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 凰 娱 乐 出 品
采访/撰文：秦婉 摄影：宋如辉 牛牛
由张之亮执导，黄晓明、范冰冰主演的《白发魔女传》正在热映，该片拍摄时因黄晓明受伤遭遇重大挫折，最终成功问世，监制黄建新功不可没。在观众眼中，监制似乎只是片头字幕中的一员，近年来陈国富品牌崛起，才让人们意识到监制的重要性。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黄建新的职业监制生涯在新世纪初就开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港导北上的一块“敲门砖”。
《白发魔女》导演张之亮说，剧组里的人都很愿意与监制黄建新聊天，“他懂得专业问题，又能开开心心地沟通。”刚过完60岁生日的黄建新脸上总是笑意盈盈，“我喜欢看动画片，我的团队里大多是80后的年轻人，你们把‘知道’说成‘造’，这些我都懂。”问他是不是“外表温和，内心尖刻”，他却说“如果你天天发火，你一定就会拍人骂街，而我是开着玩笑就把事说了。文如其人，电影风格跟导演性格有直接关联。”
很难想象，这位独树一帜的第五代导演日后转型成了华语电影界最具经验的监制之一。刚毕业那会，中文系出身的黄建新分配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他发现在剧组最有决定权的人是导演，便立下了当导演的志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黄建新参加国际电影节，认识了侯孝贤、杨德昌、方育平、许鞍华等港台导演。1992年，张之亮在香港开公司做了一个亚洲计划，邀请他拍电影，当时他非常喜欢刘醒龙的小说《秋风醉了》，于是就拍了《背靠背脸对脸》，张之亮监制。“这个电影运气好，拍完以后就赚了钱，在国际影展前前后后得了几十个奖。”有趣的是，《背靠背脸对脸》原本有十三本的长度，当时交给了一个荷兰公司做全球推广，一年以后拷贝送回来，只剩下十二本，获得的奖项却仍然不少，提起这件事，黄建新露出自信的笑容，“只有十二本还得了奖，这事很逗。”
黄建新最早做监制的经历是在1994年，台湾的《飞天》剧组找他担任内地监制，拍着拍着，剧组就没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剧组，连借条都没打。到了1998年，黄建新从西影调到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黄建新成为管理者，参与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项目。
2002年，昆汀-塔伦蒂诺来华拍摄《杀死比尔2》，黄建新努力钻研国际税法和项目管理方面的概念，在谈判中争取到了合作机会，“当时上海（上影）也想拉他过去，最后是我们把他拉到了北京。我作为中方的监制来协助拍摄中国的戏份，那部戏有一个监制叫贝内特-沃尔士（Bennett Walsh），我没事老向他请教，他就给我讲了一些做监制的经验、体会、方法，那时我才知道，监制在美国的制片制度中，和中国完全不同。”黄建新坦言，自己最早理解监制的功能，是在《杀死比尔2》的片场，“昆汀在中国待了四个月，监制贝内特待了五个月，是提前一个月来的，他说这是必须的，这就是规矩。所以后来我做监制，几乎都待在片场。”
到了2004年，张之亮想拍日本漫画《墨子攻略》，找黄建新合作。“那是我第一次出任一个大片的监制，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剧组，跟导演一起去讨论所有问题。做下来以后，我发现监制这个位置很有意义，我会直接应对各个投资方，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不需要导演去面对老板，因为如果每个老板给导演提一个要求，导演就晕了。”
黄建新表示，管理中影第四公司、担任世纪英雄的常务副总以及某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些经历让自己在融资管理、商务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担任监制时，他会每天看财务报表、生产报表，通过他建立的报表系统，就会知道哪个部门发生问题，然后开会解决，让制片主任执行。“我也是被逼着学的。你想想，一个一千多人的剧组光签个人合同就要一千多份，每个人的条件还不一样，所以一部电影是一个临时聚合的工厂，有管行政的，有管法务的，有管人事的，有管生产的，有管财务的，是一个庞杂的系统。”
之后，黄建新辞掉了一些职务，越来越多地投入监制工作。尽管中间与陈可辛组建“人人电影”的短暂经历并不成功，但如今他已探索出一条产业合作之路，并拥有自己的工作团队。翻开他的监制履历，从内地的冯小刚、陈凯歌到香港的尔冬升、张之亮、徐克，再到美国的《追风筝的孩子》和《木乃伊3》，涉及类型跨度之大令人惊讶，也让业内对他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不知怎么了，大家都来找我，我就成职业监制了。”
近年来，黄建新的确再未执导讽刺喜剧佳作，一改当年的叛逆张扬，投入了主旋律的怀抱。一些怀念他早期作品的评论者这样批评他：“一开始很会拍电影，不迎合别人，到2000年之后开始迎合与改变，最后坠入到重复和失语的窠臼。”而面对这种批评，他不以为然，“如果我拍的东西，都弱于我前头拍的，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在严苛的环境下，他无法触碰和解剖某些内容，宁愿暂时不做导演，“做监制也能对中国电影有帮助。”而对于那两部令他声名大噪又饱受争议的主旋律商业大片《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他迄今仍认为，两片中对历史人物的展现有他个人的痕迹，“有人还给上头写信，骂得非常狠。”
如今，黄建新终于又开始筹备自己的新片，这部还不能透露具体细节的新作，取材自刚刚解密的重大历史事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能看到这位将叛逆存在心中的导演重出江湖的一天。
