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
在湖南卫视的《歌手》（原来的《我是歌手》）节目第三期，作为这个节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创作型民谣歌手的赵雷，凭借一首《成都》获得第二名，排在众多成名已久的老歌手前面，引起巨大关注。他之前的作品《南方姑娘》《画》《我们的时光》《三十岁的女人》再度热起来，他的出场价也水涨船高，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话题：民谣的春天，是不是已经来了？
赵雷不是唯一一个获得大众认可的民谣歌手，这几年，被更多人知道的，除了他，还有李志、马条、川子、马頔、陈粒、宋冬野、赵雷、陈鸿宇，他们的演出场所，已经越来越高大上了，他们的演出报价，也越来越高了。
“好妹妹”在工体开演唱会，李志的跨年演唱会，是在五棵松体育馆这样的地方举行，这个场地，能容纳一万八千人，2016年底，他在南京举行跨年音乐会，观众将近一万人，和同时期的王菲演唱会的到场人数相当。“好妹妹”工体演出的票，在半个月内卖光，赵雷去年的十几场巡演，上座率九成以上。与此同时，马条、川子、马頔的演出报价，已经到了10-15万，“好妹妹”乐队是30万元，李志参加拼盘演出的报价，就有30万。
“十三月”唱片的CEO卢中强先生，曾经为了“民谣在路上”，卖掉自己在苹果社区的房子，但2016年一月，“十三月”宣布获得来自某机构的A轮融资，估值过亿，而他认为“其实我们还是被低估”。而汪峰创办的“碎乐”机构，着力重推的，就是创作型的民谣和摇滚歌手。
民谣歌手，不只在市场上得到认可，甚至开始登上官方认可的演出场所。羊年春晚，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几首气质清新的歌：刘欢的《从前慢》，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以及原定由鹿晗等几位“小鲜肉”演唱的《同桌的你》《那些花儿》《一生有你》《光阴的故事》。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否得出一个结论，民谣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如果只看现象，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为这个结论找到理由，例如，流行音乐创作的匮乏，给创作型歌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九零后的成长，给这类清新接地的作品，提供了一大批听众；网络支付的便捷，酒吧文化的兴旺，让歌手可以获得收益；还有，城市化加速带来的焦虑感，让人们愿意在民谣作品描摹的风花雪月出走流浪中寻找慰藉。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民谣的爆发。
但民谣爆发，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民谣从创作到推广，都是低成本的，市场选择民谣作为流行音乐再度崛起的突破口，就是因为它的低成本优势。
八十年代，港台建立起成熟的音乐工业，九十年代，内地模仿港台，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音乐工业。但现在看来，这套工业流程的运营成本，实在太高了，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打造歌手，一旦歌手被选定，进入这套流水线，唱片公司就要为TA配备庞大的创作、制作班底，从生活到训练到宣传推广，全方位照顾，歌手被照顾得无微不至，迅速成为神秘的神话人物。但在那时，高投入也意味着高收益，所以，凭借民谣作品进入流行音乐工业流水线的陈淑桦，在几张畅销唱片后，能过上一线明星的生活，开豪车住豪宅。
这种模式，在流行音乐市场的黄金时代，是行得通的，一旦遇到市场萧条，就难以为继，2000年后，网络兴起，歌曲下载无法控制，唱片公司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模式迅速崩塌，许多歌手就此被甩在了沙滩上。那种传闻于是不断出现——年少成名的歌手，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生活能力，从情感到生活到事业，都开始陷入崩溃。甚至不只歌手遇到这种情况，连一些和唱片公司建立起了长期合作关系的词曲作者，也都突然有了失去照管的恐慌。
2000年后成名的民谣歌手，却是在低成本、野生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或者单打独斗，凭借一把吉他走江湖，即便有乐队和经纪人，也都采取最低成本运营，有演出有录音则聚合在一起，没演出各自求生。他们的录音作品，多半是独立制作，制作低成本，推广低成本，在演出现场或者网络售卖。他们的声名，也是通过一场场演出，一首首歌积攒起来的，歌迷和歌手之间，是一种强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是应需求而生的，从形式到情感，都和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生存能力，也超过被唱片公司保护起来的歌手。
娱乐资本，敏锐地发现了这点，对这种低成本模式欣喜不已，他们不需要发掘、培养歌手，不需要提供助理、经纪人、保姆，不需要设置宣传推广机构，只要在民谣歌手成名之后，再提供一个促进进一步爆发的平台，例如真人秀节目或者综艺节目，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所以，民谣歌手当下的胜利，未必是他们个人的胜利，也未必是民谣音乐的胜利，而是低成本优势的胜利。但这些歌手一旦被收割，进入更大的市场之后，身价必然水涨船高，但好在他们本来就来自市场，是野生歌手，只需要继续放养，适时收割，就能维持一个流行音乐市场的繁荣。
至于未来怎样，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吧，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唯一不变的是，熙来攘往为利益奔走的热情。
（作者/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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