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将来韩寒的杂志有多火，撰稿人的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道理还是很简单，能拿到高稿费的作者永远只能是一小撮。

关于古人稿费，顾炎武先生列过一个清单:

司马相如给陈阿娇写《长门赋》，600个字，得铜100斤(汉时一斤有258克)；杜牧给韦丹写《韦公遗爱碑》，500个字，得绢300匹；韩愈给韩宏写《平淮西碑》，1500个字，得绢500匹；皇甫湜给裴度写《福先寺碑》，3000个字，得绢18000匹；白居易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1400个字，得铜钱70万；王禹偁给西北军阀李继迁草拟委任状，300个字，得马50匹；杨大年给寇准草拟委任状，里面有一句话写得好(这句话只有8个字)，寇准额外付银200两。

如果您对汉、唐、宋三代物价有所了解，并从购买力角度一一换算的话，您会发现稿费最高的猛人是皇甫湜，这人一个字6匹绢，折合人民币2340元；稿费最低的衰人则是司马相如，一个字43克铜，折合人民币一块五。其他几位的稿费标准大致介于一个字16元到1200元之间。

皇甫湜一个字就能拿到两千以上，实在是超级猛人，而司马相如一个字一块五，放到今天也绝对不能说是衰人，因为韩寒同学办杂志征稿，开出的价码也不过只有一个字一到两块钱而已，就这还被媒体炒到了天上，号称已是“惊人稿酬”了。

幸好史书上记载的永远不会是历史的全貌，司马相如和皇甫湜等人稿费高，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稿费都高。比如说，宋朝有一哥们儿叫方回，给人写序，平均每100个字只有5文钱的稿酬，按当时物价，每天写一篇千字文，挣的钱刚够吃饭。我怀疑高稿费的皇甫湜们只是非常鲜见的非主流，而方回这等低稿费作者才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代表人物。

即便是那非主流的一小撮，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明朝艺术家徐渭，这哥们儿在杭州一衙门当师爷，替领导写过一篇只有600字的《镇海楼记》，领导谢他纹银220两，按当时购买力折成人民币，一个字竟有136元，比海岩和王朔还牛。可是我阅读徐渭的日记，发现他成名之后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请不起保姆，穷得当裤子。为啥？一个字136元的机会只有那么一回。

唐宋时期稿费最高的文体有两种，一是委任状，二是墓志铭。宋太宗在位时，翰林学士写一篇委任状，至少能换10匹绢，如果给富商或大官写一篇墓志铭，至少能拿铜钱50贯。稿费标准很可观吧？可是朋友们，并非每个翰林学士都有资格去写委任状，也并非每天都有富商和要员死掉，所以拿高稿费的机会很少，撰稿人之间的竞争却很激烈。唐朝后期，“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这情形像极了韩寒发出征稿帖后，几十万作者蜂拥而至，纷纷往他信箱里砸稿。

在这个低稿费时代，韩寒希望能用较高的稿费改善一下撰稿人的生活，愿望是好的，肯定也是真诚的。但是，不管将来韩寒的杂志有多火，撰稿人的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道理还是很简单，能拿到高稿费的作者永远只能是一小撮，而且那一小撮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杂志都有发行周期，即便韩寒每月发行一期，每期让一个作者写5000字，那稿费最多也就一万元而已。

李开周(河南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