凤凰娱乐：您觉得大家尤其是香港导演都来找您合作的原因是什么？
黄建新： 一方面，我是在中国内地电影的环境下成长，与同行们的关系都比较好，另一方面，你这个人好，跟大家合作都很容易。我是导演出身，而且是那种思想乱飞的独立导演，我会比较强烈地保护导演创作的空间，在这方面会对投资方扛一扛。同时我又管过公司，有融资管理、商业管理的经验。
凤凰娱乐：对“监制”这个位置如何下定义？
黄建新： 以前，中国导演经常编闲话，导演头上有三十三座大山，八个出品人、几个总监制、几个总策划，然后还一堆策划一堆监制，然后数到三十多的时候才是导演。我们以往的监制大部分都是行政人员在挂，完全不解决任何问题。从2010年、2011年开始，中国大陆的制片公司和导演都意识到，监制这个制度是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大戏绝不是一家在投，而是分担风险。电影永远有一些赌博的成份在里头，多个股份在一个投资里，需要一个共同信任的管理人。这就跟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找一个职业CEO一样。监制其实就是投资者找的CEO，为电影做管理，而从导演角度看，他也需要一个懂行的，能够在资本面前挡一道墙，有更大的创作空间。监制这个设置是调和投资与艺术之间的矛盾的管理方式。现在国内有很多人找我，告诉我说，监制最难找，导演第二，然后才是演员。
凤凰娱乐：这两年，出现了“金牌监制”的称呼，比如像陈国富、陈可辛，但感觉您不像他们两位出现在幕前，打造自己的品牌。
黄建新： 我自己觉得这个（监制）是职业职位，监制有行业的认可就足够了，不需要做更多的个人宣传。你知道很多好莱坞大导演，很少记住大监制，但是大监制在他们行业里的尊敬度很高很高。我觉得不能都跑到台前去，大家是有分工的。我会监制像《白发魔女》《冰封侠》《智取威虎山》这样不同类型的电影，就是因为大家把我当一个职业监制看。
凤凰娱乐：于冬说因为《冰封侠》上映，才把《白发魔女传》的档期推迟？
黄建新： 对，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说别自己打架了吧。《冰封侠》有很大的问题，剧本的不完整性非常突出，连起承转合都没有。而且它不应该是上下部，但他们有投资压力要分期上映，而我提出了一些想法也没有坚持，这是我们应该总结的，规律就是规律，你自己去破坏规律，一定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我（监制）有失败也会有成功，每个监制都会有失败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万能的，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我们通过这些去总结去改正，去希望下一部更好就是了。
凤凰娱乐：这些年香港导演北上之后，口碑有些下滑，年轻导演也在冲击他们，您对他们的判断是怎样的？
黄建新： 正常，就像第五代出来就会顶掉前头，新的导演出来就会顶掉原来的，这个就是规律，必须遵循这个规律。电影的时空跟语境的关系非常密切，电影永远有当代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发现自己与当代电影的距离。比如说现在的爱情故事，年纪大的人拍不了。但是历史题材的大片子没关系，照拍。所以电影需要多种多样，不存在谁顶谁，更替是一定的。
我在釜山电影节说过“中国电影改朝换代”，这个其实跟政治跟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当年第五代导演，就是文革结束，政治、经济都在改革的同时，文化上出现了一批人。现在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步入世界局面，政治经济结构又发生一次新的变化，新的文化现象必然会产生，大的节点是历史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想的。曾经大家会给“这个代”“那个代”称呼，但都没成，因为历史没给你那个机会。大的历史变更中应运而生了一批人，非常正常。中国电影没有新的人怎么办，都说我们都在那儿蹦跶三十年，怎么还是我们在拍电影，自己都纳闷。
凤凰娱乐：您个人执导电影越来越少的原因，也跟“改朝换代”有关系？
黄建新： 没有。现在中国电影的状态，我想发言根本就发不了了。我以前的所有电影，永远引起争论，那就先放放，做监制如果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帮助，我就去做监制，后来做着做着，不知道怎么就做成职业的了。现在开始准备剧本再去拍。
凤凰娱乐：您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讽刺喜剧的代表作，这也是一种类型电影，为什么没有再更多的发展呢？
黄建新： 因为我的讽刺喜剧碰的面更直接吧，所以在有的时期就不容易……他们老问我说“《黑炮事件》现在还过得了吗？”我说我哪里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胡耀邦在管，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时期最开放的一段时间，文责自负。所以，像《背靠背脸对脸》这样的东西后来都很少了，大家后来说那个电影很深刻。有人说，那和80年代的比较，还没那些深呢！我们就只能聚焦于普通人，但是这个力量不够。你不去解剖某些东西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拍的东西，都弱于我前头拍的，对我来讲没意义。只有一天我可以碰比这个更深的东西，我才觉得有意义，这是我后来没有再拍的原因。
