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立波看来，上海人的幽默跟上海人的性格是一样的，比较含蓄(于楚众 摄)

周立波经常跟观众说他是宁波人，事实上，他的举手投足证明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人，最近这几年，他做了一件事情，用喜剧把上海人吸引到剧场。在一个处处讲究精致高雅的上海，喜剧似乎并不是上海人生活中必须的事情，但自从2006年以来，上海人开始觉得看周立波的清口跟听一场高雅音乐一样重要，周立波的演出场场爆满，不包场，不赠票，领导来了也要买票。两个多小时演出，观众的笑声高达600多次，这在任何喜剧演出中都是少见的。

演出前半小时，周立波在后台开始准备，他一丝不苟地化妆，头发梳得很规整，一根是一根。然后，他脱掉T恤衫，换上当晚演出的衬衫，穿上西服，在上衣口袋塞进一块褐红色手帕，这一切过程不像是登场表演喜剧，而是像去参加一个高级的派对。一切准备停当，他点上一支烟，同时提醒本刊记者:“我吸烟的时候不要拍照。”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不希望有一点影响到他形象的信息被传播出去。之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演出中，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在上海话与普通话之间穿梭，不管他说什么，观众都会笑。

采访是在演出前进行的，周立波说:“我们聊45分钟。”然后他提醒工作人员，到点提醒他。事实上采访超过了45分钟，他仍饶有兴致地侃侃而谈，当本刊记者告诉他可以结束采访时，周立波说:“我们还可以聊7分钟。”

在本刊记者眼中，周立波在进入演出状态后，就像用程序设计好的一样，井井有条，或者说这就是典型的上海人特征，把看似平常的事情都做到极致。

周立波1981年就进入剧团，主要演滑稽，但随着滑稽的演出市场逐渐萎缩，他开始做生意。做了10多年生意后，在朋友建议下，他又回到了舞台。事实上，滑稽戏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于是他琢磨出用上海话表演脱口秀，他称之为“海派清口”。“叫清口，是针对北方的粗口黄口，按照他们这个来的。海派清口，就是一个人一张嘴一台戏，120分钟，简简单单。”周立波说。

没想到，清口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也让周立波处处都感觉非常良好。如果说上海人经常用一种特有的文化来展示自己的优势，那么，周立波同样也在用他的成功来向同行展示一种艺术的优势。他和上海人不愿直接袒露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一样，他也不愿去过多评论同行，即便偶尔批评几句，最后也要用话找补回来。“2006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整个上海的曲艺现状，我是非常不满意的。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这些东西不应该越做越低，因为他们误解了老百姓，误解了群众，他们认为群众就是小市民，其实不是。我想出来，为上海这座城市说话，没有人说你要为这座城市去做什么，我是自觉自愿的。”

周立波认为，北方的喜剧一直是用丑化一个人来达到喜剧效果，包括上海人，也被北方的喜剧给丑化了。“为什么我们搞曲艺的人会把一种非常极端的例子作为一种常态？我觉得他们没文化。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透析程度不高，你觉得除了去丑化一个人可以给你带来‘笑果’以外，不能在思想上和观众达成共鸣和沟通，所以让相当一部分有文化层次的人抛弃你了，懒得看你了。去看看BBC吧，看看Discovery(《探索》)吧。”于是，周立波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来重塑上海人的形象:“我说‘小沈阳’也好，赵本山也好，都是很伟大的演员。但是，要选对你的观众群，文艺类的彼此沟通是层面上的，我希望没知识的人演给没知识的人看，有知识的人演给有知识的人看，我们要细化。我为什么说周立波海派清口不走出上海，那只能说我是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人，对文化区域认识很清醒的人。”

周立波对巩汉林在喜剧小品中歪曲上海人的形象感到不满，“我觉得幽默也好，调侃也好，首先你要是善意的。有种东西就比较有恶意，比如说巩汉林，上海人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你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依据的，这就不好玩了”。周立波更希望自己的清口超过以往的民间曲艺形式，不管是相声小品还是滑稽和二人转，他认为传统喜剧形式最终带给人们的目的是笑，而清口是以笑为手段，目的是一种主张——让观众笑着接受他的一种主张。事实上，周立波强调的这一点，就是希望有层次、有知识的观众能理解他的思想，他认为思想是他的清口的核心，而不仅停留在笑的层面上，这样的主张应该与这座城市的人的素质相吻合。“海派清口更多是我个人阅历的一种展示，我是希望，观众能够跟随周立波一边笑，一边体会对这座城市背后的思考，所以我希望你把笑声留下，把思想带回去，把思索带回去。”周立波希望能创造一种高级幽默。

