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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哲北京演唱会
十年之变化
变化一 以前明星居高临下，现在主办方比明星地位高
用杨健的话说这十年来港台明星进军内地演唱会市场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以前是明星居高临下，现在主办方比明星地位高。“以前港台艺人来内地开个唱，都不把顶级的东西拿给你，音响、特效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都在香港用。现在，港台艺人来内地演出，最好的东西都带过来，内地市场从技术到设备都比香港的高级多了。”
让王菲春晚唱《相约一九九八》是为内地个唱做铺垫
杨健说1998年那会儿他刚刚做内地演唱会市场，还没有什么业绩，请歌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找朋友下手，他就找到了王菲和张信哲，因为他们都是杨健私下的哥们儿，他力图说服他们来内地开演唱会。
“我说服王菲来内地开演唱会用了半年的时间，而且做了很多铺垫工作。1998年春节晚会，我当时是孟欣导演的顾问，负责港台和海外节目的策划，为了能让王菲和张信哲等港台明星来内地开个唱，我就策划了王菲和那英的合唱《相约一九九八》和张信哲、毛宁、刘德华的合唱《大中国》，当年谁上春晚谁就火，唉，我是用心良苦啊。”杨健想到从前请明星的前前后后叹了口气。
据杨健说当年北京有个不成文的内部调控，文化部每年只批三四个歌星，每人最多办两场演唱会，所以每场演唱会几乎都呈现爆满的状态。“那个年代网络和新媒体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现在广告商的介入、新媒体和网络的介入让明星更容易走到人们面前了。在那个年代除了演唱会和唱片宣传会上能看到明星，明星根本没有第三种形式跟大家见面。我记得张信哲1998年首体演唱会的票在两个礼拜之内就全部卖光了。开完这两场演唱会，王菲和张信哲都惊着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内地市场这么火爆。”杨健说自己在1998年开创了两个第一：一个是张信哲人生第一次演唱会第一场就在北京，另一个是王菲人生第一次个唱第一站在北京。
来内地“走穴”让港台明星尝到了甜头
从2002年开始，港台明星就开始大面积地转移内地市场了。“从那一段时间开始，港台明星们发现这种演唱会市场跟他们在内地的电影、电视和广告全部可以挂钩。以前从‘四大天王’到‘几大天后’从来没有走穴的概念，他们从前就是出唱片、办个唱，后来他们弄懂了‘走穴’这个词，就纷纷地来到内地，他们知道走穴是挣钱最快的手段。走穴多，广告多，封面多，影视多，知名度高，这些已经成了行业规律。”杨健说，“最早港台艺人来内地开个唱，都不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你，音响不是最好的、特效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都在香港用。现在，港台艺人来内地演出，顶级的东西都带过来，内地市场从技术到设备都比香港的高级多了。以前很多港台明星对内地演出行业是不在乎的，而现在港台艺人是争着要来，甚至还愿意联合投资，而且都是一线的歌手。”
变化二 以前拿批文比登天还难，现在只是手续问题
“1997年、1998年那会儿，为了等批文连续两三个月我们整宿都睡不好觉，这买卖成败就在这批文上！现在拿批文是行政单位跟你履行一个手续的问题。” 杨健说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办一场王菲演唱会要给报文单位五六百张票
据杨健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整个国家对港台演唱会的场次是严格控制的。演唱会市场全部统归到文化部手上，那个时候是只要能拿到文化部的批文，演唱会就赚钱了。
“那会儿对于办个唱的公司来说，不光是看你能不能拿到歌星的授权，而是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到文化部的批文，而且一个批文下来要两个来月。”杨健说，“当时，北京能拿到批文的只有一些国字头公司。那会儿一般大的演出公司不操办演唱会，只负责办批文，真正操办演唱会的是一些民营公司。我的公司当年就是其中一个民营公司。”
当时民营公司的开销在两头，一头是给国字号公司拿批文所需的承办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块，一块是现金，一块是大量的演唱会的票。杨健说那会儿他做王菲首体演唱会时，每场给报文单位的票大概是五六百张。还有一块是演出费用，这个费用是很低的，他当年做王菲的时候是120万人民币，包括请王菲的出场费和所有演唱会的工程制作费。用杨健的话说：“给报文单位的费用是在交学费。”
拿不到批文本合约作废、艺人有权再签约
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内地演唱会市场就开放一些了。非国字头的民营演出公司越来越多，大家手上的歌星资源也越来越多，申请办演唱会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就相应地放开了一些政策。在2003年的时候，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拥有了涉外演出资质，当年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批了孙建军的派格公司和杨健的嘉华丽音公司作为两个试点公司，属于A类演出公司。从这以后，杨健的嘉华丽音这个民营公司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九十年代末，港台艺人和内地演出公司的合约都有一条是多少号之前拿不到批文本合约作废，订金没收，艺人有权利和别人再签约。以前演出都先问你能拿到批文吗？现在去北京市文化局或者文化部拿批文是行政单位跟你履行一个手续的问题，而不是求着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杨健告诉记者。
变化三 以前看个唱先要票，现在主动买票
以前在北京有个习惯，人们看演唱会之前喜欢管亲朋好友先要一圈票。在国外，演唱会卖票的前三天就能决定这个演唱会的成败与否，但是在北京，一般要在最后几天才能看出演唱会销售的成败。
“在北京最成功的演唱会应该说是1999年张惠妹北京工体演唱会。张惠妹演唱会的现场、票房和人们对她热衷程度的综合指数都是演唱会市场的一个巅峰。第一，工人体育场一票难求；第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票卖光了，这是一个奇迹。”杨健回忆道。
1999年时，张惠妹在工体开个唱，所有媒体都对此新闻做了大量的报道。现场到了六万多歌迷，这是工人体育场最高的上座率。有媒体称：“当你看看全场满满的观众时，你必须承认流行音乐与足球一样，是最具激情活力，也是最具现场气氛的。通过这次演出你会感到流行音乐已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张惠妹的这场演唱会创下了人数之最和票房新纪录。它的突破性使人们再一次看到北京演出市场的消费潜力。这场演唱会也给老百姓自己掏腰包买票的现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老百姓比以前更愿意主动买票了。要票的人越来越少，市场培育起来了，人们有了买票的行为和概念了，这个改变就决定了市场。”杨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