就像我拍《海上花》一样，让各地的演员干脆都讲上海话，不然就讲他们自己熟悉的广东话。所以假使都有各省不同的风格的电影那不是很过瘾吗，而且local性很强。

凤凰娱乐：你思考的问题的方式也是用闽南语来思考吗？

侯孝贤：杨德昌是用英文。杨德昌出国十年，所以他用英文思考。我没办法，我还是用普通话。我闽南话最熟的时期是在庙口，生活上的语言我家是讲客家话。

侯孝贤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谈新片《聂隐娘》：“侠”是对人的一种方式

凤凰娱乐：《聂隐娘》会怎么样去设计？

侯孝贤：《聂隐娘》是一个唐人小说，我很早以前就看过。那所谓的侠到底是什么，他其实是刺客，这个刺客你随时可以杀人的，在中唐时代，安史之乱后整个天下很混乱，所以他才会写这种。

但是你以现代的观念来讲，凭什么杀人，连国家杀人都会被质疑。所以我就重新思考这个，从人开始，他其实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师父带她去市场杀人，杀一个大僚，他的观念是孟子的“杀一毒夫可救千百人，则杀之”。但是有的时候误杀怎么办，所以我感觉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她第一次刺到那个人，第二次潜入人家的大厅，躲在梁柱那，有两个小孩跟着对方在玩，然后睡着了，她回头走了，她没办法，下不了手。师父问她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那她说因为有小孩在旁，不忍心下手，师父教她说，以后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是先杀小孩，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其实她就是要训练她成一个“杀人机器”，就是你不能心软。后来送她回家是杀她的表兄，藩镇的头，这是以前跟他一起长大的，本来两个人可能结婚的，回去杀。我又重新改了整个电影，最后还是我自己的想法跟观念。

凤凰娱乐：对于您刚才说的要做自己local的武侠片，您觉得他会是一个新的武侠片的类型吗？

侯孝贤：武侠就是侠，侠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你对人的一个方式，你看到弱者或者对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你逃不掉这个，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他的处境跟他的不得以。我们没有资格去杀他，但是每个人都各有他的动人之处。

我的电影绝对是这样，但是你要做到这个他的这种处境跟他的个性本身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一直回头看，我受了武侠小说和传统戏曲的影响。其实小朋友最好就是看比如说《三国演义》这种小说，或者是武侠小说。

你知道我高中时候的名言是什么吗，“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跟曹操相反。这些影响基本上都是武侠小说的影响，是最彻底的中国的传统。那个电影的骨髓应该是这个底子，你一定要有这一块，不然拼不过好莱坞。

凤凰娱乐：就您刚刚说的《聂隐娘》，那这个片子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

侯孝贤：因为我很忙，我要金马奖，然后又什么什么就电影基金会，然后太多事，我告诉你我假使要处理的话处理不完的，很多事我干脆就不理了，但是还是一堆事，因为你到一个位置你没办法，你不做怎么办呢？像开会，因为他们电影处整个转成文化部了，里面好多事，然后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没钱的状况，“国库”空了，前面答应的奖金都没了。

凤凰娱乐：您就不能推掉这些所有的事情去创作？

侯孝贤：不是，我现在是最后一年，连导演协会会长也是最后一年吧，到明年差不多四、五月就结束了，本来金马奖是最后一任的，但是他们说明年五十周年，又要叫我再连任一年，那好吧，就算再一年吧，反正把该做的做了就好了，其他时间我除了自己拍片，其它就是要带一些不同的年轻人，整个专心在制作上。《聂隐娘》现在在搭景，在湖北拍。

侯孝贤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谈创作：深度就在表面

凤凰娱乐：您认为创作者是怎么样把握敏感题材中的“求真”？

侯孝贤：求真不是真的真，我说的写实是写的实，是文学上的用语，写不是真实它是写实，所以你要在这个真实里面你会找到一个角度，因为每个人看事情都不一样坦白讲，一件事情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可能每个人看的完全不一样，每个人角度不一样，这就是写实。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真实的某种元素，你要到位，哪怕你放大你都要到位，放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你们看过那个温特森英国那个女作家吗？她形容打撞球穿那个裙子是这样子大到那边去的，其实不是她形容的那么大，但是她其实是强化中间让你去想象那个画面，很厉害的。她写拿破仑喜欢泡热水澡，她形容他那个浴缸是可以装下整个战舰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大火炉是不停的烧热水的，他随时要洗热水这样，不停的准备、不停的准备这样。这些都是把它放大，然后去呈现它的某种，你很难呈现的东西。

