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团长》历史绝境中的个人与家国
2009年03月12日 20:04新京报 】 【打印已有评论0

《我的团长我的团》,有些吊人胃口地将人物的背景置于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史之中。这背景足够壮烈,也足够有野心。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我认为,在《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只是让远征军的历史在当下“正面显影”这么简单,在电视剧中精心拍摄的惨烈战争场面,看上去处理的是“历史问题”,面对的,仍然是当下最困难的思想状况,诉诸的,仍然是精神萎顿下的刻苦坚守。

我好像没有办法不把《士兵突击》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理解和认识《我的团长我的团》,它们在精神内蕴上实在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当这两者并置在一起,我就发现,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环境对人的逼迫,被放置到了另一个极端,放置到了具有厚重感的历史场域中,放置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场域中,在《士兵突击》中略显象征性的环境对人的逼迫———比如说茫茫草原上被人忘记的五班,繁忙军营中被整编到只有一个人的七连———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就变得更为具体,也更为残酷:这是一场“只剩一条裤衩也得干掉日本人”的丛林绝境,是一场场毫无胜利可能的生死阻击……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开篇,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场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状况下,在国军一败再败的窘境中,在半壁江山已经沦落的惨淡光景中,“炮灰团”的成员,最开始就是龟缩在云南边境收容所的一群“烂人”,在偷鸡摸狗与无事生非中打发着在战争中苟且偷生的人生。溃败,断送了家与国,也消磨了人的意志。这其中作为叙述者的孟烦了最具代表———他有足够的聪明在战场上活下来,但他也不明白这么聪明地活下来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世界只剩下怀疑与不屑,怀疑到自己都“烦了”。他们这暗淡的人生,因为远征军而进入了酷烈的历史场景中。在这一历史场景中,一个假冒的团长龙文章,一个身份模糊的战争天才,如同剧中为他设计的角色一样,一个神汉,一个招魂的人,在战场中,不仅是救了这群只穿着裤衩的“烂人”的性命,而是在一次次与英军、与日军的对峙和对抗中,在撤退的潮流中,带给他们尊严,也带给他们一丝胜利的希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希望?等待这希望的,或许又是一场溃败,但只要在心底有了希望,人就会有所行动,逼迫人的环境也就会有所改变。在南天门酷烈的战争之后,在禅达小城自发欢迎他们的百姓的注视下,这群“烂人”不会再烂下去,他们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也在承担着家国的命运。

个人的境遇,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就这样开始与更为广大、更为厚重的家国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家国,也因为与个人的境遇捆绑在一起,而变得具体可感起来。在法庭上,当龙文章有些疯癫地将那些失去的国土、失去的生活记忆,用语言倾泻出来的时候,家国,就在记忆中复苏:就如同听到龙文章说到“爆肚”,生于北平的孟烦了会咽下唾沫一样。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我看到的一部相当认真的电视剧。这认真,并不只是让人津津乐道、也是耗费巨大的战争场面,这认真,渗透到场面的构图、气氛的渲染、表演的拿捏之中,渗透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关联与情感表达中。虽然这样一部认真的电视剧,有些无可避免地落到当下弥漫在电视剧周围的消费与娱乐的大环境中,难免要见到演员们流窜于各类电视节目从事各类拙劣的商业推广手段,难免会出现类似“零点抢映”的商业新闻,但我们如果不能从这样一部认真的电视剧中,去辨析这其中对于当下精神的建设与承担,那的确是我们批评者太不认真了。

□陶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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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子   编辑: 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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