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南卫视提供的数据，电视选秀自3月底启动后，这场以观众投票决定选手命运的唱歌选秀节目在一个月内吸引了约10万人报名，它的一场5进4比赛的电视直播累计吸引7700多万人观看。(《深圳商报》7月5日)

电视选秀让“快乐男声”尝到了“快乐”背后成名之路上的苦涩。“快乐男声”快乐吗？这是一个问题吗？或许，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

自2004年以来，大型电视平民选秀节目愈演愈盛，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使得大陆电视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大放异彩，2006年的电视媒体出现了一拨拨的选秀风潮，例如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和《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到2007年，这种选秀型的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电视上正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这些节目以打造平民偶像的口号，吸引了一大批不同年龄层的拥有成名梦想的人，同时也将数以千万计的观众锁定在电视机前，制造了一场红遍大江南北的娱乐盛宴。

如此宏大的景象，无法不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事实上也确实吸引了几乎全民性的目光，精英与大众不约而同地投入到这个集体事件中来，其中夹杂狂欢的喜悦、左派悲观的批判、宪政主义者乐观的民主发现，甚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广电总局都卷入这个原本发自民间的活动，出台了关于选秀节目的《通知》，规定选秀节目要审批，报名者年龄要满18岁，评委要有度等。围绕着选秀这个无法回避的文化事件，也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阐释、解读、转喻等话语的洪流，由之产生了诸如娱乐至死的快感、行为冲动的肇因与心理能量的释放、自由与压抑、娱民与愚民、商业逻辑与政治控制、民主机制的类比、阶层流动的解释，凸显出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网络群氓、舆论领袖、试图成为舆论领袖的人们歧义横生的态度，而观察这种态度本身事实上比观看这些选秀节目要有意思得多。

选秀节目在这里承载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在极度集中的视线和过度开掘的意义话语中被强行逼迫成一个意义集束的所在，成了一个挟裹了它本身所并不包含的意义与价值能量。娱乐无疑是选秀节目给人最直观也最切身的印象和体验。的确，节目中的选手们在选秀中一夜成名，貌似是个没有等级的草根民众崛起的过程，我们似乎有理由乐观地声称在这样的节目中显现了当代社会流动宽松的症候，并且这种流动所带来的快感副作用尤其强烈，媒体看上去是为了公众的愉悦不遗余力地在制造快乐的源泉。这种快乐的使用价值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以至于公众似乎忘了自己并不是在真正平等意义上参与的——你收看节目就要收看广告，你支持选手就要短信投票，没有免费的午餐。

原本籍籍无名的选手通过电视上个人才艺的展现、成长经历的回放、刻意煽情场面的安排，吁求起观众的支持需要。几方面综合的结果是，选手和公众的需要被放大，到了不得不满足的地步，媒体与其背后的商家满足了这种需要。于是，原本作为发泄渠道、释放压抑的娱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归根结底是满足了资本和利益的需要。

这是一场永不停息的追逐的宿命。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可能是一个在老板面前风风火火的白领，你也有可能是老师面前规规矩矩的学生，但是狂欢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放纵自身的机会，可以在比赛现场呼喊，也可以在网络上打口水战和拍板砖，在匿名的状态下，受众可以充分地享受着狂欢。同时，狂欢下选秀类的真人秀节目也满足了大众的窥视欲望。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并开始对主流文化进行怀疑甚至否定，他们试图打乱既定的规范和界线，对曾经被排斥和驱逐到边缘的东西加以兼容，把曾经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这种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正在以一种增长的趋势影响并改变着大多数人的心理和生活。因此，“快乐男声”快乐吗？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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