凤凰娱乐：现在的社会节奏变快，包括您今天也说九把刀的电影比较电视化，会丧失一些韵味。那其实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困惑包括我们自己，怎么样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面能够做出有品质有沉淀的东西。您是怎么理解快和慢的关系？

侯孝贤：快和慢完全是你表达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韵味。快不见得真正的快，是剧情在快，剧情的焦点在转移的时候很快，慢也不见得是慢。所以这完全是创作者做出来，观看者的心理活动。你要是没抓到，那就慢得不得了，没抓到根本就没办法看，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快、慢他是更为主观的。

所以电影的表达，基本上我常常说，你到底表达了多少，你表面是多少，隐藏了多少，其实它有两面的，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有个深度的。就像卡尔维诺说的，深度在哪里？深度就在表面。因为深度是隐藏的。因为你透过表面的结构，表面呈现的这些蛛丝马迹中间，有些人就能感受到这个深度，它会自己去延伸。那你做到做不到，是你自己能力的问题，我感觉基本上是这样。因为现在的东西都是很快速很浮面的嘛，那个讯息很简单、很快，所以深度有时候不足嘛。

凤凰娱乐：卡尔维诺之前还说过“别人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侯孝贤：那个不是，那是一个艺术的形式，是一个艺术的形式，卡尔维诺有一本书叫《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是他准备演讲的，还没有讲去世了，他里面有谈小说的结构，轻、重什么很多各种，他就想讲到深度，他说深度是隐藏的，深度在哪里，深度就在表面。就是文字跟文字之间透露的蛛丝马迹，跟不可说明的无法说明白的这种含义，这种文字的结构里面它透露出深度来，意思是这样。

凤凰娱乐：那深度的获得，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和建议。

侯孝贤：有，我在台湾以前是希望文建会去购买全世界的公播版电影。像法国他们电影中心买了公播版就是教育用的，他们都是买拷贝，不买DVD。比如说一个片子买了20个拷贝，就在官网上面有介绍，所有的内容都分类，各种小学、中学的教师可以上网，也可以教他们。当你决定要放什么片子的时候，他通知就去了，有时候直接在地方的戏院，因为他们的艺术戏院很多而且都有补助，有时候这个地方实在没戏院，他们会派放映队去放给小朋友看，它有一套东西你随时可以要求，不只是电影，美术、各种博物馆、音乐什么都有。有时候会去小学演奏，而且他们给小朋友看的绝对都是最正的，不是那种随便找个人表演，不是，那是最纯正有一个高度的，交响乐的或者是什么，所以我感觉那个是你这样对小朋友来讲实际上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嘛，从小一个月看一部电影，看到小学毕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又常常看画展听音乐。各种造型艺术他们从小都接触的话，他们长大那个脑子就跟我们不一样的，一定不一样，哪怕做的是理工你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感觉不见得你出来是做艺术这一行，但是你的眼界跟那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人文素养底蕴，要从小养成。

但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说有些就是要立法，我感觉内地有这种认识的话，你要做这件事情很容易，不像台湾你要立法，就吵作一团，我们就要去游行，然后去抗议，然后去盯立法院。这种立法可能就是只有几个立法委员长主导了，但最后投还是要大家投，在台湾这些都非常非常困难。民主有时候是很难的，你没有那个协调的机制的话，那根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谈自身：在台湾他们说我是“愤青”

凤凰娱乐：如果现在关于您作品的问题有很多了，如果大家现在对侯孝贤名字的兴趣要大于对侯孝贤作品的兴趣您会怎么想？

侯孝贤：随便呐。

凤凰娱乐：您不在乎这个？

侯孝贤：完全不在乎，我从来不去想这种事，我评论都不看的，你想想看，我以前就不看，你要去计较这个或者是看这个何必呢，你还是很清楚你就是想拍片而已嘛，我就是拍我的电影，成败我自己很清楚。所谓的成败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拍摄作品成或者败我自己认为的，那别人可能认为很好，对我来讲不是，我自己看我自己。

凤凰娱乐：什么可以打败您干扰您，或者会打败您对某一件事的追求？

侯孝贤：还好，因为我就做我的嘛。

凤凰娱乐：有许多跟您一样执着的导演，甚至是其他的艺术家，但是可能面对一些外界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动摇或者是怀疑自己的初衷，我觉得您是对您自己的初衷特别坚定，所以有这个问题，您觉得什么可以动摇？