一直以来，在舞台上，幽默被北方人把控着，这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就越传统，民间曲艺也就越发达。在民间曲艺与商业尚未完全结合在一起之前，它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而经济发达地区，民间曲艺逐渐被都市文艺取代，这也造成了在中国越往南人们的幽默感越弱的现象。在周立波看来，上海人的幽默跟上海人的性格是一样的，比较含蓄。“我以前开过一个玩笑，说和北京哥们儿谈话，感觉他不是刚从中南海出来，就像谈完话马上要回中南海，舍我其谁的那种感觉。上海这座城市很繁华，但这座城市大体上都很低调，然后低调就被认为胆小。幽默是需要智慧的，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应该说我是博览群书，我的知识结构很庞大，海派清口就是要有很大的知识结构做支撑的，否则你说不出。一直在传统里打转不好玩，除非你是在三级、四级城市里。农村应该有农村的文化，大都市应该有大都市的文化。我没在说段子，真正的高手是没有套路的，相声有很多逗哏、捧哏，三翻四抖，你看不出我有套路来，因为我是玩逻辑，玩观点，玩出其不意的，看30场可以笑30场。”

周立波的表演没有彩排，这一点跟很多传统曲艺的表演一样，当练到驾轻就熟的地步，张嘴就来了。实际上，这种信息密度很大的清口是需要积累的。他说:“每天我的阅读时间在三四个小时以上，我差不多每天有14份报纸要看，浏览，挑选精读。我在台上是真正做到一边思索一边表演的。你们看到我在台上很从容，观众也会让我想，说错了也没问题，很放松。但是我这种表演方式实质上是一种难度很高的意识流的，形散而神不散，我说得再远我都能转回来。”

谈到他的幽默与赵本山、郭德纲的幽默的区别，周立波说:“他们的幽默是物理上的反应，郭德纲或者赵本山，不是不好，只是很直接。我更多是精神上的会意。我可以说一半让他们去想。这是两种境界，是面对不同人群的。”周立波又补充一句:“也没有说谁高谁低。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他们能不能认同，就是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感受。一定要有自己的观众，演给喜欢你的人看。”

谈到上海人的含蓄，周立波认为，上海人既不会随便拿自己的亲戚或对方的亲戚家属开玩笑，也不会在一群朋友中间讲过分的笑话，而是很注重分寸。“比方说我绝对不会让人看见我裸露，我抽烟都不会让人看到。上海人比较追求精致，我追求精致是为了我的观众，因为你没有精致的生活哪来精致的作品。”

在采访中，周立波反复强调他的海派清口不会走出上海，并且他对自己能扎根上海并且获得上海人的认可感到自豪，这种反复强调有时变得有些刻意。

“我从来没有跟赵本山、郭德纲有过接触。”周立波说喜欢独处。但在他的意识里，他希望能与非海派文化划清界限，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他算了一笔账:“上海这个市场相当相当大，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出去，而且出去找不到你的文化和共鸣。上海我就算1000万人吧，听得懂上海话、喜欢周立波的200块钱一个人，主要是市民。我现在一年算100场，13万人，1万人里有1个，万分之一，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不会出去，出去是个很好的活儿，不是因为钱，因为很多演员他们演戏是为了生存，他们可能担心明天饭怎么吃，后天是不是评国家一级演员。这些十几年前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做到了充分意义上的财务自由，我现在所拥有的已经完全可以维持我的尊严和我的爱好。我是演员中比较少数的懂得放弃即是得到的人，《笑侃三十年》起来以后，我不是扩张，马上收缩。而且我说到做到，不上电视，外面邀请了很多很多，北京都来人，说要做，但我不出去。”但是周立波强调:“走出上海就是走出国门，今年可能会在美国，美国的上海商会，因为上海人全世界都有嘛。所以我的心态挺公益的，也不影响我赚钱。因为有时候刻意想赚钱然后名利双损了，这种事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这就是南北性格上的差异。如果我是‘小沈阳’我就出去了，我觉得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周立波很热爱上海，他的《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无不透着对上海的热爱，他希望通过他的表演让上海人更热爱上海，让误解上海的人重新理解上海，只是因为方言限制，让上海之外的人无法直接感受他的想法。他说:“我们上海人能听懂北方的相声，你们北方人听不懂我的清口。”这也许是上海人的优势，但也正是人们误解上海的地方。扎根上海，有可能最终变成了自娱自乐。

不过，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不想从上海走向全国，至少这种接近西方脱口秀的表演形式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至少在周立波眼里，已经看到一种不仅有别于传统幽默方式的表演，而且也在告诉同行，如何去开拓曲艺表演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即便这个区域的人生活不精致、不含蓄，也一样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