我后来拍了一些反思知识分子的电影，《妈妈到了更年期》，但不让我叫这名字，冯小刚给我起的名叫《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是对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反思，我一直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完成独立的性格，虽然也得了很多奖，但是它延伸的东西太晦涩了。后来我也拍了三部，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反思。因为我一直觉得知识分子对社会主流的影响力，如果不能建立起来，这个国家始终不能够成为强大的国家。
凤凰娱乐：您会不会因为有许多不能碰的东西，对现状有一些小的失望？
黄建新： 也倒不是，其实伊朗电影受到的压制比我们大得多。艺术作品其实跟完全放松没有太大的关联，常常是在最多规定的情况下，出最好的电影。完全松绑了，你所有假设的对象不存在的时候，你反而没激情了。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因为他有那样一个颓废的家庭，他对所有事情有深刻的认识，才有那么伟大的作品。
黄建新： 我还拍了两部我想用我的方法去拍的大电影，比方说对蒋氏父子的认识，对这边领导人战争胜利以后的狂欢表现，以及领导人的人性化表现，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议，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不对。
凤凰娱乐：就是在《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
黄建新：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有些很尖锐，骂得非常狠的，我都把那个信拿来看。
凤凰娱乐：还有的人给你写信？
黄建新：不是，就写给上头，转下来让我看的。这些都没事，都是人生的挺好的一个经历。
凤凰娱乐：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后这种系列就没有再继续了？
黄建新：你只有撞上了一个时期，而且那个选材你觉得有价值才会接。《建党》只是写了在民国初年，中国处于一个动荡之中，有两千多个政党，有二十个人想成立一个新政党，实现一个梦，没有总结也没有评价。而且那时候的人保有激情，对我来讲这个激情很重要，人的生命的价值跟激情有直接的关联。
凤凰娱乐：您现在如果回头再看《黑炮事件》，您还喜欢吗？还是有新的认识？
黄建新：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电影，自从我混录完了以后我永远不看，我电影院都不看，我就是习惯，这事就过去了，你脑子里的事已经完成了。
从《黑炮事件》送审修改通过以后，我就没看过。我刚拍完《黑炮事件》，大家一赞扬一得奖我很得意，那时候大家也赞誉过度嘛，说是完全不同于第五代的独树一帜的作品。到后来我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其实电影真的是，你越拍你就觉得深不可及，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东西。
凤凰娱乐：记得当时《黑炮》过审遇到问题，是吴天明导演帮您解决的？
黄建新：当时是计划经济，那一年正好是国家给企业涨工资，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很多年没涨工资了。但涨工资的钱从哪儿来呢，是要把电影卖给中影公司，我们投资花了60万，卖给中影公司100万，来发这个工资。结果电影往那儿一搁就回不去了（指审查受阻）。当时我压力大就大在这个，糟了，全厂没钱发就得骂我。吴天明就扛了，说这个跟黄建新没关系，是我决定卖的，我们当时都很感动。
凤凰娱乐：《黑炮事件》很叛逆，现在您还有这些叛逆的思考放到作品里吗？
黄建新： 我的电影里头，你去看看你就知道还在不，都在呢。我就是说三岁看到老，那个人变不了了，你指望他变，连门也没有。
凤凰娱乐：您在准备的新电影是什么样的？
黄建新： 可能随着年纪增加，会拍一些更大一点的东西，我一直想拍一个真正的，关于中国二战的电影。
这个题材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跟中国二战有关系，所有人都不知道，最近刚刚解密。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就没法说嘛，你要核实很多东西才行。
凤凰娱乐：这种是重大题材，会不会很难过审？
黄建新：我不知道，这些都没想。我一般都不想这些事。我就想着弄完了，你不过是你的事了，我喜欢是我的事了。
凤凰娱乐：您现阶段还会重新去看以前那些欧洲大师的经典电影吗？
黄建新： 有时候会，现在去看特别是欧洲六七十年代的导演，大部分都是思想家。前几年《电影手册》有一个讨论，说阿巴斯之后大师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因为世界文化的格局发生变化，从此再没有大师。现在移动终端已经在证实这一点。
凤凰娱乐：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黄建新： 我觉得有一部分道理，就是因为终端的平等，造成了诉说的平等和对强权话语权的解构，那么就造成了心理上的更加自由平等的一个对位关系，这个对人类是有整体影响的。所以我就说这个移动终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跟工业革命相匹敌的一次转变。
凤凰娱乐：那这样电影会走向衰落吗？
黄建新： 不知道，以前电视台的元老跟我说，电影不行了你到电视台来吧，但是他们现在又说电视台不太行了，电影火。我觉得终端跟电影院正好形成了两个机制，终端永远是一对一，没有群体关系。人离了群体关系是没有趣味的，一个人看足球跟一堆人看足球是两回事。这就跟你一个人在家里听摇滚，跟到现场听摇滚是完全两回事，所以“场”对一个人的生命是无限重要的，电影院就是一个场，所以终端跟电影院完全没有办法互相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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