侯孝贤：动摇不了吧，因为对我来讲拍片就是拍片你可以一直拍，你今天只有一点点钱也可以拍，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且名是什么呢，你自己最清楚嘛，干嘛要外面的名呢？你要看穿这个嘛，这个没什么。

我常常看别人每次去坎城就很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像我《南国，再见南国》那个科波拉来，看了两遍，他是评审团主席，把台湾的记者都叫来，他讲他懂这个片子，什么什么讲了一堆，在大会的记者会他说昨天晚上做梦还梦到这个片子，但是问题他是主席，他不会去强迫其他的评审，其他的评审看不懂怎么办，他不会去要求。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有时候我当评审还是会用交换的，因为你们都有你们的坚持，我坚持的都没啊，或者是发火的，我不管你们说什么这个片一定要得。我当过好几次评审，后来不当了，老跟人家吵架。科波拉就是不会，本来要在美国发行这个片子的，但是这片完全没卡司对美国来讲，发行需要很多钱的，所以他没发行，后来在日本发行。如果他坚持的话，这个电影一定得奖，以他的那种说服能力。就像林谷芳讲的，一流的作家，二流的在评审，那凭什么评呢？所以你那么在意其实根本不需要，这就是名。

还有就是物质，物质是你今天很简单的，你看我穿着是这样对不对，我懒得换，这个裤子多久？二十年，它不坏。那你说我今天假如换个皮鞋，换个什么样的裤子，整个要换，多累啊！你习惯这样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不会开车也不用电脑，然后坐公车跟坐捷运，我感觉很过瘾，每天看一堆各式各样的人，永远在一个不是那么方便的生活中，你就处处会有感触。

所以我像愤青嘛在台湾，他们说我是愤青，愤怒青年，没事就骂人，主要是骂也不改变机制，也不重新立法，也不思考，整个政府做事那么粗鲁，捷运里面那么粗鲁。那个博爱座真的是我碰了就会骂，弄什么博爱座嘛，优先席就是优先席，它就是诉诸道德，然后好像你不让座就是不博爱，那会养成一个对立。

我就看过，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老的坐在那边，旁边站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就打电话，我在捷运，讲得很大声，讨论前面这个什么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当场骂的，那个太太你没有那么老吧，只有五十几吧，也被骂。神经病，我感觉就是脑子坏，变成社会上就是会有对立，会有一个眼光，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当自己遇到呢，我感觉就很惨，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公共空间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臂尺之距嘛，你这个手臂长度的范围是属于你的，在外国很清楚，他不会去干扰你的。

台湾高铁禁止咬口香糖，我常常看到哎过来，什么态度啊，我嘴巴在动，关你什么事啊，你难道要扒开来看吗？目的是不要吐，对不对，那你要清楚，你执行要清楚嘛，你不能那么粗鲁，你凭什么，我嘴巴动关你屁事啊！而且人家有时候不是咬口香糖，所以我感觉那个东西规定都胡扯，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我本来想建议很多电视的朋友，建议他们就是什么做一个节目叫做《城市生活》，里面就谈交通一块，可以谈很久，然后找那些司机来，那个开车的公车司机，他们因为都开得很猛，那慢慢他们才知道要让都是这个意思，公车司机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上来的人要站好或者是坐好才能开，但是他们还要管票，完全是制度上的问题，跟你司机刚开始来进入这个公车司机的时候训练过程要很明确的。所以我就变成愤青没办法，每天就在那边骂，后来就算了，更大的都骂了。

但是这个都是很简单，就是你要不要让生活很容易呢？你说我们台湾的711便利商店非常方便，但是他们会做一个事，它也收衣服洗，像洗衣店一样，那很快就会把旁边传统的洗衣店消灭。我感觉这个不好。

当然做的好的部分是什么呢，譬如说711它的蔬菜，因为它基本上会契做，就是有契约的行为，它就会要求品质，会检查，不会有农药超量。而且他是跟很多小农合作的。就跟台湾一个水饺叫“八方云集”，我喜欢去吃。我说你这个高丽菜非常不错，他说他们是选过一种品种改变的，然后它就是跟小农契做，让他们价钱稳定，并要求品质，这个是最好的，能够提升他们这种你重视的东西，不会因为季节怎样而就乱加农药什么之类的。

我讲的其实都是，现代化进程里面很多东西会损毁，所以你要有这种心理，慢慢会走到后现代的，所以个人的工作能力跟个人的记忆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目光很厉害，你永远不会倒，而且在这个世界你永远会有一种自信有一个位置，这是很重要的。我不过是个拍电影的，但是我很清楚我不会去迷那些有的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